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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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塞特的看法更直接：国民生活愈宽裕（从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水平来衡量），维持民主制的可能性就愈大。许多研究者把这两位学者的见解拿到现实世界去验证，结果确实表明民主制与经济发展有相互关联。然而，也有例外。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却有民主；而另一些国家经济发达，却没有民主。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表现的别的诱因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主的辩说（3）
亚当·普泽沃斯基的著作，《民主制与发展：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与福祉》，是最全面的研究报告之一。像熊彼特一样，他对民主制所下的定义也是狭义的，即“有竞争的选举”。他认为“法治民主”是“有竞争的选举民主制”的基础，虽然民主制存在于富裕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经济发展事实上并不会产生民主制。
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收入与民主》⑨指出，现有的一些研究材料肯定收入与民主制之间有着全面的关联，但通常并未探究那些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这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探究这样一些因素后，人均收入与各种民主措施之间的统计联系就站不住了。此外，这篇研究报告表明，收入与民主制之间确实有关联，但收入又不对民主制构成原因，这是因为收入和民主制的长期演变是与一些历史因素相关的。
对于“经济发展决定民主”理论的挑战至少还有其他四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指出，有许多因素（经济、历史、社会、外界和文化的因素）看来都关系到民主制的出现。然而，没有一个因素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显得比别的因素更加重要。他们认为不可能提出精确的假设命题，而只能提出推测性命题。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试图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的原因、转变方式和后果。虽然他仍然认为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要比民主制与独裁的区别更具有根本意义，但他更强调民主的价值。他的主要论点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转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些共同的原因、相平行的事态发展以及早先的转变对后来的转变的影响。
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空前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著变化；外界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或示范性的作用。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
第二个方向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身事实上并不构成答案。经济发展只有在它给阶级结构和公民社会这样一些彼此交错的变量带来有利的变化时，才能导致民主制。《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制》一书⑩的作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民主制的上升，是因为它转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在《沉默的革命》一书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在经济发展与稳定民主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因素起中介作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生活的满足和政治的温和这三者组成的公民文化特征。罗伯特·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努力，但它谈得更多的是公民文化如何影响政府的成绩（治理的程度）和经济的成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主的辩说（4）
第三个方向是反映在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概括东亚经验》一书之中。弗里德曼认为，民主制并不取决于经济条件。历史表明“独特的文化”根本与促进民主无关。民主文化是民主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存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阶级先决条件来导致民主制。在欧洲、在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促进民主制。导致民主制的，是政治。政治本身根本没有先决条件，政策属于偶然性领域。政治是民主制的唯一先决条件。他认为民主制对人有吸引力；只要适当的政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使政体民主化。弗里德曼用政治来解释民主制，是一种套套逻辑，因为民主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偶然性领域”是什么意思，正是需要解释的。
最后一类研究的例子是塔图·温汉南的《民主化进程》，达龙·阿西墨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以及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他们从经济发展以外的因素去寻求民主制的先决条件。温汉南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论，他认为所有物种都有各自成员所共有的该物种独特行为特性，而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也必然有共同的因素。他说，政治结构是在争取生存与繁衍的斗争中演化而来的。然后他提出一种假说：当权力资源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压制其竞争者而称霸时，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民主制。根据这种“经受了验证”的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民主化的终极原因，因为在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各种权力资源通常都会分布比较广泛。这样，不符合利普塞特理论的一些反常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重要的权力资源在某些穷国也可能分布广泛，而在某些富国却高度集中。
在《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一书中，阿西墨格鲁和罗宾逊运用博弈论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分配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方式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将民主化的进程追踪到公民社会的力量、政治体制的结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性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的结构以及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
然而，他们在描述政治发展的不同途径时，却将通往民主制的途径说成是历史的命运，而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他们雄心勃勃的著述却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就绝非偶然了。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也探索了民主化过程的巩固问题。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自发地遵守公平而又有效的体制时，民主制才能持久。要大家都能如此遵守，民主体制必须同时让所有这些势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做到在民主选举中失败要比非民主竞争中失败体面得多。
因此，转变期的中心问题是：转变能否导致一种制度，让所有的政治势力都肯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民主竞选这种胜负难卜的竞赛，并服从这一民主过程的结果？普泽沃斯基没有进一步谈当民主制尚未站稳时怎样能做到他所说的“自发的遵守”，但谈到当民主体制正在建立之时，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已明朗或平衡，从而考察各种可能的结果。当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事先尚不明朗、不平衡时（或者用温汉南的话来说，“力量资源”尚未“广泛分布”时），包括内战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能从民主制获益者总是民主制的最可靠促进者，而最有可能因民主制而失败的势力则会抵制民主制。他从顽固派、改良派、温和派、激进派以及在民主口号下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角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确实比集中谈阶级要更加生动一些。
所有这些研究传出的简明信息就是，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制。我们根本不能根据任何一国人均收入的具体数字来判断该国会不会转变为民主制。要达到“自发遵守”的民主体制，其先决条件要比原先想象到的更加严格，这包括：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公民文化，精英努力，外界影响，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一向导致“战国”或军阀割据式的内战（包括国共两党的内战），这就表明外界的影响和民主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没用；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政治文化（仅靠它也不够），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专制体制下的“虎斗”。亨廷顿的话是对的：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如上文中所述，对一个强大的德能政府的社会需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政治文化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吗？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1）
政治文化确实是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事实上，从公元前1046年周朝以奉“天命”为名建立家天下算起，3000年间，中国最大的文化变化是发生在20世纪。其中往往被人们估计不足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变化，就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制度变迁。这一转变以及相关的其他变化将结束过去2000年来原地踏步的“朝代轮回”。这一制度变迁的一个含义就是：如今在中国做生意可以着眼于长期，而不必老是担心中国的周期性政治不稳定。
在中国，有宗教背景或没有宗教背景的地下组织自古有之。但“政党”却是一个舶来品。一般认为辉格党是英国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两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托利党）。辉格党起源于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独裁，但辉格党和托利党当时都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至少，要到1784年，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领导改建过的辉格党起来反对小威廉·皮特为首的执政的“托利党人”之时，政党政治才开始发展。根据理查德·冈瑟和拉里·戴蒙德的分析，政党可以是精英式的、群众式的或民族式的，可以是从事竞选的，也可以是从事群众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从俄国引进的精英式革命“先锋队”，其意识形态的能量远远胜于国民党，它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风景。明朝末期和清朝末期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仍未摆脱“家天下”那一套腐朽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却在发动群众，执行纪律（约束那种讲关系讲情面的文化），降低运行费用（交易成本）等方面非常成功。
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游戏规则、游戏的期望、游戏角色的行动计划和行为模式，都与以往家天下时代截然不同了。这种体制变化的几个重要方面包括交接班制度、任期安排和行使权力的方式。然而，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变化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许多人忽视或者没有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政权中，从前那一套皇位继承的做法结束了。安排继承人不再是看血统，而是看德才。第一代革命领导人还在时，主要看革命功绩和威望，而到了现在则主要看建设的功绩和表现了。换句话说，家族政治时靠“天命”和血统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政党政治时则是靠德才和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血统因素不算数了，庇护提携的因素仍然有用，但最重要的是德才因素。
现在不是“家天下”，已不会再出现小皇帝、病皇帝或老朽无能的皇帝。也不用担心皇帝的几个儿子和兄弟为皇位争斗，不用再担心皇太后、皇亲国戚、宦官、权臣的幕后操纵。从###到###的这次交接班被称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井然有序和按照制度办事的权力移交”。这种平稳的交接班体现出一种转变，即从依靠革命功绩转变为依靠德才，从个人权威转变为规范准则，从个人崇拜转变为建立共识，从“强人政治”转变为集体领导。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2）
德才逻辑使得讲关系的老做法与德才要求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血亲、同学、同乡、老同事、老上下级等关系仍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在物色精英人才时，学历、阅历、能力和成绩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这从政治局委员的情况变化即可看出。1982年邓小平时代25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一个都没有。1997年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有17人。2002年25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已有22人，这一届领导班子学历之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
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作为文化惰性而残存的一言堂也不复存在了。集体领导已经形成，不再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党的领导班子也不再提核心。分权制、地区代表制和政治关系多样化已成为趋势。中央委员会中要有所有省市区的代表，其中正式中央委员要各有两名。
投票表决机制也在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实行的“差额选举制”，令人相当兴奋。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都是差额选举，候选人数比当选数多，这样，靠拉关系而不是靠德才进入候选人名单的那些人就很有可能遭淘汰，因为大规模贿选是实际上做不到的。
投反对票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在增多。从前家天下时的“基因库”很狭小，现在党的英才库则宽广得多。由于建立了明确的规则，消除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以及皇亲国戚的幕后操纵，而且消除了个人利用权位荒淫无度，顺利的交接班和最高层政治上的稳定就有了制度保证。
因此，按照德才选举领导人，而且越来越多地依靠领导人的政绩和体制规则，这就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又保证了领导层交接班的稳定性。脆弱的、王朝式的世袭继承已经彻底地被比较有条不紊的德才继承所代替。
还有体制上的几项重要规定进一步保证了有秩序的德才继承。第一是领导职务的年龄限制。1997年政治局的规定是，除非常情况以外，党和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应于70岁之前退休。国务院各部委主管、省级首脑和将军应于65岁退休，其副职应于63岁退休。这一规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治局相对年轻化了。200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0岁；1997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3岁；198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2岁。另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政治局成员有两层，一层是政治局常委，成员较老，另一层是其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