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间谍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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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滕杰怀揣这个计划，去见朋友曾扩情。曾被分配在南京中央党部的军事处，听了这个想法后很兴奋。作为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请了九个朋友吃晚饭。所有的客人都是黄埔的毕业生，其中两位湖南来客酆悌和邓文仪，是一期毕业生。他们的湖南身份非同小可。来自湖南的黄埔军校生都充分意识到家乡辈出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的传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尤其应当在拯救民族的事业中担任领导角色。在酆悌和邓文仪的协助下，计划得到一致通过，而且大家还都同意举行第二次晚餐，到时候每人再领一个人来。当他们第三次聚会时，到场的人有40多，其中有在南昌主管反共“剿匪”宣传运动的官员贺衷寒。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贺衷寒

　　　　贺衷寒是黄埔内部圈子里的湖南派领袖，生于1898年长沙附近的岳阳。他的家境小康，本人在乡村的家里上过私塾，12岁时他已读完四书五经。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开始阅读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他白天跟着老师背诵《左传》，夜里自学《资治通鉴》。14岁时，老师让他通读了梁启超的所有著作，发现这个学生能够提出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结果，贺衷寒于1913年进入了当地的一个新式小学，开始接受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　　　　
　　　　1915年贺衷寒转入湖南省在武昌的一所特殊中学，他的作文能力在那里受到注意：他关于旧社会邪恶的文章经常被展示在高中的墙报上。1917到1919年，他在武昌的一家新闻社当学生记者，在“五四运动”中被选为学生领袖。1920年冬天，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贺衷寒是里面的学生成员。次年他与一位湖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去上海，在陈独秀办的专门学校里学俄语。1921年9月他被选为东方劳工（Toilers　of　the　East）代表大会代表。当年下半年，他与张国焘前往莫斯科赴会。那一次他在苏联逗留了7个月，但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于次年回到中国，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进步”印象很深，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前夕苏联生活的“苦”感到沮丧。于是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不合中国国情。　　　　
　　　　回国不久，贺衷寒便接受了武昌中学的一个教书位置，像同乡的另一个教师毛泽东一样，他投入了动荡的湖南政治之中，成了武汉“人民通讯社”的一名记者。1923年通讯社关闭，贺衷寒到了长沙，创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该通讯社的成立正值省长赵恒惕在长沙被谭延恺赶下台，于是贺衷寒得以在他的报刊上发表革命宣传文章。他的宣传小册子之一是有关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杀事件，并激烈抨击赵恒惕。　　　　
　　　　军阀赵恒惕重掌长沙政权以后，下令逮捕贺衷寒。要不是两位省议员设法营救，他几乎死于狱中。出狱后，他回到了岳阳。父亲让他在家教书，但贺衷寒觉得政治义务为先，于是离家去了南京，打算上那里的东南大学。然而，1924年春，他听说广州的革命派正在为黄埔军校招生，于是他离开上海去参加那里的入学考试。最后，贺衷寒以复试中险些落榜的成绩，于1924年5月进入了黄埔第一期。　　　　
　　　　在黄埔，贺衷寒是第一个起来反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刊物上出现的反孙中山言论的人。贺还与缪斌一起在1925年12月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初，贺衷寒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常规训练。他在苏联的经历，再加上他在“孙文主义学会”里积极的领导角色，更坚定了他反共的信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人道”精神。1928年1月他和萧赞育一起从苏联回来后，蒋介石授命他指挥在杭州的军校生军事训练中心。在国民党总部对南京市进一步限制后，贺与萧获得蒋介石的许可去日本，贺在日本与滕杰成了寝室室友。他们从1929到1930年在一起住了有一年多。在那段时间里，他出版了两本批判汪精卫和改组派的书。1931年2月，贺衷寒奉命回国，接管南昌部队司令部的政治宣传部门。　　　　
　　　　贺衷寒参加滕杰的第三次晚餐纯属偶然：“九一八事变”不久，他正巧从南昌到达首都。全国上下到处爆发了抵制日货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和广东的分裂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胡汉民，并答应在上海举行谈判以联合双方。但学生抗议仍然不断。到了12月初，南京实行军管，上海有一万五千名学生在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滕杰要求贺衷寒支持他们成立“筹备处”的呼吁便十分中听。贺衷寒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在军校学员中建立一个由“志士”组成的地下网络的话，那么他作为黄埔国民党学生运动中的老资格成员，又是一个身兼反共宣传重任的官员，他的支持将对他们的成功举足轻重。但尽管在国难之中，贺衷寒还是非常谨慎。他很知道蒋介石多次表示反对黄埔学生形成任何政治团体，曾说：“这些黄埔学生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不能有效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贺衷寒还顾虑到校长可能会对背着他搞的活动产生误会，但滕杰向他保证，自己会在“筹备”工作完成后向蒋介石汇报整个事件过程。最后，贺对提案表示同意，并建议滕杰为秘书，他的妻子陈启坤为秘书助理。邓文仪从他的书店里捐献了300元作为经费。他们还在南京康济医院附近的二廊庙街上的一幢木房子里的二层楼上租下了三间屋子。康泽（一个28岁的单身汉，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四川农民家庭，家里穷到了未婚妻家与他退了婚）搬到了楼下作掩护，于是“筹备处”开始投入工作。　　　　
　　　　滕杰的“筹备处”诞生了，这可以说是适应了以组织方式来解决国难这一普遍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初的情况与六年前的“五卅运动”很像。随着与日本的危机加深，全国上下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爱国热忱高涨，令人想起甲午战争后各种“社”和“会”纷纷复苏、1919年日本在凡尔赛取得外交成功后学生联盟接连创立的局势。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急组织团体和同盟来动员舆论的同时，蒋介石的弟子们也想通过资助监护性协会成立的方式来解决国难。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右派动员

　　　　当然，在1931—1933年间的蒋介石与1895—1898年间的康有为或梁启超之间作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前者的弟子们是政府军校的毕业生，而非具有学位的文人。还有，煽动年轻人的狂热无疑是受了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刘健群在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全会上发行的一小册子里建议成立蓝衣社，他写道：“国民党应当遵循意大利墨索里尼黑衫党组织的榜样，完全服从领袖的命令，并让它的成员穿蓝色衣衫作为他们意志的象征。”　　　　
　　　　尽管外人尤其是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把那些动员工作与外国法西斯背景联系起来，但在这运动中有一种很强的本国色彩。在滕杰和贺衷寒的眼里，他们这种动员工作像上世纪末的改革派运动一样，表明爱国领袖能够组织青年“志士”联合救国，以此引起大众支持。这跟他们到底是CC派看中的平民学生还是以原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军事干部无关。　　　　
　　　　后者已经在黄埔同学会中形成一个核心。这个同学会继承了已被解散了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传统。除了向成员们分配工作以外，它还鼓励成立像“立志社”这一类的俱乐部。立志社的总部设在南京黄埔路上的一座清宫式的楼里，该社的名称使人本能地想起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强调行的教学。这类俱乐部既现代又具有传统特点，既带有西方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团体的色彩，又体现了帝制时代后期学院和社团中学者兼绅士的传统。“筹备处”的传统色彩是通过它的名称力行社体现出来的。力行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有力的行动”，它出自《中庸》。该组织的全称如贺衷寒提议的那样，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后来的五个月里，它的创建人开展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在筹备处二楼的办公室里开会起草这个秘密组织的章程和纲领。这些人员全部是二三十岁，生于清末，先接受过传统古典教育，民国初期又进入现代学校，又都是黄埔一至六期的毕业生。据邓文仪的儿子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但大部分来自长江流域，尤其是“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而这些地区“仍保持了是好是坏的中国传统社会情况——从好的一面讲，这批人曾亲身体验过其真正的价值，故有保存之义；从其坏的一面讲，他们也深知其弱点而急于谋求改革”。　　　　
　　　　作为黄埔的毕业生，这些军官们经受过军事训练，养成了在集体行动中注重效率、在个人日常生活中讲究果断的意识；他们接受服从命令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他们也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这些创始人中间，除了桂永清曾在德国受训，其他人均在日本或者苏联学习过。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警察的镇压使大批的前黄埔学生从日本涌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龚德柏和另一些人在贺衷寒的朋友加同学萧赞育领导下成立的“旅日学生抗日救国会”。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呼吁中国人“抗日锄奸”，而且尽管龚本人并没有参与力行社的活动，但许多“筹备处”的成员利用了他的报纸作掩护，假装成是它的编辑或记者来开展他们自己的工作。显然，蒋介石的这些弟子们首先想到的是积极争取用军事防卫来对抗日本，而蒋却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因为他已逐渐认定，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日本，以便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　　　　
　　　　蒋的政策直接与全国特别是继续呼吁抗日的学生们的情绪背道而驰。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1931年12月6日召集了大规模示威。那天学生们召开代表大会，请来了上海所有各大学的代表和南京和北京的两个代表。会议结束时，这两个外来代表遭到十来个当地国民党员的攻击，而公安局的便衣人员对此则无动于衷。北京代表被绑架到一辆车里带走了。学生们认出了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暴徒，便于12月9日在市政厅前集合，要求释放他们的北京同志，并惩罚国民党暴徒。市政府为了自我保护，宣布实行宵禁，但最终无法阻止抗议者：他们捣毁了国民党总部，迫使蒋介石的党徒市长张群辞职。八天后，12月17日，部分是迫于学生压力，蒋介石辞去了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位，回到奉化老家。　　　　
　　　　尽管蒋可能对他的心腹随从谈起过制定解决国家危机方案的重要性，但他对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仍一无所知。筹备处的成员们想等预备工作完成后才向他请求批准成立这个组织。但当滕杰听说有走漏消息给校长的危险时，便决定给陪同蒋在奉化的秘书邓文仪发一个私人信息，要求他立刻汇报他们的计划。总司令由于受必须动员人支持安内政策的信念左右，作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当时在他面前摆着一系列关于成立“救国”社团和协会的提案，而他显然认为，力行社的计划是手头“对付国内外危机”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与此同时，在蒋和年轻的黄埔肄业生戴笠之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牢固的关系。后者前来慰问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离去时充满着对他领袖威力的敬畏。那时蒋和国民党军队领导人向所有离校的黄埔学生提供了回校完成学业的机会。戴笠是军校第六期骑兵班肄业的学生军官。戴笠对于是否以一个普通军官身份回校，感到犹豫。他觉得无论如何，自己的前途在蒋那里。于是为留在蒋的身边，向他提供消灭敌人所需要的情报，戴笠决定接受“没有毕业的黄埔六期生”的名义头衔。这是戴笠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它显示了戴对蒋的绝对忠诚，以及他对领袖俯首贴耳的情愿。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准备工作

　　　　蒋介石在短期流亡中，与汪精卫达成了妥协，准备重返原职。1932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他将重新执政，四天后他回到了南京。2月29日，军事委员会重新组成。一周后，3月6日，蒋被指定为政府主席。在这关键的两个月里，力行社从纸上谈兵变成了一个由300个效忠蒋介石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机密组织。它的成员后来成为具有50万人以上的新的国家政治力量的核心，被普遍视为像复兴社这类前线组织的成员。　　　　
　　　　由原来的力行社变成一个重要政治力量的过程，是从一份会议通知开始的。那份通知发给现被称为“护党救国筹备处”组织的三个领导，要求他们在1932年1月22日，即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开会。这三人是康泽、滕杰和贺衷寒。在见校长之前，他们先与秘书邓文仪在前厅碰了头。这四人共同决定，在见到蒋时他们将头一次不用“校长”称呼他，而以一个全新的、首次在他面前使用的头衔“领袖”向他致敬。按照计划，他们被领进去，门一关上，他们便尊称蒋介石为“领袖”。然后，他们详尽汇报了力行社的计划。邓文仪作了记录。　　　　
　　　　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个新称呼没做评论。相反，他很仔细地听汇报。但听完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叫我‘校长’？你们知道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计划非常合适。不过，你们都太年轻，太没有经验，我怕你们失败。让我来领导你们。”他后来建议，召集筹备处的所有人员到他城外的陵园别墅开“谈话会”。他们自然都言听计从。会议安排在2月最后一周的一个晚上。至于那个“领袖”的称呼，蒋自那时起就被他最亲近的随从们这么叫了。　　　　
　　　　14年后，戴笠曾回忆起当时的经过，并自吹自擂了一番。如果他的回忆可信的话，蒋介石在中山陵别墅与准备期的干部们召开首次会议之前，开始为在力行社本部内建立“特务处”采取掩护措施。据戴笠自己说，他与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