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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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这部影片。”他解释了自己在斯库拉斯的处境。大家怂恿他另起炉灶：“你有这么多经验，还有这么多关系。我们一定支持你拿到这部影片。”
第3章冒险事业1990—1992利普斯基和妻子第二天早晨就飞回洛杉矶。他走进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冲动地说：“我要辞职。”这时，利普斯基已经是在业界干了16年的资深人士。但他知道，他不能就这么离开。利普斯基跟宾厄姆·雷谈过几次，而雷对自己目前在埃温纽（Avenue）公司的工作也很不满意，商量联手干的可能性。据雷回忆：“我们都厌倦了给别人打工，厌倦了听人说‘不，我们不能买这部影片’或者‘行啊，我们可以买这部片子’。我觉得自己掌控在别人手中。我要做老大。”利普斯基走出斯库拉斯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给朋友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决定了，我刚才已经提出辞职，我要自己办公司，我们就把我在英国看过的这部优秀影片作为第一个发行的作品，你有兴趣吗？”雷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说：“当然可以。”
雷跟利普斯基都已经46岁，在电影业浸淫多年。这位工程师的儿子在纽约城北部威彻斯特（Westchester）县的富庶小镇斯卡斯代尔（Scarsdale）长大。“我穿着一件纽扣系到脖子的衬衣，从郊区来到埃尔金（Elgin），坐在一个穿雨衣的家伙旁边，”他回忆道，“我父亲老说：‘你就继续干你的电影吧，你迟早会流浪街头的！’”他除了有那么一点亡命白人清教徒的基因，还有一种犹太制片人的基因。他矮小、粗俗、多变，瞬时专注功夫却很出名，善于当机立断，对自己的头脑很自豪也很自信。如果说利普斯基痴迷紫色，雷也有自己的怪僻。他日复一日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百慕大牌短裤、一件鲜艳的运动衣，戴一顶麦茨牌帽子。他一直不会打领带。“干吗要打领带呢？”他不明白，“那样显得太蠢了。一个曾经得过斯坦利杯奖的曲棍球教练用领带擦鼻子呢。我虽然不是在用领带擦鼻子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没有带手绢，完全可以用它擦鼻子啊。那很方便的。”雷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万宝路，酷爱喝酒。他办事有魄力，善于讲故事，为人豪放而达观。做电影的人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心口之间没有太多遮拦的人，不习惯留一手，对朋友和对手都一视同仁，言辞锋利、辛辣，经常惹麻烦。他跟利普斯基一样不会圆滑，直来直去。有人这样形容雷：“如果你把宾厄姆单独锁在一间密室里，他会跟自己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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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2）
雷跟利普斯基一样，曾在一些很知名的独立电影公司工作过，比如岛屿、纽约人、高德温（Goldwyn）、生动、埃温纽。利普斯基和雷的伙伴关系能确立是因为两个人都不是冲着钱才干这一行的——他们把1970和1980年代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心中燃烧的那股纯粹的激情的蓝色烈焰带到了1990年代。他们熟悉发行和市场行情，两个人都有着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强烈的对黑色、怪僻、危险影片的共同嗜好。比如，利普斯基曾给高德温争取到阿列克斯·考克斯（Alex Cox）的酷片《席德与南希》（Sid and Nancy）。在他们的辞典中，“向上”和“积极的生活”都是难听的字眼，他们都愿意在那些没有几个人看好票房的影片上冒险。正如雷所表白的：“我总是想尝试做商业上不一定能存活的影片，我不是什么先锋派的捍卫者，但我懂得真正的实验品和全然的大众货色之间的区别。我认为中间地带有一片令人欣慰的天地，有一群观众在那里等待着。在我看来，这样的影片不必是什么大制作或者最赚钱的东西，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酬谢。”
另一方面，不利因素是他们都太熟悉发行和市场，意味着两人不是互补型组合，他们的擅长之处有重叠。两人都有着严重的自我中心倾向，他们可能会成为一只鱼缸里的两条鲤鱼。对外，他们显得好像是非常铁的朋友，同样痴迷Mets牌产品。他们擅长的领域基本一致，个性却全然不同。这是一对奇特的搭档。利普斯基做事专制，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而且只能如此。他早晨5点就起床，晚上又早早上床睡觉。雷则相反，属于晚睡晚起型。他在利普斯基的阴影下渡过了职业生涯中很长一段历程，时间将证明，他即将步入阳光之中。
那时，很少有人会去投资一部发行不动的独立电影，而利普斯基和雷都没有钱。1991年3月1日，他们开始在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 Oaks）市的海斯汀大道利普斯基那牧场风格的别墅里工作。每天，雷从他住的温尼斯开很长路程的车，驶入405国道前往圣·费南多谷。每次他都要敲门，等待利普斯基让他进去。利普斯基从不给他配钥匙。他的办公室事实上就是利普斯基的餐厅，办公桌就是餐桌。他到达后椅子上已经放着早上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杰夫转宾厄姆”。即便两人挨着坐在一起，文件上也会写有这样的字眼。雷从Republic Home Video公司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一个自由办公区，离飞机场很近，也就是说离他的家比较近，但是利普斯基拒付租金。雷说：“杰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参与过十几部成功影片的发行。这些成绩都不是偶然取得的。但是他向来教条独断，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只能是杰夫的方式。时间只有一种，只能是杰夫的时间。一切业务必须在杰夫家里处理。那纯粹是杰夫的个人表演。我完全是个搭便车的角色。”
在利普斯基家以外的地方工作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难。有一个星期一，雷上班后发现一半家具没有了。他大声问道：“他妈的那些家具都上哪去了？”利普斯基说：“噢，被我们的一个朋友搬到镇上去了。我们把一半的桌椅送给他了。”几天后，他发现利普斯基的妻子带着她要用的家具走出来。利普斯基是在拮据状态起家的，一切压力都要他一个人抗着，他现在连说话都有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据雷回忆：“有一次杰夫走进来，显得十分激动，双手捂住眼睛，哭叫着说：‘我快瞎了！’开始胡言乱语，我说：‘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不见了。’当然，20分钟后他又没事了。”那天，雷下班回家，妻子问他：“今天怎么样，亲爱的？”他说：“噢，杰夫差点瞎了！”
还有一次，利普斯基和雷在圣塔·莫尼卡大道一家意大利风味的饭店请鲍勃·莱姆勒（Bob Laemmle）吃午饭。莱姆勒可谓业界大佬，他们家族很早就拥有多家影院，而且创办了环球公司，是洛杉矶独立影展的主要人物，因此也是他们新公司成功的关键人物。利普斯基和雷都渴望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就这么一点力量，我们发行的第一部影片是《生活是甜蜜的》。”两人说着诸如此类的话。但是，饭吃到一半，利普斯基开始沉默不语。“杰夫突然不说话了。”据雷回忆，“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鲍勃和我面面相觑：‘杰夫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什么，也没有对自己这古怪的举动做解释。一顿午餐就这样尴尬收场。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后来，他们爬进利普斯基那辆1986年产的蓝色雷鸟小车。“杰夫开着车简直像一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蝙蝠，紧紧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我感觉自己像置身于《法国贩毒网》（French Connection）那部影片中。”雷继续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最后终于发作，尖叫着说：“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怎么坐在那里差不多一个小时什么话都不说，鲍勃·莱姆勒一定觉得我们俩是他妈的倒霉鬼，你他妈的把一切都搞砸了。”利普斯基的脑袋变得越来越红，就像一只柿子椒似的。他一字一顿地说：“这会儿……我……在流血……快要死了。”他停顿片刻，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吞了块玻璃……在饭店……所以……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在我吃的东西里……放了碎玻璃。我们马上开车去CedarsSinai的急症室。”他把准备交给医生的玻璃让雷看。雷仔细地看了看说：“杰夫，那不是玻璃，那是干冻，那是意大利面条的角料。”于是他们又开着车返回去，越过那座小山进入谷地。20分钟后，利普斯基完全好了。“说得客气一点，”雷说，“他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神经质的大怪人，而不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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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3）
1990年，遍地是破产的发行公司，这些公司却正欢快地踏上制片之路。利普斯基和雷的公司清高地杜绝做制片业务。“我们不会犯别人屡犯不改的错误。我们会考虑走自己的道路，”利普斯基说，“上面有人财大气粗想做制片这种鲁莽的事情，下面有人因为缺乏必要的资金拿不到一部自己想要的影片，中间地带完全被人们所忽视，我们想填补这个空白。”
两人打算筹50万美元的资金发行《生活是甜蜜的》，然后再筹700万美元投资他们命名为10月的新公司。公司名字是根据他们同在10月出生的时间以及爱森斯坦的同名经典影片命名的。他们在第一个方面做得很成功，第二个方面却不然。在电影界筹钱，有时好像条条大路通向Allen & Co。投资银行。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利普斯基和雷真还敲开了那扇门。“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企业，也根本不知道Allen & Co。，”利普斯基说，“Allen & Co。的人看过计划书后说：‘你们很聪明，但缺乏长期从事企业工作的经验。保持联系，伙计们。’”
雷和利普斯基辛苦搜刮来的一点钱都用完了，他们心急如焚。凭着30年的从业经验，他们很有信心在戛纳电影节到来之前筹集到必要的资金。但是，戛纳电影节来了又去了，他们的努力完全落空。在一个沉闷的夏季午后，一片阴郁氛围之中，利普斯基家的电话响了。电话是阿米尔·马林打来的，要找雷。雷小声抱怨着。他在去高德温公司前曾在多伊奇曼和马林的新影公司短暂地工作过，他并不喜欢马林。
马林确实不招任何人喜欢。攻击他的人说——不论公正与否——他在排挤合伙人多伊奇曼和约翰·艾夫斯，在自己被那位新来的老板取而代之前把一个蒸蒸日上的公司搞得黯然失色。在新影公司，马林算是局内人。他似乎满足于待在幕后，是一位善于从辅助性影视市场中挤钱的能手。索尼经典公司的迈克尔·巴克说：“阿米尔是独立电影界认识到电视和录像价值的第一人，很清楚将是这些辅助性而非影院收入推动公司发展，他明白影像部对公司的价值。”但是，当别人，比如说多伊奇曼，悄然有机会跟导演们觥筹交错、获得为公司的成功做出更多贡献的美名的时候，马林虽然从来不愿承认，但心里似乎有些嫉妒，感觉受到了伤害，有些愤怒。换句话说，他吃不准做鲍勃还是哈维。他给人的印象是在生活中尽量保持低调，但在内心深处也许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就像鲍勃，内心还有一个哈维拼命地想挣脱而出。
曾任新影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现任ICM代理的巴特·沃克（Bart Walker）说：“我一直认为阿米尔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们的业务关系都有一种个人化色彩。他很聪明，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由于他故作高深莫测，在公司引起许多麻烦。这种艺术用来谈判可能效果会很佳，但用来管理一个小公司就会遇到大麻烦。”
在昔日同事心目中，马林的不坦诚是出了名的。后来为马林担任制片部主任多年的约翰·舍斯塔科（John Shestack）说：“基本上，每个跟他接触过的人都很后悔。诚实是他的一件工具，对他有帮助的时候才偶尔用之。也许这些事情微不足道，但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很显眼。为了让你感觉糟糕，他会不惜撒谎。他会说某一个剧本：‘我看过，很失望。如果你不修改，我就另请高明。’其实他根本就没看过这个剧本。以后有人想买这个剧本时他又会说：‘不买，我们留着。’
‘我们干吗要留着？你不喜欢啊。’
‘不，我很喜欢，我很想把它拍成电影。’
“‘这儿还有你的电子邮件，你说不喜欢这个剧本，感到很失望，这又怎么说呢？’你别想得到任何答复，他喜欢营造一种恐怖氛围。”舍斯塔科管他叫“马拉奇·哈马维特（Malach Hamavet）”。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死亡天使的意思。
有些导演抱怨拿到欠他们的钱太难了。麦钱特/艾弗里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新影公司做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两位导演注意到，用艾弗里的话说：“我们个人从影片提成赚的钱都是从欧洲和英国汇来的，从未收到美国寄来的钱。”麦钱特插话说：“我们给新影公司的财会人员打电话，他们会摆出一堆借口，什么他的叔叔死了，某人生病住院了之类的。我们说：‘好吧，我们会派审计员过来。’”当这部影片总收入突破2000万元时，他们就说，马林送给他们一个昂贵的从Tiffany买的钟表。据他们说，马林要求把钟表的费用也编入电影预算，也就是说，两位导演本人掏了别人送给自己礼物的费用。他们还说，他用影片预算里的钱买了几件昂贵的礼服，准备在获奥斯卡奖提名后参加颁奖仪式时穿。有一次，两位导演在去洛杉矶的飞机上碰到马林。没有什么比一次商务出差飞行更能显示电影界的经济状况了。马林坐在头等舱，两位导演则在普通舱。当时麦钱特半开玩笑地脱口而出：“我真想杀了你。”如今他说：“他们拿着导演的钱开销自己的一切活动费用。发行商们都穿着阿玛尼牌西服，借一部影片大获成功之机就购买大办公室。那些办公司时间不久的生意人根本无意追逐这些，那得需要多少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才行。阿米尔·马林就干得出。他一手毁了那个曾经很成功的公司。”艾弗里最后说：“我们决定不跟他合作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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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