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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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 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吗？人家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重病号都能写成书，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还写不出来吗？若真写不出来，那就只怨你是笨蛋一个。想到此，保尔的那双黑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她终于又涌出了勇气。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让母亲到北戴河休养。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在北戴河，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却因找不到工作，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
9。动笔写《青春之歌》（2）
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她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
她像个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边玩，笑呀！跳呀！她感到大海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它那么大，气吞山河，又那么安静，如泣如诉。它坚忍不拔，无休无止地奋斗，向目标奔跑，一波一波扑向海岸……
有时候，因为关节炎和闹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着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游荡。她把双脚泡在海水里，遐思悠悠。远离人世，独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觉愉快，胸中澎湃着一种诗似的情感，这美丽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间，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为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
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7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母亲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母亲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母亲没有单位，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是一帮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父亲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父亲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母亲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剧本创作所设在西单舍饭寺。
母亲到创作所之后，遇见这许多文学人才，如同从小屋里到了一个大操场，视野开阔，耳濡目染，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紧张而愉快，天天上班、身体竟也支撑了下来。
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剧本。母亲想首先要干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小说先放一放，等以后再说吧。
进入1953年后，随着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母亲的神经受到一次大刺激。那一段日子，母亲见到的所有党员、干部、群众都在哭泣。母亲也哭红肿了眼睛，她甚至曾起过一个念头——拿自己生命换得斯大林同志多活几年，哪怕几天也好啊！母亲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吊唁，还参加了3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80万人追悼大会。沉重的国际歌声，回荡在北京城上空。
可能是过于疲累和悲痛，母亲的神经性疼痛突然发作了，她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敢动，只好请病假，回家休息。
但歪打正着，这样，她又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这次病休，她集中干了几个月，把长篇的初稿完全弄出来。还曾给创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领导看过，受到肯定，并让她改编成电影剧本。林杉当时曾创作了《吕梁英雄传》、《刘胡兰》等剧本，有些名气，后又创作剧本《上甘岭》、《党的女儿》等，反响不小。
母亲信心大增，计划1953年9月底最后完成初稿。
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直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
母亲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老百姓讨论学习，给农民群众讲解政策。
她的写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了农村蹲点，回到北京。
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只要能写她就抓紧时间写。又过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
10。《青春之歌》出版坎坷（1）
《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顺。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母亲写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母亲自己找一个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母亲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曾是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母亲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母亲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母亲就返回北京。
此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8月，母亲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的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又出差了两个多月。
因骑河楼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准备盖公安医院大楼，回京后母亲就忙于搬家，于11月6日搬到了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生活这才安定了下来。
母亲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这期间，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母亲说，实在太忙，没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同志看。这位专家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
母亲在征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母亲心里很烦，来创作所3年了，却还没有写出一个剧本来，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看见别人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完，报纸上就大登起来了（如秦兆阳的《两位县委书记》，在北京日报上连载了好几天）。而自己的书稿写了4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个月了，还没有人看，就很有些愁闷。
母亲曾对父亲说：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界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团，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风他们利用了我们这个弱点。但我是讨厌这种行为的，我绝不走任何人的门子。像有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写作事业，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实在没人理，我就给乔木同志或中央写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没人理。（见1955年11月15日日记）。
胡乔木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当时任###副部长。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的不够。
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亲有些失望，情绪沉重，但后来又平静下来。
起码，自己塑造的卢嘉川这个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点，她就知足了。毕竟没有白费力气。母亲最热爱他，这是母亲理想中的英雄和爱人。别人也能承认他，喜欢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静的一些缺点，也正是母亲自己的缺点。母亲承认自己有这些毛病，认为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比如对揭露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就有不同看法。
母亲把自己的意见对欧阳凡海谈了，同时，还想请他将来修改好后，再给看一下。
谁知，欧阳凡海说：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问题，你那样说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赞成你把稿子改了后再给我看，因为改完后，还是那双眼睛，看的人难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响，容易有片面性，需要换一双眼睛看。
母亲也就没有再坚持。
但母亲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母亲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母亲是个刺激，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零蛋，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母亲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着袁文殊找母亲，让母亲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刹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
10。《青春之歌》出版坎坷（2）
她的肝部老是难受。4月26日那天，母亲的右肋下面，肝脏部位突然剧疼起来。正巧前两天，她看了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肝癌的特点是肝部剧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亲，她无比地绝望。晚饭后，痛得更加剧烈，以至于双脚冰凉，全身没一丝力气。这时，她不得不告诉父亲，让他要车去医院。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到了中央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但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她松了口气说：总又可以多活几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所以当中国青年出版社让找名家给看看稿子时，母亲找了阳翰笙，却没去找秦兆阳。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