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间谍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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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个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到了那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做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政治训练
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被认为是蓝衣社留欧小团体的领袖酆悌，就认为在青年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也是他个人的成功。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
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
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
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员。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个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的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
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
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充分地合作。
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的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
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
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做“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做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
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
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单位里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控制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东北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他在辞去了国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伺机再起。阎锡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阳的保安司令。两人都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与此同时，虽然宋哲元将军被派到了长春，但“少帅”的东北将士已散落中原，轻而易举地成为傀儡政府和汉奸的俘虏。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在北方加强政治行动
到了1933年3月，当力行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北方，不论在权威领导还是在可信的干部方面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后来，张学良提出辞职，委员长接受了，并任命何应钦任北平军委会头目。同时，他听取了力行社干事们的建议，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特殊队伍，支援干部到北方去。蒋认为，一支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队伍能领导宣传工作和从事秘密工作，以牵制华北的日伪活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预见落空了，它只是为戴笠加强他的个人控制铺垫了道路。
第一组人员里有郑介民，他于3月12日到达北平。郑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两个常务机构：由力行社地方分社书记贾毅领导的“革命军同志会”分会和特务处北平站。第二组人员由南昌行营总部机要秘书邓文仪带领，于3月15日后陆陆续续来到北平。
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随行的有一位机要秘书和密码员。戴笠的特务替他们在城东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座带院子的两层楼房。戴笠的活动并非限于收集情报，还含有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包括与东北军政要员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义和冯庸的联络。
肩负最重要任务的是何应钦的前机要助理刘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干部到北方去做宣传工作。自从1932年7月以来，刘是力行社高级干部重点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的主任，这个研究班有约120名左右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和480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班训”是蒋介石亲笔提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训练纲要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参加6个月政治培训的学生被告知：礼义廉耻乃是维持国家的四大基准，发扬这四大原则，国家可得以复兴。他们准备把这种提法向全中国的蓝衣社发布并作为训练提纲，而这种许诺的所有根基都源于三民主义。然而，正当这600个学生在1933年2月准备结束他们的培训时，中国对日本的长城抗战爆发了。现在，他们要在刘健群的领导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华北战场上与日本间谍作战。
1933年3月19日，刘健群被任命为抗日宣传队队长，每月经费2800元，在南京的韩家巷成立一个“筹备处”。十天之内，300多个学生在军委会下面由力行社办的政训精英班里被挑选出来，一支叫做“华北宣传总队”的特殊单位成立了。后来，约有500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一些是黄埔无业毕业生。该总队分成三大队、九小队随刘健群北上。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不受侵略而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
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内的一些队长去了北平。两天之后，刘健群在给其余的人作了最后一个报告后，便率领新大队的成员们北上。他们一到北平，刘便马上取代了贾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分社的书记。由于刘健群和他的一个队长是何应钦的老部下或学生，他们还参加了支持何的一个特殊小组，因为何只随身带了三四个副官。这队人员非正式地附属于军委会北平分会，包括戴笠的副手郑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员全部是力行社的。
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止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北方的政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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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对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谈成了停火。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塘沽协定被称为卖国，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东泰山的别墅，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
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学校的军训
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做“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他们做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最残忍的执行者。
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