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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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性、谎言和录像带》一方还提出一些条件与米拉麦克斯作梗。特南鲍姆说：“埃斯蒂斯坚持要米拉麦克斯提前预付并且把钱打进一个第三方账户里，这样确保我们能拿到钱。我们还要他们保证影片必须原封不动，不能有任何额外的剪辑。”米拉麦克斯全同意了。埃斯蒂斯特别兴奋。“一部影片的影院和电视放映权卖出100万美元，而且还不包括录像版权，这种事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另外还附加100万美元的广告费，基本上仅影院部分的收入就达到200万美元。我们谈判过的独立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气魄大到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只想做成这笔买卖’，别的公司都在夸夸其谈。而且让我感到更放心的是还有艾拉过去约束他们。”温氏兄弟估计《性、谎言和录像带》会赚到500万至1000万。索德伯格感到很为难。“整个事情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回忆道，“我想，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大家都在议论：‘我的天！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什么让人心动了？’我想动心之处是温氏兄弟看到了做这部影片的窍门。”马克·利普斯基说：“也许他们出价确实高了些，但他们只能如此，因为没有人会把影片交给他们发行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相当放得开了，给导演们大笔预付金，而且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此外，温氏兄弟把竞争对手都给挤掉了。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其他竞价者都惊呆了。据新线公司的珍妮特·格里罗回忆：“听到哈维出100万，我想这也太荒唐了，觉得不可能是真的。确认以后我感到很震惊，心想让他当冤大头去赔钱吧。他不是想毁了自己的公司，就是掌握了我们不知情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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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看来米拉麦克斯确实掌握了一些新线和其他公司不知情的秘密。“他这样做简直太英明了，因为从此一切都改变了。”格里罗说，“我们都知道什么影片在市场走俏，我们会耐心地等候，请制片人的代理出去吃午饭，跟其他人一起去观摩影片，然后去喝咖啡——直到哈维出现。”他没什么客套。“哈维就是不情愿坐在教室后排，礼貌地举手等着点自己的名。”托尼·萨福德补充道，“在那之前，各个公司习惯于坐在办公桌前等着看他们的传真机上会出现什么。那种极其主动地寻找、猎取、协商合同的方式改变了这一行业的运作模式。”一天，在多伦多电影节的某一场影片观摩现场，马乔丽·斯库拉斯发现自己只能坐在地板上，因为整个剧场都挤满了人。她回忆道：“我环顾四周，哈维居然坐在我旁边。在地板上呐！汤姆·斯库拉斯是永远不会坐在地板上的。萨姆·高德温也不会坐在地板上的。他们甚至连等待排队都不会！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跟哈维和鲍勃的竞争会遇上麻烦。”
《丑闻》于1989年4月28日公映。丹·塔尔博特跟往常一样坚持要求全市只有在他上西区的林肯大厦独家放映数星期后再由其他影院放映。但是《丑闻》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迫使马蒂·蔡德曼打破塔尔博特的垄断，在曼哈顿的上西区、东区、格林尼治村放映了三场，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两倍。“我从《丑闻》意识到可以在一些高档次的商业影院放映这样的影片，而不仅仅是艺术片。”他说，“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发现所有影片的放映日期安排都写在一块黑板上。他们放映的影片并不多，在全国范围，每部影片都不超过10到15个拷贝，我们给《丑闻》安排了大约几百场放映活动，跟今天相比，这个数字听上去似乎不多，但是那时原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放映场次。”在马蒂·蔡德曼雄心勃勃的努力下，《丑闻》在美国赚了880万美元。
随着《丑闻》的名气不断上升，蔡德曼签了一个新的协议，即让他在洛杉矶开一家米拉麦克斯的办事处。他成为纽约办公室人人嫉妒的对象。据马克·利普斯基说：“谁也不愿意一成不变地跟哈维与鲍勃待在同一办公大楼里。他是第一个在自己与温氏兄弟之间开辟出一片新大陆的人。”
米拉麦克斯把自己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去。第56大街的公寓产生了裂缝，1980年代后期，米拉麦克斯搬到第48大街18E，新办公室位于麦迪逊和第5大道之间，这是一幢潮湿、阴暗的大楼。从第16层电梯走出后，右侧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个楼层，但同样显得很拥挤。他们甚至延伸到一个兔子窝般的小空间里。房间里装着冰凉的日光灯，吊顶的天花板，窗户很少，坑坑洼洼的墙壁看上去好像中了好几枪。这里比《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的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占据的空间大不了多少。地毯的某一处凸了起来，人在通向30英尺长、12英尺宽的走廊时偶尔会被绊一下。通道间挤满各种桌子。多伊奇曼都纳闷哈维怎么挤着他庞大的身躯，从这些东西旁边走过去来到他那位于遥远尽头的办公室。鲍勃和哈维的办公区挂满了生产进度表以及《燃烧》和《见者有份》的海报。埃德·格拉斯常常去这幢大楼里看牙医。“我经常去那里，要么去看我的牙医，要么去看哈维和鲍勃。”他回忆道，“我不知道哪件事更令人痛苦。两件事都让人不痛快。那种感觉就像被一辆10吨重、径直向前冲来的卡车反复碾压一样。”
有一次电梯坏了，哈维只好爬上楼梯。据一位员工说：“他大口地喘着气，我们以为他快要死了。”哈维属于A型血性格，经常失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同时还在减肥，再加上可怕的体重的拖累，已经出现冠心病的征兆。温氏兄弟古灵精怪的妈妈米丽娅姆还带上奶油干酪馅饼（rugulah）定期来看他们。据利普斯基说：“鲍勃经常冲她发火。他们经常让她等候，有时长达一个小时都不见兄弟俩出来，即使出现了也要压缩见面时间——‘时间到了。’他们经常这样说，‘把馅饼拿走吧。’”
愤怒的艺术家 1989（6）
米丽娅姆是如此甜密，“你无法想像这两个家伙是怎么由她拉扯大的。”米拉麦克斯的一位前员工说。温氏兄弟与父母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据童年时代的朋友艾伦·布鲁尔说，米丽娅姆是一个严厉、好斗、进取心很强的犹太母亲。温氏兄弟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把儿子跟邻居家的小孩比较：“怎么戴维得了A而你没有呢？”或者，“噢，你没有时间做家庭作业吗？米格怎么有时间呢？”哈维常常管她叫“波特诺妈妈”。温氏兄弟是在一个由电工联合会盖的，紧挨着皇后学院，名叫Elechester小区的一栋大楼里长大的。布鲁尔第一次遇见哈维是在1964年皇家植物园（Kem Gardens）的坎贝尔218高中，在他看来，米丽娅姆那种无情的看护最终诱发哈维萌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布鲁尔在谈到1990年代后期梦工厂（Dream Works）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用一种诙谐的口吻说：“我看到她给他打电话时这样说：‘梦工厂的那些人算什么。他们怎么做得比你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难道更称职吗？如果多给你一些激励，你也能行。’所有这些都刺激着哈维、挑战他要证明：‘我最出色，我是老大。’”
他们的父亲马克斯是一个珠宝雕刻匠，曾在曼哈顿的珠宝行工作过。在这两个男孩的朋友眼中，米丽娅姆是主事之人，她制订规则，恫吓丈夫。两个孩子跟马克斯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说：“你的妈妈，别怕她。”据布鲁尔说，这包含着对米丽娅姆的轻蔑，而孩子们则认为马克斯很酷。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而且用自己的失败经历来激励他们。又据布鲁尔说，他们从父母身边学到的教训是：“别像我们这样窝囊，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不行，别让任何人拦你的路，如果有人拦了路就搞掉他们。”两个孩子显然把这些话都牢记在心。他们牢记在心里的另一个教诲就是必须自己闯世界。
马克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驻扎在开罗。敌对状态结束后，他仍然留在那里，跟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工作。哈维长大后研究了利昂·尤利斯（Leon Uris）的一些长篇小说。大屠杀故事把犹太人一律描述成受害者，被放进运送牲畜的车里，这让他感到耻辱。他所认同的犹太人应该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击退了一支阿拉伯大军的进攻，建立了以色列国。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不能当教授、律师、医生，就应该当一名人民的战士。你要很坚强。你也可以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他很喜欢那部由黑名单上的编剧多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1950年代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之一，后逃往墨西哥——中文版编者注）改编自尤利斯的《出埃及记》（Exodus）的影片。“特朗博最伟大的主题就是少数人对付强权。”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主题：你能够战胜强权。你可以跟大佬对抗，你最终会获胜。”成年后，他喜欢说：“我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犹太人。我要当那种犹太人，会说‘我要打趴你，杀了你，你这狗娘养的’。”对温氏兄弟最贴切的注释，打个比方说，也许是李安的《绿巨人》（The Hulk）和里奇·科恩（Rich Cohen）献给纽约犹太帮的抒情长诗《坚强的犹太人》（Tough Jews）。他们是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而不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如果让温斯坦兄弟早生75年，他们也许会是海斯汀大道（Haseltine Avenue）上走私威士忌的人，或者跟杀手联盟的头目路易斯·赖普克（Louis Lepke）坐在一起玩牌的走卒。
《丑闻》的成功和其他刚取得收获的并没有使温氏兄弟的脾气有所改观。兄弟俩的火暴脾气依然如故，依然像骂人的恶魔，当众侮辱人的精湛技艺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们经常当着同事的面谩骂其他员工。1991年开始参与后期制作事务的斯图尔特·伯金说：“米拉麦克斯是以恐吓的手段经营的。他们喜欢威胁别人，总是吐沫飞溅地大喊大叫。”曾在米拉麦克斯做了3年市场协调负责人的艾米·哈特（Amy Hart）说：“人人都说他们是恶魔，这话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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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永远与温文尔雅无缘，他会从墙上一把扯下电话，冲着话筒吼叫。他经常摔门推翻桌子。只要手能够得着，任何东西都可能充当他的武器——烟灰缸、书本、录音机、摆在桌上的家庭像框，都可能砸向某个倒霉的主管，最后撞到玻璃墙门，玻璃像小花般碎了一地。其实，他从来都很少击中目标。这其实不过是一出残酷的作秀表演。最可笑的是，谁想逃离现场是要付出代价的，既来之，则安之。据哈特回忆：“我曾坐在会议室外面，目睹玻璃门在他的淫威下战栗。”有些员工偶尔会劝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呢？就算你不喜欢别人，你对别人好一些，会得到更多回报的。”他往往叹一口气说：“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克制不住自己。我试过，但这个坏脾气就是改不了。”
如果温氏兄弟喜欢你，那么米拉麦克斯的生活也会有大家庭感觉的一面。戴维·迪纳斯坦曾经在第101大街的上西区和阿姆斯特丹住过。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就在这个楼群所在街区的对面。对鲍勃这样一个矮个犹太人来说他的篮球打得已经够漂亮的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玩一下，乘车到城外跟附近的黑人孩子去打比赛。哈维更喜欢垒球，但他不像鲍勃，还算不上运动员，仅仅是喜欢享受一番在击球手和代跑者之间转换的过程。他经常带来指定的垒球击手。鲍勃和哈维喜欢各做一方的领队，两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鲍勃曾给一个参加垒球赛的员工悬赏，如果她打到第一垒就给100美元。她做到后，鲍勃果然兑现了承诺。有一次因为输了球，他把一个员工给开除了——那个倒霉的家伙看上去都快要哭了——但后来在下半场比赛后又重获聘用。
不过，即便对受宠的少数人而言，工作也并不像野餐那样轻松。“米拉麦克斯的企业文化是很残酷的。”时断时续为米拉麦克斯工作了好几年的现任ThinkFilm电影公司美国发行部的负责人、宣传员马克·乌尔曼（Mark Urman）说：“充满了攻击性。从来没有恒定的好标准，都是阶段性的。”温氏兄弟很欣赏默纳·查格纳德（Myrna Chagnard），她曾在小小的洛杉矶办事处工作了5年，是个别人碰不得的女强人，到头来连她也撑不住了。“我的神经都崩溃了。”她回忆道，“鲍勃说：‘你被解雇了！’这种压力我实在受不了，当我带上自己的东西下楼就要钻进小车时，鲍勃又打电话让我回来。我变得消瘦，情绪沮丧，这差点毁了我。我经常穿着工作服，在外面一待就是三四个月。我都快奄奄一息了。”当时在洛杉矶办事处的宣传员艾莉诺·若泽尼科夫（Eleanor Reznikoff）回忆道：“在那里工作就像拿火来烤你的脚一样难受。每个人都有过一段可怕的经历。每个人都害怕他们。我第一次跟哈维打交道是他乘飞机外出参加一个首映式。他一般在放映的那一天到达，那次他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我如果拿不到25张票你就别干了！’”
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么在温氏兄弟地盘上的生活可能就像在地狱里一样。高大威猛的杰夫·罗斯（Jeff Rose）看着像是跟温氏兄弟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度受宠到像他们兄弟的小弟的地步，甚至哈维去看望临终的老祖母时都由他陪着（当然罗斯是在小车里等着）。“到头来，兄弟全反目成仇了。”他说，“有一年在戛纳哈维住的饭店里，我们要在早上7点开一个员工会议，我记得哈维还裹着毛巾，他说了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同意，他没有说‘嗨，你懂什么？我要按我的想法去做，因为我是老板’，而是在一张摆着早餐食品的桌子旁坐下，一把将桌上的东西推到我身上。”从那以后，罗斯做什么都不对劲了。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