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象-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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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诈骗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博士的研究，2每年外贸诈骗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至少有数十亿美元。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遭受诈骗的损失也越来越多。其中来自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骗局次数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骗局额度大，美国公司连骗局都是“大手笔”。
2005年江苏的多家纺织品企业被同一家美国公司诈骗金额将近千万美元，美国骗子自称是沃尔玛超市的长期供应商，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单独包一层房间以显示实力，每天花费10万元以上，以便使受骗企业对其实力深信不疑。但是他们一旦得手，得到中国企业从万里之外海运过来的货物后，就杳无音信了。
诈骗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但是需要足够的证据，而且在异国起诉花费的成本相当大。越富裕的国家律师费越高，越富裕的国家打官司的成本越大。在美国，90％以上的类似案件未进入审判程序就达成和解了，因为对外国出口商来说，花巨额律师费与美国已申请破产的企业打一场蚀本的官司是不值得的。
美国《破产法》规定破产申请人偿还所欠债务时，首先偿还被抵押过的债务，抵押债权人有优先受偿权。被用于抵押的财产只有在偿还了抵押债权人的债务之后，才能被用来偿还未经抵押的债务。美国法律又规定，如果被抵押的动产或不动产不足以偿还抵押债权人的债务，其不足以偿还的部分，就被认为是未经抵押的债权。这部分债权就得和一般债权人一样按比例偿还。在所有未经抵押的债权中，欠政府的款项、工资等又优先于其他未经抵押债权的偿还顺位。
外国出口商的贸易货款基本上都是没有抵押物的，所以一旦美国进口企业申请破产保护，那钱就基本收不回来了。即使后者还有可以赔偿的货物或财产，也轮不到外国出口商。
假如出口商气愤之余，威胁美国公司，如果几天内不付款就将其造假的事情捅出去的话，反而会被美国诈骗公司反咬一口，被指控犯讹诈罪。
骗子公司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所以它们有恃无恐。
对于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企业说来，要分辨美国的进口商是否是骗子公司很难，对美国法院来说这也同样不容易。因为那些一开始就成心欺诈的公司会精心制造骗局，把自己伪造成债务过多无法付款，不得已而为之。法院因此很难定诈骗罪，只能让它们以破产的名义逍遥法外。
至于另一些正经的进口商，经营不好导致债务危机要求破产的话，法院则认为这是它们的权利，法律允许它们这样做。许多美国企业，包括世界著名的美国航空公司，都申请过破产保护以便摆脱掉压在身上的巨额债务，之后又继续经营下去。但是那些供货的债权人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美国，任何企业，无论批发商还是零售商都可以申请破产、接受检查、提交一些毫无成功希望而言的重组计划，然后就等着被宣布成为破产人并且获得法院判决的债务解除。这一系列程序对某些美国人和企业来说太常见、太微不足道了，他们甚至把这一程序当成是一条解除他们法定偿债义务的捷径。破产是那么的频繁，以至于美国联邦政府不允许各个州制定与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相冲突的任何有关法律，而将企业破产的管辖权划归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控制。在企业申请破产这一领域内，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被称之为工商管理经典的《信用管理手册》的作者赛西尔·邦德在其著作中写道：“在美国，有人滥用破产程序，他们把破产作为企业经营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可能并不会写进他们的经营计划，但它是那些人思想中的关键要素，那些人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企业，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多地从供货商那里获得最大数量的货物或者贷款，以低于其他地区企业的价格出售产品而只支付货款的一部分，却向供货商继续要比已经出售的货物价值更多的新货物。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或者为了能在以后的奢侈生活中狂欢作乐而隐匿资金，最终把企业带入所有应付账款都拖欠而无法支付的境地。”
这就是说，当有一些企业将破产当做一种战略退却、重新开始的起点时，另一些企业则将破产当做战略的全部，骗取货物却不受刑责。这时的债权人可能根本得不到任何偿还。
为此，赛西尔·邦德感叹道：“今天不合理的贷款在将来要么将成为一个奇迹般的成功案例，要么将会使你成为一个破产人。”
“最具创新精神”的骗局
众所周知，美国有世界上最透明和监管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欺诈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得以排除。相反，越大的公司欺诈行为就越隐蔽，越能逃避监管，对投资人的破坏也就越大。
著名的安然公司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和交易商，长时期掌控着美国20％的天然气和电力交易，而它的股票一直是华尔街分析师强力推荐的。安然还连续四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企业”称号。但是它在走向破产时，股票的价格从历史上最高的90多美元跌到了不到10美分，使广大的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连其雇员的退休金都被管理层给挪用了，那些长期在安然工作年纪已经很大的员工，晚年的生活顿时没有了着落。
安然的“最具创新精神”被用来创立了3000家具有特殊目的实体，也就是实施特殊欺诈行为的小公司，利用它们与安然公司自己进行对冲或出售回购等关联交易，使其公司账面上莫须有的业务量始终维持在一定规模上。实际上，由于这些小公司的创立，安然想要其业务量看起来达到什么规模就能达到什么规模。
这种叫特殊目的实体的小公司在法律上符合美国公司法，假如成立这样的公司真是做一些实际的交易的话。但是如果成立这样的公司只为了与总公司通过虚假交易“制造”营业额、捏造利润，又长时间不被发觉，那么这就会使人们不由得怀疑美国社会监管能力的有效性了。实际上，安然通过这类方法，不仅长期蒙骗了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分析师、投资者、媒体、监管机构，甚至还包括其自己的雇员。
这样的超级骗局并不是小型非上市公司所能做到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律师来钻法律的漏洞，大量的会计师来钻联邦和州政府税收的漏洞，还要摆出自身强大的样子，居高临下地俯视投资者，直到轰然倒地。
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2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腐朽的制度》的文章。他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腐朽，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师制度、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关联交易的规定。安然事件表明，这一制度已经腐朽了。5
在另一家著名的上市企业——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案里，那个事发后非常有名的首席财务执行官苏利文在出事的最后几年甚至直接向属下发出指示，修改财务报表，以迎合华尔街财务分析师的预期，和以前向市场提供的赢利预期一致。这是直截了当地制造赢利的手段，他甚至不需要费力气像安然公司那样成立几千家有特殊目的实体公司，而是赤裸裸地造假。华尔街对其有什么样的盈利预期，他就编出什么样的报表。在各个下属会计部门向他索要修改会计报表的原始凭证时，他的回应往往是这些指令来自高层和他本人的意愿。于是那些经验丰富又有专业修养的中层财务人员虽然知道这个指令违背了公认的会计准则，触犯了法律，但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是一起参与了造假。
在垮掉前的最后两年，世界通讯公司向外公布财务报告的每股盈利都是参照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预期编制的，以便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定的持之以恒的信用错觉。
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亚瑟·李维特（Arthur Levitt）在这些世纪大案爆发前几年的1999年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和证券的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报告则迎合这个估计一致的盈利预期。”6他这话的意思是讲，在上市公司的误导或者是诱导下，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们与上市企业管理者妥协，进而与他们相互勾结，认可后者提供的信息，分析师甚至与企业串通一气；向金融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
2000年春天纽约股市崩溃和以后长时期的低迷，使这些本来还可以继续的骗局一一曝光。否则的话，人们可能仍然认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完美无缺的。
美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激励方式，也支配了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使得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制衡。上市企业经营者们最重要的考量不是企业的长期发展，而是保持股价不断地上涨，让投资者满意。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上市公司就有编造虚假经营业绩、蒙混市场的冲动。
在自由经济下，追求企业利润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利益驱动成为资本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力量来源。但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企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被简单地诠释为股价的上涨。而美国企业资金又是主要靠公开发行股票而不是靠通过银行借贷募集的。公司一旦上市后，投资者不断买进卖出股票，股东既小又分散，还不断流动和变化着。小股东们当然并不在意公司长远的经营目标，他们只从股价的高低和现金流量来判断企业的好坏，以便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都是靠凭空捏造的现金流粉饰财务报表，进而维持股价高位的。
尽管美国有几十年监管资本市场的经验，它的资本市场已被世人认为是全球最完善和最安全的，但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股票文化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迎合华尔街分析师盈利预期的现象，在美国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中被形象地描绘成“到底是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也就是说究竟是由上市公司独立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再由华尔街的财务分析师通过行业分析对这些经营状况进行评估，从而形成赢利预期的报告，还是由上市公司根据华尔街的赢利预期来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 。7前者是上市企业应该遵循的正常行为方式，后者就真是“尾巴摇狗”了。
美国资本市场“尾巴摇狗”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纽约股市奇迹般地攀升，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世界通讯公司只是例子之一，只是因为它太大了，在强盛时给投资人带来的利润大，在垮台时给投资人带来的损失大，所以才这么著名。
如果市场上的小投资人是盲目的，那董事会呢？世界通讯公司事发之后，人们发现从1999年至2002年中期，这家公司董事会的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从没有出现过董事对公司财务情况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说，所有董事都被蒙蔽了，或者说所有董事都根本没有履行其监督的职责。
企业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经营者手里，对他们的激励制度根据美国公司治理的原则就是通过发放股票期权，使他们的利益与股票的价格高低直接挂钩，股票上涨他们执行期权就会牟取暴利，股票下跌他们的收入就会缩水。所以在这种激励制度下，从大小股东到董事会、到经营者也就都不约而同地将股价上涨视为自己的直接利益和终极目标。
由于利益相关的原因，市场另一层次的监督者——会计师和审计师在这个大环境下也和企业坐到了一个板凳上。在安然事件中充分曝光的安达信公司既代表投资者审计安然的财务情况，又为其做咨询服务为自己牟利，而这两者本来是相互冲突的业务，不应该由一家机构单独从事。
这样，安达信为安然提供咨询服务从而把后者当成雇主，而审计自己的雇主就像给自己领导打分一样，其公信力可想而知。更严重的是在安然事件曝光后，安达信为了保全自己，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销毁审计文件底稿，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完全背弃了作为监督者的职业道德。
董事会玩忽职守，市场分析师与企业同流合污，审计师再文过饰非，评级机构和征信机构又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布的信用报告，上市公司的信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分析师的报告和审计报告建立在虚构和造假的基础上，就如同考试题本身是错的，人们还能指望有正确的答案吗？
睁大眼睛盯住美元
由于信用既指履约能力又指履约意愿，既涉及人的道德意识又涉及社会责任，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个人和企业破产，能说美国人没有履约能力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消费者，说他们没钱还贷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但是一些美国人确实在破产。
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都开始显现。洛杉矶监狱曾一次就提前释放300名只服刑不到一半期限的在押犯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而是因为政府没钱，要削减经费。这个西海岸最大的城市还被迫关闭了公立医疗中心，中小学也开始裁减教师。鉴于许多州和市都出现赤字，而州市法律却要求必须平衡预算，他们只好削减行政开支免得破产。于是，许多曾经担任过民选的地方行政官员、对地方的政府运作很熟悉的国会议员大声呼吁，为什么联邦政府可以不受制约地扩大财政赤字，而州市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