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杨沫-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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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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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对此文做了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评价。”　“我本人与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过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触……但是我有必要公开的再次申明，我所审查过的那篇刘亚光的‘论文’，是不合科学水平的。”
　　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杨沫同志的来信，给我叙述了许多我应该说它们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权威方面’，甚至是来自‘国外的’论据，这完全没有向我说明任何学术问题。”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母亲那篇文章的致命之处。
　　微生物所当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驳母亲。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击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条分缕析，有根有据地批驳了母亲的那封信。两天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转载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又发表了汪德昭、邹承鲁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为此打报告到邓小平那里，小平于10月下旬做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于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约母亲谈话。在场的还有钱三强、吴明瑜。
　　母亲首先介绍了自己卷入刘亚光事件的经过。当谈到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读讥讽母亲的读者来信时，母亲激动了，气愤得泪水盈眶。那封大学生来信说，杨沫可能是刘亚光的老婆吧？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为刘亚光说话？
　　之后，方毅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很客气地说：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当众读信不对，可以说说他，你们双方都消消火。关于刘亚光的问题，这是科学之争，将由同行去评议，你杨沫同志就不必再管这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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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3）
母亲反驳说，这不纯是科学之争，而主要是是非之争，说刘亚光是骗子，这是科学之争么？诬蔑我和刘亚光的一些话是科学之争吗？她还引用了一些支持刘亚光的单位和专家为例子，说明刘亚光的科研是有价值的。
　　谈了三个小时，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分手时，母亲对方毅说希望你们不要当老太太。方毅有些愕然，不知怎么讲，母亲说护犊子呗，微生物所跟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惹得大家都笑了，使沉重的气氛稍稍得到一些缓解。
　　（二）
　　母亲为刘亚光，不惜跟科学院闹，跟国家科委闹，跟方毅辩论，写文章反驳童大林……她倔起来，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真是鬼迷心窍！连邓小平的指示都不听。她为什么这么狂热？于是有人往男女之情方面猜。母亲虽比较喜欢接触年轻男性，但并非一接触就有那事。母亲认识刘亚光时已经65岁，仅有一个卵巢，又没有钱打上万元一针的进口滋补药，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缓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大为改善，而刘亚光早就有女朋友，且不止一个。母亲与他绝对没有那方面的事。但母亲为何这么不顾一切地为他奔走呢？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刘亚光有超一流的公关才能。他就有这本事，能让不少高干或高干夫人相信他，重视他，为他办事说话。他善于用某某中央领导的“支持”来抬高身价，使母亲真把他当成了少见的优秀人才；第二，母亲骑虎难下，卷进去后，再下来就由不得她了。事情闹大已经直接危及到她自己的名誉，逼得她拼老命为刘亚光奋斗——为自己替刘说话的举动奋斗，否则太丢面子。
　　当《人民日报》登了微生物所的文章后，不少支持刘亚光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改变了立场。刘亚光在浙江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终于垮台。浙江呆不下去了，刘亚光又通过母亲的关系调到福建。
　　这个人不是骗子吗？他自己草拟了给王任重的信，大吹自己，却让母亲抄写后以杨沫的名义发出去。我在整理母亲的材料时，发现了刘亚光亲笔写的手稿：
　　任重同志，
　　您好！
　　这次我向您汇报一些好消息。我向您反映过的中年科技人员刘亚光同志最近接到国际第八届药理会议主席的邀请，请他去东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几天，第八届药理会议又来函催刘亚光交一份论文摘要，以便国际会议用。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已批准刘参加此会议。这样，一个在国内受科学院多年压制的科研工作的价值就一目了然了。
　　不但如此，刘接到美国、日本以及香港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所的邀请，请他去讲学、写作，资助他研究等。最近中央办公厅在调查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时，也向国内专家询问刘工作价值，一些真正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认为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
　　刘亚光同志的论文集天津去年正式出版，国内著名专家吴咸中写前言高度评价。此书早已销售一空。
　　我是作家，不懂科学。但是一项国内外高度评价，尤其引起了国际会议十分重视的科研工作被科学院某些人攻击为毫无价值，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更令人气愤的是，中央办公厅几个月大量调查证明科学院微生物所在《人民日报》上对刘亚光的诬蔑全部是造谣。中办调查附有大量证据，科学院至今无法反驳。
　　我们搞四化，一方面需人才，不断呼吁开发人才，又同时对真正的人才残酷镇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某些人错误，那些人有错不肯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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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情，科学院是被告，但遗憾的是中办调查出结果后交科学院去处理。由被告自己处理自己，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合理解决。中办调查是元旦前结束的，至今已有三个月，却拖着无人处理。使刘亚光在全国被点名为骗子的情况无法平反，更无法工作。由于分子医学所业务工作由刘负责，因此，整个分子所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伸张正义和顾全大局，不公开揭露某些人严重错误，我建议《人民日报》刊登正面报道刘亚光同志工作的文章。这样做既可解决当前矛盾，有利刘科研工作，而且也对国家四化有利。
　　我前几天与赵秘书联系过此事，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刘敬智同志所写，他为写这篇文章采访过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听说科学院已开始赖账，不承认公开诬蔑过刘亚光，这是很可笑的），又去科研工作现场262医院实验室实地调查。我认为报道是属实的。
　　任重同志，《人民日报》社曾告诉我，您过去在我给您信中批示“……这可能又是一种歪风邪气在作怪，应揭露之”。事实表明半年前您批示完全正确。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主动让步，请《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正面报告文章，不提及科学院的错误，这是最低要求了。
　　望任重同志批示给《人民日报》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与您面谈汇报一次。
　　刘亚光以母亲的口气给王任重写信，自己吹嘘自己，这是老实人的行为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骗子，也未尝不可。
　　母亲完全变成了刘亚光的一杆枪。刘亚光给她提供子弹，她开火，刘亚光给她出主意，她跟人斗。刘亚光给她写文章，她署名。刘亚光把她完全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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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4）
据母亲1980年4月20日日记记载，刘亚光告诉她，马春气功专家检查他有肝癌，用手摸着他肝区特别凉。
　　母亲宽慰道，不会是真的，你应去医院检查。
　　刘亚光说，是癌检查出来也没有用。这个样子也许还可以工作一两年……科学家都愿意死在实验室里，而不愿意死在病床上。
　　母亲劝他，你这样一个人生活，工作累，营养差，应当成个家，有人照顾。他又瞪大眼睛说：我能够害别人吗？结婚一二年叫人家当寡妇吗？
　　第二天，他照样上实验室，照样忙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母亲大受感动，特地写在日记里。
　　刘亚光自称得癌症是胡说八道，却把母亲唬得一愣一愣。他与那个秘书一样特别会示弱、示苦、示病，能让母亲把他刘亚光当成了陈景润第二，不惜一切为他呐喊。母亲满怀正义的激情，全力以赴，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他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文章；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还为他创建分子研究所找卫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报》登载了微生物所的批驳文章后，刘亚光如坐针毡，立刻给母亲出主意，唆使母亲找关系在《人民日报》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张稿纸上写了5条登《人民日报》的必要性。母亲按照刘的思路，再次给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写信。
　　文彬同志：
　　您好！　我又不得不写信来麻烦您了。
　　自从我写了一篇有关科研工作者刘亚光的报告文学后，触怒了科学院微生物所，他们在全国各处散发材料，甚至在《人民日报》及《科学报》上，接连不断地诬刘亚光为骗子，剽窃，弄虚作假，有政治问题，否认曾扣发他的工资等，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攻击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声望，干预科学界内部事务等。微生物所这种拒绝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给刘亚光的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去年8月，我曾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指示中办调查此事真相。信访局几位同志几个月来费了很大力量，十分认真，负责地核实事实真相，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党中央及在您领导下的信访局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访局的同志们告诉我，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材料已基本出来了。
　　我十分高兴。事实上，我也从各有关方面了解到，刘亚光同志决不是骗子，也没有剽窃，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个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领导人的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见到中办的正式调查材料，我内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经调查四五个月了，国内外不少人士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学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也明确表示，“不久经过调查后，将披露事实真相”。尤其被诬蔑的刘亚光，被公开戴上了骗子、剽窃、弄虚作假的帽子，无法回浙江原单位工作，使他从事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相结合的工作完全中断了。
　　我写报告文学本意是想为四化尽点力，为科研工作者的受压呐喊几声，不意在当前某些不正之风的泛滥下，反而给刘亚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我感到异常的痛苦、焦灼与不安。我的创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这个事件，滞留北京，不能专心写作。这对于一个年老多病，而又想为人民写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万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写此信给您，请您尽快将信访局的调查结果转知有关单位——尤其是《人民日报》……当事实真相已查清后，如果《人民日报》仍不能及时披露，使这个事件迟迟没有下文，这对党的形象，这对党报的形象，以及对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刘亚光被诬蔑，一些谎言也只有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才能在全国（也包括国外）肃清其流毒，给他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誉），以利四化。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对事不对人，我要求把中办的调查结果用适当方式，择要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下，如说明，经有关单位调查刘亚光不是骗子，在科研上没有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就可以了，我并不要求对微生物所的种种错误要在报上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小平、耀邦同志都曾批示过，现在他们很忙，我就不另给他们写信了。我只十分诚恳地请您多费心，设法把这个众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结。早日肃清这个事件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早日解放我和刘亚光这两个生产力。
　　我企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和您面谈一次（前两个月您曾约我谈话，但没有谈成）。
　　我现在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