有话只对皇上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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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睿智地看出其中不少放屁之处。
一前一后几十年，李哥何以糊涂至此？倒也不至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兆，研究一下李哥的生平，就知道他写出后一篇文章来也挺正常。李哥的一生说穿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在大都市的写字楼里抓出个西装笔挺脑门发亮的小白领来，问问他愿意和老板女儿结婚少奋斗二十年，还是和下岗工人家庭出身的女朋友有情饮水饱；想必多数都会选择前者。李哥和这些人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他忒牛而已。
当年，李哥还在楚国城乡结合部蔡县上班，做仓库保管员，工资很低，想谈个恋爱都不行，没钱买房。年轻人嘛，有上进心，对学历对现状都不满意，有点牢骚很正常。当他看到厕所的老鼠瘦小猥琐，仓库的老鼠脑满肠肥，估计触景生情，特别感慨：人哪，就是厕所老鼠和仓库老鼠的区别！
那一天开始；李哥就树立了朴实无华的人生观；立志做一只仓库老鼠。这志向很现实，也很朴实，为了什么事业而献身太不切实际，能混个宝马别墅二奶就不错了。普通人做做这梦也不错；关键是李哥具备了超人的才智和超强的毅力。一般来说；超人都应该具备拯救地球和全人类的高尚理想，可李哥成天想着给自家粮仓里多添点粮，这貌似不是件好事儿。
树立了远大理想；李哥决心拿青春赌明天；交了辞职信；顺手偷了些国家财产变卖换了学费，二十六岁的有志男青年跋山涉水走了二十多天跑到著名教授荀子门下，成了荀教授的学生，学习“帝王之术”。领到毕业证后；李哥和导师告别，斗志昂扬地发表了一篇毕业演说，大概意思是：目前的国际形势，明显秦国占了上风，秦王想统一中国，正需要人才。我呢，不管做什么，反正一有机会就要上。人活着，却甘于卑微，不争取富贵，这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李哥壮志满怀地走了。倒是荀教授忧伤得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神经质地唠唠叨叨：李斯将来肯定要坐牢，坐牢倒还算好，就怕被枪毙……
李哥在秦国混得不错，凭借一手精美绝伦的小篆得到了风云人物吕不韦的赏识，还勾搭上了赵高；顺利求得老板政哥的接见。眼看着李哥“仓库老鼠”的理想已经在远处招着美丽的小手；意外发生了。韩国人郑国借着到秦国修水利工程郑国渠的机会，大搞间谍活动，事情一败露，政哥气昏了头，下令把秦国境内的老外全部驱逐出境。
李哥急了。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当一只仓库老鼠么？其他国家很快就要玩完，要是自己作为老外永远不得秦国重用，这辈子就完了。不是李哥想深入虎穴，不是李哥觉悟高；实在是有关自己切身利益。此时，李哥的绝世才华和决断力就体现出来了，不成功就成仁，冒着杀头的危险，《谏逐客疏》惊艳亮相，震得始皇帝政哥魂飞魄散，双眼冒光，赶紧下达最高指示，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
《谏逐客疏》写得好不好？废话。问题是，李哥下笔时估计惦记着的压根儿不是有才之士和老百姓；而是当年厕所里那几只瘦骨嶙峋满身沾粪的耗子。当厕所老鼠还不如去死！李哥心中默念“老子死也要以一只仓库老鼠身份去死”几十遍，写出了一篇冠冕堂皇的盖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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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最后不罢休（2）
后来李哥一直混得挺好，还被任用为CEO。但是他太在乎他囤积的粮食了，生怕有另外的耗子抢走。所以，当领导对同门师兄韩非表示好感的时候，他用阴招杀了师兄。无它，师兄的专业水平他再清楚不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了事。
公元前221年，政哥统一中国，意气风发得紧，笑傲江湖之余又有点幸福的烦恼，怎么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呢？这事儿依稀仿佛没有前例可借鉴啊。于是召集下属开了个例会。总经理王绾显然没啥想象力，意见非常过时，非常乡土：俺觉着还是跟以前一样，分封制好了，分点田地给几个贵族子弟，封个王侯啥的，嗯嗯，挺好，挺好。李哥很不爽；提出自己的意见：设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免得个别别有用心的人闹个起义造反啥的，闹心。
政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追忆艰难的人生道路，展望光明的未来，最终采用了李斯的建议。但是后来几年王绾那一派一直不消停，时不时还搞个小演讲小沙龙宣扬分封制，政哥有点冒火。李斯顺水推舟，发了个计划书给上司提议焚书，即《议烧〈诗〉〈书〉百家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阉割事件就此悲惨发生鸟。
照李斯的见识和阅历，丰富的###经验，不可能预见不到焚书坑儒会带来什么，但是他偏偏还是做了；手段狡猾而残忍。
你秦始皇不是统一中国后就牛烘烘鼻孔朝天么，我就先来捧你“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这么和谐光明的时代，一群读书人嘴巴上还老从前怎样怎样；太不识趣了。有意见的；杀；乱说话的；杀；敢私藏禁书的，割鼻子；一不小心宣扬了禁书内容的，杀了再暴尸街头；有人张着大嘴乱提意见的，杀他全家……
焚书的第二年，李哥又当了回帮凶——坑儒。很多读书人被活埋。对李哥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是两点。其一，迎合领导的心理，讨领导高兴。其二，杀了有识之士，控制言论，能有效预防老鼠们抢自个儿的饭碗。不顾一切，从不左顾右盼，完全从自己利益出发：这是李哥一生的纲领。华彩文章下，貌似偶像的幻灭，事实上，李哥从未改变，不到最后不罢休。
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为了利益，李哥丧心病狂，杀太子，拥立跟自己利益相关的胡亥上位，最后反被赵高暗算，死得极惨。
小官吏的野心与壮志抵不过命运的大手，也抵不过太监的裤裆，到底风流云散。
晁错
晁错 （前200 —— 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治主张纳粟受爵，并进言削藩以巩固中央集权。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畏惧，遂将晁错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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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1）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圣明的君王统治国家，老百姓就不会挨冻受饿，并非君王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做衣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在位时连续九年水灾，商汤在位时连续七年旱灾，但却没有饿死的人，甚至连饿瘦的人也没有，这是因为贮藏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不亚于商汤、夏禹时，又没有遭到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比不上商汤、夏禹之时，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湖沼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都回乡务农。
论贵粟疏（2）
百姓生活贫困，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产生于不发展农业生产，人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迁徙。这样下去，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百姓去作恶。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有了轻暖的皮衣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有了美味才吃；饥寒折磨着身体，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因为是懂得这道理，所以督促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多渠道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确保百姓生活。
老百姓的去留，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分东南西北的。珠宝玉器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众多的人们还是看重它们，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宝玉器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得以轻易地背弃君主，而百姓不费什么力气就能离开家乡，盗贼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坏事，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长在土地上，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需要人力去收获，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会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两个人为官府服劳役，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松土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得砍柴烧炭，为官府修理房屋和服其他劳役；春天无法躲避风吹灰浸，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浇淋，冬天不能躲避寒冻，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可以休息；他们还有许多个人的交际往来，要吊唁死去的亲朋，看望生病的亲友，抚养孤老，养育幼儿，这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规定的数额，到了晚上又会增加许多。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以完税，家中无粮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本钱大的就囤积货物，以获取加倍的利息，本钱小的也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牟取暴利。他们每天都到市场上去游逛，趁着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哄抬物价，所卖物品的价格比平时高出一倍以上。因而商人家中的男子不必耕地耘田，女子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却一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也必定是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夫劳累，却据有田地上的收获物。依仗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结交王侯，凭借资产欺凌弱者；他们到各地遨游，车一辆接一辆，络绎不绝。他们坐的车子十分坚固，拉车的马十分肥壮。脚上穿着高级的丝质鞋子，身上穿着华贵的绸缎服装。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今天的法律虽然轻视商人，而商人却已经既富且贵了；虽然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却既贫且贱了。因此，一般的凡俗之人所看重的，是君主所轻蔑的；也是官吏所鄙视的，但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背，好恶颠倒，像这样下去，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畅行，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使人民全心全意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了。要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