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大移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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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持续的四天中，华埠至下庄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当时勉强还能有指挥能力的开化县委、县人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了十部卡车，装载了五百多名民兵，赶往杨林，才把集结起来的四千多名当地持械的武装老社员强行驱散。
一场大规模械斗平息了，但杨林的新老社员关系已经严重对立了。
参加座谈会的徐启东、郑启善动情地说：“‘2·19’事件之后，开化县委、县政府瘫痪了，我们柏林和高坂两个大队的一百多移民也无法生存，回淳安排岭向故乡的党政领导倾诉。淳安的党政机关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瘫痪了，我们无处控诉那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跃进式移民，无处倾诉那个时代酿成的苦酒，这苦酒要由我们移民自己来喝，这不公道。”
水库移民是一种国家行为，被迁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的迁移，国家在安置水库移民时大多将移民后靠或将移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山区，但受淹区的移民原来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线相对富裕的地区。他们移民之后，生产、生活反差都比较大，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移民，到一个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农民腾出的旧房子里，住房紧，农家具少，他们踏上移民路之后，身上就积聚起一股怨气。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当时的“一平二调”，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山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不论是独立进队还是插队安家，新老社员开始一段时期的“磨合期”，难免“擦枪走火”，矛盾加深。一场场的械斗，就是这样遭受不平等待遇，积累起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直至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参加冲突械斗的双方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生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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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苦难与争斗（1）
如果说异地移民容易产生矛盾冲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就地上山安置的移民，与老乡在一起，应该比较容易融合吧。事实上也确如此，新老社员之间、后靠大队之间关系还比较和谐、融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置速度加快，安置数量增大，安置工作粗糙，潜在的矛盾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安置地排挤后靠移民，不给移民宅基地，移民被迫停止生产，新老社员矛盾激化，不少移民就被迫卷起铺盖重迁了。
我们来到坐落在千岛湖东北角的富文山。山外精彩的改革开放政策早已把泥墙屋翻建成钢筋水泥的小洋房了。但这里还是“江河依旧”，一座座山脚下树林丛中掩盖着一幢幢泥墙屋，这幢幢泥墙屋都凝聚着历史沧桑的痕迹，风雨的冲刷，泥墙上的石灰已经剥落，墙面也已凹凸不平。有的泥墙屋大门紧闭，四周已杂草丛生，据说是携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去寻找新的生活了。
在方家畈村我见到了一位耄耋老人方银汉，这位80岁的老村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年高八旬的老人。我们一提起后靠移民的话题，他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方银汉老人对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后靠移民路总感到愧疚，他觉得对不起同宗同祖的方氏后代。
“我们老家原住在山外的富文公社龙泉庄大队，全村72户309人。我村到铜官虽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我们村地势高，据说水位高程超过80米。1959年大规模的迁移高潮涌来的时候，公社里曾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做好后靠的迁移准备，我们都以水漫不到我村为由推掉了。1960年元旦过后，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一个样，到了5月份，我们村几幢低洼地段的房子被水淹进了，当时县移委要我们搬到离龙泉庄22里路外的漠川大队。那时龙泉庄有句俗语：‘宁可出外一尺，不愿进里一寸。’意思是都愿意往有土地的山外搬，不愿住到山里去。对漠川这个深山老林，全村人都不想去，但是水已经涌进我们龙泉庄的七十多户农家了，无奈，家家户户只得往村后的山上搬。”
方银汉老人对土地的渴望是太强烈了，他认为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因此，他给四个儿子分别取名田水、田中、田泰、田志，最后要为拥有田而得志。漠川当时已有三百多人口，耕地人均不到一亩，再涌进三百多人，已经闹饥荒的龙泉庄人肯定要饿肠刮肚，他手一摊告诉我说：
“龙泉庄人向何处去？当时，全村人都没有了主意。
“当时我和大队长方泽南真不知所措，这时，县移民办主任和公社书记来到我村，把方泽南大队长带到公社里去了。公社书记威胁着方泽南说：‘你不同意后靠搬迁到漠川，就开除你的党籍，撤你的职。’方泽南心中也盘算开了，‘移到开化、桐庐、建德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在闹饥荒，现在已有不少人倒流跑回淳安来了，外迁也不是一条好路。到漠川，那里有山，山农有山就有饭吃。’方泽南答应了。我和方泽南也就开始往漠川搬家了，龙泉庄的其他农户也跟上来了。到漠川三天后，大队里给我们定工，男劳力一月出工28天，女劳力25天。龙泉庄到漠川有二十多里路，要做到搬家出工两不误，我们村移民搬家歇歇停停，前后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许多农家具放在山上日晒雨淋，人人见了都心痛呀！”
5．苦难与争斗（2）
方银汉老人接着又说：“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就那几年生活艰苦。我们龙泉庄三百多人全部插在漠川大队的五个生产队里。漠川五队所在地的方家畈当时只有三幢房子，一百二十多龙泉庄人住在哪里？土改时，原地主刘竹林的一幢房子分给了三户漠川人，他们住得也很挤，这幢地主屋里又住进了三户龙泉庄的移民。我家当时祖孙三代七口人，就住在一户老社员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厨房里。第二年，我们方家畈独立建立大队，我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方田水他们四兄弟又小，大队、家庭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身上，家里养猪、养牛，每天要上山割草，有一天，在月光下割下了两担草，累倒在地上睡着了，等天亮醒来，见自己是睡在坟堆上。”
我问：“那几年天灾人祸，全国人民都是过苦日子，但你家七口人，一间厨房怎么住呀？”
这一问话又打开了这位老人的话匣子，他眉头舒展了一下，又说开了。
“国家采取‘一平二调’，我们搬到方家畈，山、田、地国家没给老社员一分钱，我们村里三百多亩田，五千多亩山全部做了奉献。新老社员都感到吃了亏，但我们新社员搬家把家底搬空了，日子肯定比老社员艰难，特别是住房，我们搬到漠川第三年才兑现移民费，同意我们建房。一家人在老社员厨房里整整住了四年，现在想起都感到寒心、可怕。”
我问：“你家一共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费？”
这一问，方银汉这位说话一向轻声轻语的老人一下放开嗓子粗声地说：“国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费每人478元，按这个数，我家应得3346元，而我家只拿到房屋折价费1221元，搬家费每人9元，全家63元，总共拿到国家移民费1284元，人均只有元。村上其他户的移民费跟我家里差不多，大都只拿到国家规定的40％左右，漠川这里的山、地、田国家又没花钱，其他的钱不知到哪里去了。”
方银汉老人最后感叹地说：“说起移民几天几夜说不完，但有两件事一想起，我心里就感到有一种负罪的感觉。一是一百八十多人重迁江西，二是方寿平堂兄一家‘黑人’四十多年的艰难岁月。”接着他又十分沉痛地说了这两件事。
“我和方泽南带着71户龙泉庄的人来到漠川，我们这71户几乎家家都带亲沾故。1969年，县移民办动员我们重迁江西，我当时是方家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向公社许下愿，方家畈250位新老社员虽然人均只有五分田，今后，我们靠自力更生创业，不要国家一斤救济粮，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救济款。公社和县移民办听到我这誓言，也就答应我们留下来了。但漠川大队新社员的命运就苦了，漠川大队近400人，大队里主要干部的位置都是老社员坐着，新社员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境地。重迁江西的消息传到漠川，大队里的几位干部就放出了风声说：‘这次漠川的新社员一个不留，全部叫他们移走。’漠川的龙泉庄人来到我家请我相助，我真想帮他们一把，让方氏的同宗后代留下来，我当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9年12月，漠川的186位龙泉庄人全部搬到了江西省宜黄县二都镇的一个山头上，快40年了，我们之间的亲情都割断了。第二件事至今也是我的一块心病，1960年5月全村71户行军搬迁到漠川，就是我的堂哥方寿平一家逃到山上不肯移，他带着三个还没成年的儿子在龙泉山上搭起茅棚，过起了没有户口的‘黑人’生活。水一天天往上涨，他家的茅棚是搭了拆，拆了又搭。拆棚时，他那不足10岁的老二方新七滑下水库的库沿，就再也没有爬上来。上世纪70年代，公社里想把他家的户口落在龙泉山后的青田大队，青田大队的干部认为，落下户口，就要分粮分钱。因此，任凭公社怎么做工作，青田大队就是不给落。到了1984年，山、田都承包到户了，我就与几位村干部商议，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堂哥一家的户口挂在方家畈，但他们一家今日仍住在离方家畈三十多里外的龙泉山头上。在国家的山上偷种着庄稼过日子。现在我堂哥已过世，老三方新来今年51岁了，还是光棍一个，老大方新六的二儿子由于没有人管教，去年行骗被抓，判了七年徒刑。”
5．苦难与争斗（3）
最后，方银汉老人深深叹了一口气，十分感慨地说：“我家老大方寿平在移民路走得太坎坷了，最近，我们才发现，他当时房屋折价的1157元钱还挂在淳安县档案馆移民的花名册上，由于逃移，近50年了，他家移民时七个人，至今移民费一分也没有拿到呀！”
在江西省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东山林场调研时，见到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树春，提起移民后靠的话题，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这位快80岁的老人也忍不住手颤抖了，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东亭公社水坂大队20户，103人，1959年2月，步行行军移到郭村公社下胡宅大队。在下胡宅七年，受排挤七年。1966年12月，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跟着移民的火车全部搬迁到黎川。我们在福建省光泽火车站雪地里住了一个月，也不后悔。”接着他跟我讲起了受下胡村排挤的方方面面：
一是排挤移民的干部；二是新老社员分队结怨；三是刁难移民，不给宅基地；四是工业品奖售票只分给老社员，不给新社员，干部贪污多占；五是政治上、经济上排挤移民。老人最后说：“当时政府安排后靠移民问题确实太多，土地少，人口多，形成新老社员矛盾也很自然。迟走不如早走。我们不走，新老社员肯定要闹事。”
我在浪川乡沙众村和汾口乡村坑、业岭村调研时；他们跟我说起了43年前那场争夺土地的械斗。他们说：“现在想起，也心有余悸。”
沙众大队和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争夺山地时，曾发生不少纠纷。沙众大队认为：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开垦出的大量山地属于原来湖村的，应该夺回归自己种。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则认为：库内的山林已被国家征收，国家的山谁开谁种。1963年，沙众大队派出一批社员到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原来种桐子的一座名叫钱金山的山上挖山。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一边向上级控诉的时候，一边就筹划着用武力抢回自己原来种玉米的钱金山。
1961年5月20日晚，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月岭坞召开两队的社员大会。会上，两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大会上说：“我们两个大队要生存下去，就要把沙众大队抢挖去的钱金山夺回来。”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村坑、业岭劳动规则联合合同》在大会上宣读了一遍。“合同”中规定：一是苞芦山按当日出勤劳动力分配，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二是在挖苞芦山时，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小伤包医，大伤包治，同时负责他全家生活费，如重伤治不好，发生死亡，负责2000元安家费。三是16岁至60岁的人全部参加，如谁不肯去，自留地收回，全家生活不给安排。四是半途而废者，也同第三条处理。五是如沙众人被我们打伤，上级要我们去坐牢，无论谁去都要负责他家全家生活费。六是各生产队听通知挖山，如生产队长不执行，由大队长负责。
当天晚上，两个大队的全部社员都在合同上签字画了押。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在钱金山上爆发了。
6月2日一早，业岭、村坑两个大队的全体社员带了午饭到罗家坞集中，两个大队的干部清点人数，业岭大队58人，村坑大队69人，共127人。主要干部做了简短的研究，分析了几种情况：一是今天下雨，可能沙众人不去挖山怎么办？二是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可能不敢做声怎么办？村坑大队的大队长说：“他们不来，我们去找他们，讲他们挖掉我们的桐子树，要赔。”业岭大队的大队长在动员中说：“今天来这里挖山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一齐上去，路上不要躲来躲去。”又说：“今天我们人多，沙众人不会来寻我们的。我们要去找他们寻事，他们不动手，我们要把他们的茅棚拆掉。茅棚是个窝，窝在人还会来。如打起来，不要打他们头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们手骨、脚骨打断。我们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来或上山躲起来，回来要和沙众人一样打。” 。 想看书来
5．苦难与争斗（4）
会后，大家一哄而上，而沙众人阴雨天都在草棚里休息。默不作声地看着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人往山上冲。村坑大队一位社员到草棚边有意大声挑衅地喊叫：“这山是公社划给我们管理的，谁把我们的桐子苗挖掉了？”棚里的一位老人从床上起来解释说：“这山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