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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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父母馈赠给她的礼物。她别无选择。苏雪林衰年追忆时写道：“苏州天赐庄一年岁月尚算美满，但以后便是维持夫妇名义而已。”（）张宝龄大丈夫气重，理性，较冷漠。婚后，他们在苏州筑巢。他是学造船的，盖的房子也是船形。中秋时分，苏雪林说外面的月亮好圆，张宝龄答，再圆也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话难投机，少情趣。婚后又长期分居，感情更趋淡。加之苏雪林在经济上对族人竭力周济，也引起他的不快。以致在时局动荡之际，各奔东西。苏在写自传时说：“我打算将张的事完全隐去不说，盖我已立志不言彼过，婚姻不如意就不如意，算了！世尚多不婚者，遇人不淑者，我有文学学术*，何必婚姻！”（）但写自传，婚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她还是写了：“下午写*，将张宝龄真事一一叙出，不再写注耳，盖等别人乱猜乱写，不如自己写。”（）她称这是“一世孽缘”。不过在《浮生九四》中不乏自责：“……（我）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姐嫂，更令他嫉妒得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之根源。”又反思道：“以为既如此的不美满，何不干脆离婚别寻良偶呢？以为我有旧脑筋，抱存有‘从一而终’的观点。其实也不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辩过。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得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但我因这些原因，叫张宝龄孤凄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是实觉对不住他！”在苏雪林的花季，即1922年赴法留学时，一个“要在荆棘丛中摘取玫瑰花的梦想者”疯狂地追求过她。苏雪林也曾怦然心动，但恪于已与张有婚约在前，她毅然决然地与其断绝了关系。之后，当然紧闭心扉。有趣的是花甲之年，竟有人叩她锈蚀的心锁：“今日获苗栗某部队秦鸿仁寄来长信一封，满纸疯话，殆想老婆不得而成疯者，今日军中此类人甚多。”（）不容置疑，此信阅后一定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令人惊诧的是，在苏雪林心灵深处，还有一星爱的火种，当然那是属于“另类”的爱。“今日中央日报未到，余有工夫写文……此文写我民国八年升学北平女高师，暗暗倾慕吴贻芳，而偷窥其动静，实为可笑。此为余少年热情之表现，若在今日决不为也。闻吴贻芳尚未死，其住南京抑在美国则不知。据经传来信言，其南京居处之舒适、美丽，则尚在南京，当命经传转之。”（）苏雪林还“希望吴贻芳那篇亦早日刊出，则可寄经传命她寄……趁她未死见此文，亦我之大愿也！”（）遗憾，此信、文不知何故遭“台北五万信箱”两次退回。后，她还饶有兴致地将写吴贻芳稿影印一份，寄给当年女高师同学毛彦文，回味“私慕吴贻芳可笑举动”。
苏雪林一生充满矛盾，双重人格现象严重，包括评判他人和检讨自己，甚而，对宗教的态度也是如此。1924年，在恋爱困惑时，笃信天主教，在法国里昂大教堂接受洗礼，一时做弥撒甚殷，后渐淡之，但丝缕未绝。98岁时吴某拜访，“询余信仰天主教事，提出三个问题，我实告自己是挂名教友，立身行事一如世俗人，并不受教规约束，譬如星期五照样吃肉，星期日照样工作，惟不美满之婚姻，尚能照教规不仳离而已，但此节我未言。”（）后当教友们畅谈教徒生活之幸福，她在日记中写道：“许平姐来，写纸条十余张，劝我快乐，我生平唯有忧郁，不知快乐是何滋味？而天主教朋友，每以快乐为言，不知我为宗教信仰，受过绝大之精神痛苦，有何快乐可言？故怫然请她勿再言。”（）
如何评价苏雪林的一生？苏氏在《浮生九四》的自序中说：“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及自己的作品”，“庸碌卑微”，又说：“乃是一个弱者，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没什么价值。”不过笔者以为这或是她自卑中夹以自谦之词吧。
苏雪林毕竟是一个人物，是一个耐人咀嚼的人物。
征引及参考书目：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1—15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版。
苏雪林：《浮生九四》，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
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苏雪林致笔者信札若干。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1）
1921年，一位在清华求学的肢残学子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不假思索：“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那青年沮丧不已。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女士（）为那青年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他叫潘光旦。13年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14岁入清华学堂，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发音准确、纯正，不逊英人。毕业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学理论写的《冯小青考》，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所幸那次与校方对话不久，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终于顺利出洋。其实，潘光旦的那条腿也是丢在清华。清华当时注重体育锻炼，潘光旦在跳高时右腿伤残，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成了“独腿客”，在家休学两年。潘光旦是个志存高远者，尽管腿残，又患目疾，1200度的近视，看书似“闻书”、“舔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鸿鹄之志。他做诗述怀：
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
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始，潘光旦先后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因他成绩优异，仅用4年时间便获硕士学位。1926年学成归来，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冯小青》、《优生概论》。1934年回母校清华执教，任清华、西南联大教务长、图书馆长十多年。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至谢世。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了“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的士大夫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事业，倡导*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为强种兴国，他重新认识遗传学，倡导优生学。他爱国不落人后，“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清华学生运动”，“曾担任学生代表团的中文书记，负责各种文件与宣传品的起草。”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由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学校当局给予“留级一年”（一说不考者按自动退学论处）的处罚，经过斗争，原决定撤销了，但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2）
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次年，潘光旦发表《中国民族生命线之东省》，说明东三省本是中国的土地外，还证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滋生地，呼吁“决不可沦入日人之手”。
1941年，潘光旦加入民盟，在昆明参与筹建第一个省支部，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爱国*运动。历任民盟一、二、三届委员，第一、二届中委等职。1946年1月，他与闻一多、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四教授致马歇尔将军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本质。6 月，代表云南民盟支部，3次召开座谈会声明民盟反内战、要和平，反*、要*的坚定立场。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后来迫于政府的压力，学校让潘光旦改任图书馆长。
1949年10月1日，潘光旦拄着双拐到天安门*，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参加土改，到苏南农村搞社会调查，他从不甘人后。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梅贻琦的著名文章《大学一解》就是潘光旦起草的。1935年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他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无独有偶，14年后，潘光旦又接到一项同类托请。“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
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老是这一句话。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这是潘先生的情况。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众多的朋友中，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加入民盟，两家又长期比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闻还为潘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闻被害后，潘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