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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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找了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还是在北京首都找的，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案子难度大。
2003年3月底，董葡萄收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子将在1个月后开庭。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里还是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有关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行为，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是这个规定要在2003年4月1日才开始生效。而董葡萄他们的案子在3月10号就已经立案。尽管立案困难，在律师的建议下，董葡萄还是决定先行撤诉，再重新起诉。
王 志：那后来重新提起诉讼的时候有没有难度？
董葡萄：也是很难的，来回也跑了几次，最后我觉得杨律师不行，要不我当事人亲自跑是不是能感动他们那些法官，是不是能感动他们，因为我的这个努力我的执著，是不是会把他们感动，感动之后他们会不会给我立这个案子。
王 志：结果呢？
董葡萄：结果我就去找啊，他们还是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最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我不回去了，我已经到这个份上，你看我病人在北京治病，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我没有钱，我怎么弄，我说我不回去了。
案子最终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可是，董葡萄面临的还是证据不足的问题，她必须从那家医院得到自己丈夫的相关医疗资料。
王 志：搜集证据容易吗？
董葡萄：不容易，他们不让我复印。他们当时就推托，他们当时说病历律师调走了，他们当时就这么说，还是推。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费了这么大劲，现在仅仅是复印病历而已，我也没说现在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也没带什么人到这闹事，你们为什么连个病历都不让我复印。
王 志：最后给你复印了吗？
董葡萄：当时就是特别气愤，我一向特别内向，当时也就由不得了，由不得我就拍桌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要不这样吧，我通知你去复印，然后到复印室他们也不让我复印那部分，他们就说只让复印客观的，主观的不让复印，还是复印些没有用的。第二天我又去，又去复印这个病历，最后他们提出和解。
王 志：他们提出和解？那你当时同意吗？
董葡萄：当时就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考虑之后给你们一个答复。
王 志：你怎么考虑的？
董葡萄：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得了这个病，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挽救，只有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补救。
王 志：你是担心打官司没有结果吗？
董葡萄：不担心这个，它已经提出和解了，我再也不用怕它这个事，我就不怕它了，它已经提出和解了，就说明它肯定有问题。
王 志：但是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放弃？
董葡萄：不是我要放弃，因为他们这是管理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责任不完全是他们医院的，所以说不完全是他们某个医生愿意给我造成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比较理解它。
董葡萄家最终拿到了丈夫的28万元赔偿。现在夫妻俩每个月能从厂里领到几百块钱工资。此外，董葡萄一面耕种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一面也靠帮邻居干些农活挣点钱。
丈夫现在每个月从县卫生防疫站免费领药，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王 志：你担心自己的身体吗，和孩子的身体？
董葡萄：担心，肯定担心。像我丈夫得了这种病之后，他就特别烦特别躁，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他在家里边发脾气，孩子也特别害怕，为了这个，现在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孩子在我姐那里。
王 志：但是你还得面对丈夫。
董葡萄：是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面对他，因为我带他出来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地坛医院，看到艾滋病人，我心里很痛，很痛，我觉得他们就像逃难的难民一样，当时的脸色，还有身上特别消瘦。我就想到如果说我离开他，他生活会怎么样，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
王 志：家庭生活呢，正常吗？
董葡萄：不正常，因为孩子走了，我每天都是特别想她，孩子都是两周回来一次，每次孩子去的时候她都是流着眼泪去的。
王 志：丈夫怎么看待你做过的这一切？
董葡萄：他很感谢我，但是他现在的身体他没有能力感谢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累，我特别委屈，但是我没有办法。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4）
王 志：那现在跟邻居的关系相处呢，正常吗？
董葡萄：还可以，去年###接见了之后邻居都知道我这个事，以前他们不知道。
2004年底，独自到北京拿药的田永胜在地坛医院得到了###总理的接见。
秋菊·葡萄
夏利吱吱扭扭地来到了村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看见了董葡萄。本以为即使长得不像巩俐，也该像巩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个子出乎意料地小，样子出乎意料地老。没怎么寒暄，就把我们往家里带。家是租来的，在村子的东南角，离村“主流”居住区域隔着老远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几座空宅子为邻。
报纸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铝厂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烧伤，在当地一家医院动手术输血。5年后，不明原因地低热、拉肚子。确诊艾滋病后，董葡萄开始要和这家医院打官司，还没开庭，医院主动要求私了，赔了28万。而董葡萄手里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都是自己推测的。因为有一个和丈夫同时间住院并输血的女孩子也得了这种怪病死了。
本来说好的拍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
在我们把进度精确到按小时算的时候，董葡萄通知我们，凤凰台没有预约突然到来。拍摄时间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缩水。幸亏当天的光线很美好，我们的摄像王扬老师和董葡萄又都是聪慧而果断的人，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脑子重新理智乐观地开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里揣着一碗热乎乎的泡馍，我们又来到了村里。接上董葡萄，在运城市游走拍摄的时候，董葡萄从她破旧的牛仔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啃着。天气很冷，一嚼一嚼地，嘴边冒着白气。凤凰台的同仁很敬业，昨晚干到了12点，今天又干了一上午，“一点东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当然也只有饿着了。联想起刚到董葡萄家里，我异乎寻常地热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后肝肠寸断、把手儿细细端详的举动，看来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得到真正“国民待遇”，宣传和普及知识的力度还要加大。
关于艾滋病，当时和后来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块儿生活了5年，怎么没被传染呢？
采访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一点不担心。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级别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运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让丈夫住最好的医院。打官司，律师要找北京的，还要正规事务所的。没钱，借，或“骗”——说是孩子住院。对不起孩子，她一边哭一边说。
案子法院不受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员：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呢，不受理，我就跟着你。我能想像，当时她的目光一定坚毅决绝；就像刘胡兰一样。
案子被受理了。她说，我要看看国家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我们这些弱势的人。
私了的28万元，代价是不许再声张。在节目制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嘱，千万要说得含糊点。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烦了。
那个失去了女儿的人家，因为女儿得的是“怪病”，至今还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这样用传统的江湖方式维系着：无论得与失，都是个体行为。制度、法律、社会正义，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买好了火车票，还是晚上11点到西站排队买的。可是在开车前两小时，董葡萄说，你能不能把票换成明天的，我还要办点事，麻烦你了。在细雨中赶到西站，在烘烘的脚丫子味儿里跑上跑下的时候，心里的别扭真别提了。好你个秋菊！
节目播出了，给她打电话，挺高兴：我看到了，在县里亲戚家看的，谢谢你，以后女儿看了，就知道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吴 宁
朱力亚：感染艾滋病（1）
1983年出生，武汉某大学学生；
2004年4月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并被劝退学；
2005年，自愿公开身份呼吁人们关注和预防艾滋病。
武汉某大学一个化名叫朱力亚的女生对媒体公开了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她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人们对她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和感染之后的处境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网络上展开了有关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道德讨论，而朱力亚本人也因为公开身份之后失去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面对各种舆论压力，她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她愿意走进《面对面》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王 志：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原先是想请你去北京，开始答应了，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去了？
朱力亚：首先是考虑到我身体的一个原因，其次我已经失去了一份工作了。
王 志：我们也担心，如果节目播出以后，会给你生活造成不便，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朱力亚的身份。
朱力亚：这个结果我也是想到了，其实我答应做这个节目，我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肯定又要失去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进一步地缩小，朋友圈子压缩到最少，可是现在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
王 志：为什么呢？为什么又选择跟我们面对面？
朱力亚：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故事，联想到自己的过去，时刻把我自己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照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2002年，朱力亚在一所中专学校上二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被破格保送到武汉某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在保送的三名学生中，她是惟一一个中专没有毕业就被保送上大学的学生，因此，她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也成为那所中专学校的骄傲。到了大学里，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
在校期间，朱力亚不仅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她还用课余时间在外打工，为她并不富裕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自从上了大学，她就很少向家里要钱。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朱力亚认识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留学生。
王 志：你们不在一个学校，怎么认识的？
朱力亚：偶然吧，我们认识的场合也比较特殊，我比较喜欢听CD，买一些VCD碟子回去看，2002年我才上大学，我去买《泰坦尼克》，在碟子差不多挑好的时候，进来一个外国人，他刚来中国，不会说汉语，当时我记得最清的，他就是会说六个字，你好、谢谢、再见。当时他买碟子，服务员正好不会讲英语，他也不会讲汉语，两个人为价钱争了半天，他又做动作，又表述不清，两个人很尴尬。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挺可怜的，不会讲汉语，我就上去说“Can I help you？”，他当时非常高兴，感觉我挺热情的，他就把他的苦给我讲了，我帮了他，把那个碟子买完之后，我买好碟子，付了钱。我出门走的那一刻，他就追出来，他说“Miss，May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我当时愣了一下，他要电话号码，当时也是被吓了一下，我知道他在旁边那所大学，最后一想给他也无妨，没有给他手机，直接给他我宿舍的电话。给他之后，我回去五分钟基本上就接到电话。
王 志：为什么给他呢？
朱力亚：可能女孩子就是比较单纯，就是说多认识一些朋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时感觉认识个外国朋友也挺好的，平时可以交流交流，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或者顺便可以学学英语，当时目的很简单。
王 志：跟你平常的交往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起来很正常。
朱力亚：2002年都很正常。我们认识两个月之后才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朱力亚对这位热情开朗的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彼此增加了交往的机会，不久，他们开始恋爱了。
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谈恋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王 志：那你们当时筹划有未来吗？
朱力亚：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跟很多中国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大家一起也就是幻想未来，甚至说以后要几个小孩我们都决定了，感觉这一切就是时间的原因，当时他也研究生毕业，我也大学刚毕业，大家就决定到哪个城市去生活，怎么去工作。
王 志：你在决定跟他发生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没有担忧吗？
朱力亚：因为当时都考虑成熟了，我也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或者说做某件事情之前，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人。当时感觉说，这么长时间了，彼此都非常了解，这件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王 志：你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吗？
朱力亚：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肺部有异常了，当时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跟他接触之前，甚至到做他女朋友之前，我一直就感觉他是留学生，国家的检测也比较严格，他健康应该没有问题。再退一万步讲，他是学医的，又是医学院的，他自己的健康难道还不清楚吗。
朱力亚和外籍男友在热恋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生病，朱力亚离开学校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当她回到学校的时候，男朋友对她的态度让她感到异常陌生。
那天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