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真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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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企争夺原料。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企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后来，韩庆生却因“技术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300天。
1982年，因为广东、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中央有人点名批评这些地区的领导是在“放羊”，放言“如果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并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广东省委领导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进京，并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检查。
也就在这种形势下，因小商品兴起的温州，在当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在内的8个私营企业主，因为涉嫌“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被公安机关追捕。这种利用专政力量对体制外资本的遏制，一直将持续20余年。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评价：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去，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块钱，但不久后，便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只有短短的3年；1984年从社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1985年，还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内，海南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汽车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前两年风传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以知名作家王朔及其朋友为原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故事。电视剧中对这种“投机倒把”热潮有着真实的描绘……一帮北京大院出生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打架、泡妞的荒唐岁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一夜惊醒，纷纷从北京跑到遥远的南方去做生意。他们在广州租下某个宾馆作为据点，然后深入南方的偏僻城镇寻找走私电器。弄到货后，在广州的宾馆里足不出户，转手就倒卖给大批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的大小倒爷们，赚上一大笔差价。到最后，在金钱的利诱下，他们开始收藏起曾有的炽热理想和纯朴情义，用几台真的电视做样机，然后弄一屋子装满砖头的电视机纸箱，到处招摇撞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正在一片喧嚣中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潮汕和江浙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肩背手提，把这些紧俏的电器迅速地倒卖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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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无非有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港元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加上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冒险行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断，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根据《中国1978…2008》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跟1984年初*的第一次南巡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开始了。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里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块钱，开始出来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个由喇叭裤、蛤蟆镜、电子表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充斥的年代。1985年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一个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运揪心，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州演出的英国“威猛”乐队癫狂，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问题时的模样，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要为生存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方。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当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明明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2）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又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于是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还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地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只见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正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家里的警察也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家里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就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关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当中，一家人既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无情，也品尝到了人世间的温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他听到黄家的情况时，感动得都哭了，然后费尽全力帮他家处理此事，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上了友谊，并且随后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被迫，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黄光裕最近一次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是在2008年11月11日。《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段场景：“当时汕头召开一个招商引资大会，黄照例是警车开道，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从凤壶村回到北京仅9天，黄光裕就从办公室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即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被刑拘。
对于牟其中、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这样一些崛起于荒野间的草蛮英雄，也有不少人持宽容的态度。财经记者郑作时如此评价：“在那个世界中，只要有名有姓，几乎无一不是传统体制的叛逃者。他们无论是沉还是浮，其行为和思想无一不闪耀的，是自由的光辉。”
在黄氏兄弟踏出家门北上13天之后，也就是1985年10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企业家代表团。会见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此之前，市场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当作资本主义特征受到严重排斥的。
潮汕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1）
潮汕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不会轻易互相背叛。有人如此形容潮汕人的抱团意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对黄家来说，有几位潮汕老乡对他们的事业起到了事关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就有詹培忠、许钟民，另外，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与黄光裕案有关的可能还有后来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松有和公安部部长助理的郑少东。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一个人……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
1947年，詹培忠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但他无心向学，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1968 年，当詹培忠从风雨飘摇的柬埔寨回到香港创业时，他身上只有数千元。胆大如斗的詹培忠直接找到曾打过几个照面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某们业务经理，把父亲和叔父的生意以及自己眼下的处境向他照实说了。业务经理很欣赏他的坦率真诚，认为他和他的家族是可信的，当下决定给予贷款。最后，詹培忠付出1/10的押金便拥有了开出数万元信用证的权力，自从有了做生意的本钱。
1972 年，詹培忠的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机警的詹培忠被委任为出市员，负责为股票发行者推销股票。詹培忠先把贸易公司交给朋友代管，后来干脆关门大吉，集中在证券业发展，渐渐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同时，他又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优越特权，私下从事股票买卖，并斩获颇丰，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
天有不测风云。1973 年股市“大崩溃”使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詹培忠由于跑得比别人快，才得以幸免灭顶之灾。有点心灰意懒的詹培忠，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大商人黄创保。黄创保决定创办一家证券公司，由詹培忠做出市，除了每月1000元车马费外，佣金收入还对半分。但当时股市还处于低潮期，詹培忠“不务正业”，组织起精工及宝路华两支足球队。在詹培忠带领下，两支球队70年代中在香港名噪一时。
陈松青是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商界最“火”的富豪之一，这位由南洋来到香港的海外华侨，在 70年代未连续以数十亿来历颇为神秘的资金收购系列大型建筑或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场掀起了巨浪。陈松青把在股市集资的任务承包给了他非常赏识的詹培忠。事实很快证明他没有看错人，陈松青名下的“佳宁”股票价格，在詹氏的魔术棒下如脱缰之马上升，詹培忠“金牌庄家”的美名不胫而走。盛名之下，找詹培忠做庄家的上市公司愈来愈多，詹培忠赚钱如“猪笼人水”，甚为得心应手。在80年代初，由詹培忠做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