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中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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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刚才说到香港的*，加了很多条件，比如教育、收入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古希腊、罗马*制度是不是运转得很正常？那个时候没有教育、没有收入，也一样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中国的GDP在“*”时增长率也是很高的，也是将近10％，从数字上来看，很多东西，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结束之后，是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但数字上还是10％的增长率。丁老师，你觉得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韩国、西班牙的转型，是渐进的，还是急进的？
丁学良：你提了三个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最简单的问题，“*”时候的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也不错，我从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道理很简单，当时的统计数字可靠的程度，我们不能相信，什么都会造假，为什么统计数字不会造假？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现在的数字可以相信呢？
丁学良：现在可靠得多，现在还有媒体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疑问，“*”时候哪敢？马上就毙掉的。即使“*”的时候有一部分数字是真的，但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时，没有今天所讲的相当程度的市场程度的约束，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时，每年年底的报表对于工厂来讲，只有拼命把产品生产出来，达到一个数字，但产品本身能不能卖得出去，从来没有人问，产品合不合格，也从来没有人问。“*”时，基本上每个省都有自己的汽车厂，你到工厂去，有几辆车是可以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讲古希腊，我很难回答的。经济条件、普遍教育条件、交通条件，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制约条件，但不能把这个制约条件看成是绝对的，制约条件是影响一个社会*制度发展的一个概率。就是可能的概率更高或是更低一点，但不能决定它。
古希腊的*有很重要的地方，古希腊城邦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属于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古希腊的城邦*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在城邦，也就是在一个城市内推行。国家的规模与国家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规模越大，发展越难，规模越小，越好适应。国家规模大，最上层与最下层的层次太多，而且地区的差异太多。国内很多人老是会说新加坡可以把反*、廉政搞得那么好，但我们是不是用这种制度，就可以把*、廉政搞得很好？我说这些人只看这一点，没有看另外一点——新加坡的人口是450万，一个推行反*的领导人，有三五个助手就可以把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如果只有4500人，最高的领导人可以一个人把全国的官员都看了。所以规模太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政治怎么样，我只能这么说，台湾这次“立*”选举，连国民党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以前每一次大选，我都去观察。在国民党这次“立*”大胜之后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马英九和助手的表情非常凝重，这并不是装出来的，真的是心里很沉重，因为过去十几年，台湾选举有一个叫做钟摆效应，另一个叫做西瓜效应，就是一个党胜了，不能让他老在台上，就是这次让你上，下次让另外一个党上，是为了制衡。但国民党现在又担心，现在国民党控制了“立*”，选民可能就在3月份的“总统”选举时投给民进党。还有西瓜效应，有一些瓜子的票投下来是一个大西瓜，那就麻烦。千万不要忘记，如果马英九当选“总统”胜利的趋势不可怀疑，也有可能挨两颗子弹，但绝对不是在肚皮上划过去，一定会打到要害，这个可能性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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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1）
主讲：李昌平
时间：2008年11月8日
人物简介：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2000年3月，致信*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曾任《中国改革》和《改革内参》记者、编辑。现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扩大农民的地权开始，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放出来。30年后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核心内容依然是扩大农民的地权。那么如何扩大农民的地权？地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回答的问题。
我主张农民的地权要扩大，也主张地权的流转，我主张建立土地经营制度，但是我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的想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广东，也可能适合于中国的另外一些地方。中国这么大，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土地制度，在今天应该也不可能了，可能要分不同的地方建立不同的土地制度。
扩大农民地权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扩大农民的地权，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1984、1985年就进入了粮食的剩余，农民就可以调整土地的种植，搞多种经营，而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可以随便改变土地的使用用途的。这实际上也是扩大地权的结果。鸡鸭鱼有了，就有了市场、有了交换、有了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用土地来搞工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全国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可以说，扩大农民地权就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今天的大好局面是扩大农民地权带来的。
但是，今天农民没有购买力了，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要卖给外国人，以致现在中国是外向型依附性经济。90年代以来一直在缩小农民地权，农民在土地上的收益是下降的。我们今天要扩大内需，就是要扩大农民的地权，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这样才能摆脱外向依附型经济。
地权的两个核心问题
我认为地权有两个最核心的东西，第一是土地的级差地租，比如说我用土地来种稻子，一亩地搞三五百块钱就不错了，如果用一亩地挖池塘养鱼，可能就有三五千块钱，如果用土地搞商业，一年就可能搞十万、二十万了，也就是说土地有不同的用途，获得的级差地租是不一样的。谁占有这个土地的级差地租谁就有了地权，谁不占有这个土地的级差地租，谁就没有地权。
地权的第二个指标就是土地资本化收益，谁可以把土地作为一个资本，在银行里抵押贷款，建造楼房出租，谁就有地权。谁不拥有土地资本化收益，谁就没有地权。
我把这两者作为考察土地地权的核心指标，以此可以来分析中国的很多现象。比如说，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大体上讲就是以独占地权为核心的策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农业地租转化到工业资本、国家资本。在1978年之前，我们比别的国家工业化速度快，这就是核心“秘方”。
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土地制度对中国农民是最好的，这十年的实践证明，只要给了农民占有地权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中国农民就能够创造出中国发展的奇迹。小岗村的几个农民想出了办法，分田单干、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等等，每一步都是扩大地权，扩大了农民的地权，使农民创造了奇迹，才走到了今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2）
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它对于今天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是，发展可以不靠外资，发展可以不靠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只要扩大农民的地权，也是可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农民也是可以富裕起来的。
但是从1988年开始，政府出台了《土地管理法》，中央有了土地管理局，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的权益被政府剥夺了，这是重大的转变。随着90年代农民负担的日益加重，机构膨胀、人员膨胀、工资膨胀、物价膨胀，又剥夺了农民的地权，乡政府拼命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际上使农民的地权不断地缩小、农民的负担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负地租——在90年代农民生产粮食是亏本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有土地转包给你，不是你给我钱，而是我贴钱转包给你。农民怎么可能不穷呢？只有那些开发区、特区，才享受特别的土地政策，所以每一个县都要搞开发区，开发区里是特区的开发政策，分享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土地的级差地租被他们占有，所以发展起来，沿海也是一样。中西部地区广大的乡镇企业倒闭，农民非常贫困，出现农民工潮，也就是这个道理。
90年代之后，党中央在法律上一直致力于保护农民的地权、扩大农民的地权，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说出台了《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但是实际情况和80年代相比，农民在90年代之后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资本化收益是下降的。为什么保护农民地权的法律还适得其反呢？这就是政策制订者、立法者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我在农村里干过这么多年，我有体会，说实话，对农民有利的法律，都放在抽屉里没有贯彻执行。
2003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还给了农民种粮的补贴，这实际上就是扩大地权。因为农业税就是地租，取消农业税等于扩大了农民占有地租的分量。给予农民粮食补贴，实际上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农业地租。2004年到2007年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
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我认为，要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回到土地上面来，了解广东、浙江、湖北、陕西等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怎么实践，怎么创新土地制度，有哪些是科学的。我们还要到亚洲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尊重人民的创造探索土地制度，我觉得在学界争论不休的时候，农民自己在争取扩大地权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很多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农民为了使农地更有效地流转，更有效地配置，思路和学者完全相反。比如有一种做法，叫作“有偿承包、按份分配”，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分配土地去种，而是出现专业的农业组，三五个人把土地承包下来，年底收了粮食村里其他人都来分。现在在东北，村集体成立了机耕队，一个机耕队耕几万亩地，很多农民把土地重新交给村集体耕种，村集体给农民分钱，农民自己都出来打工了，就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做法是，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经常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如水稻地改鱼池或稻田养鱼，棉花地改种果树蔬菜，或扩大复种指数等等。显然，仅从扩大农民分享更多农用地租的角度去看，农民的办法有利于土地农用最优化配置，农地地租最大化，也有利劳动力优化配置，比学者“承包权永佃制、但加强土地农用用途管制”制度设计高明得多。 。 想看书来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3）
学者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补偿从15年提高到30年再到70年。这当然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政府强化“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获得地租增值的实际比例可能会出现下降。过去2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追求更多地租增值收益，农民的想法和学者也是不同的，农民的做法是：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或“开荒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这种做法在80年代非常普遍，这也是8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雨后春笋的缘故；第二种做法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将土地“农转非”后直接出租，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租金增加值。广东等沿海地区农村多是这样做的；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农民集体占有土地增值收益。显然，农民的办法比学者高明，不仅更多占有了地租增值（绝对值和比例都是增长的），还能够造地，于国于民都有利。
关于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这样农民的地权就可以抵押、出租、买卖、入股了，农民的地权就可以资本化了。从越南15年的土地改革实践来看，只要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利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在中国农民看来，土地农用权在集体所有制不变为国有制的情况下，承包期5年还是50年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农民有选择是5年还是50年的权利，不应该由政府规定，但可以考虑是否接受政府指导。不仅如此，如果抵押贷款的利率过高（越南农民贷款的月利息为17％以上），农民还有失去地权的风险。中国农民有自己的扩大地权资本化收益的做法：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农民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农村金融内置化），即使有还不起贷款的可能，但地权还有集体这层保护，风险要小很多。这种模式在90年代的内蒙古小兴安岭地区常见，现在还有，在80年代的很多村庄常见；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权（30年承包权出让金），失去的是土地所有权。何况钱不能生钱，而获得“返还地”是分享所有权资本化收益，是持久的收益。这种模式在浙江、广东等地常见，一般是10亩返回3亩。这种模式的村庄集体和农民家庭非常富裕，并且可持续。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分散化，一卖了之。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这样的村庄集体和农户家庭也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