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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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假正经》、系列片《榆树街的梦魇》（Nightmare On Elm Street）。温氏兄弟很快就从鲍威尔，特别是伍利身上发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先是为皇宫公司工作后来又负责米拉麦克斯制片工作的保罗·韦伯斯特（Paul Webster）说：“哈维从皇宫公司汲取了用来为米拉麦克斯服务的理念。他和史蒂夫的关系很铁。”据伍利回忆：“我在1970年代做过朋克，而他做过乐队提携。我们都热爱电影。一次早餐聚会竟变成整整一天的闲聊。哈维琢磨着让米拉麦克斯仿效皇宫，试图像我们一样搞到《得克萨斯州的巴黎》（Paris Texas）或者《蜘蛛女之吻》这样高品质、有一定权威性和某种欧洲品质的影片，以便提升公司的形象。他从我们这里学到了一种毫无顾忌地赞美别人影片的技巧：‘我们真的喜欢这部影片，我们对这部影片的激情跟导演当初拍摄时的一样强烈。’我完全被哈维所感染，很钦佩他那股精神。我们结成了某种不成文的联盟。”
如果说《见者有份》的惨败教给温氏兄弟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制片一无所知，这正是他渴望学习的技艺。他在巴黎遇到法国很有影响而且让人望而生畏、做过Bell de Jour和Isadora这样的影片的制片人罗伯特·哈克姆（Robert Hakim）时乘机说：“我想做电影制片人，你能教教我吗？”
“如果你每星期三能来Georges V大街，我就给你上四小时的课。”哈维竟然去了，拜哈克姆为师。一天，这位法国人给他讲了跟那个时代的巨星阿兰·德隆投拍《阳光普照》（Plein Soleil，又译《怒海沉尸》——中文版编者注）、《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的故事。德隆不喜欢那种拍法，拍了两个星期后，他给哈克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点没变，那么合作就到此为止。”
美国制造 1989（19）
“你要是撤了，我也不做了。”
“你怎么可能呢？你已经拍了两个星期的脚本。你将损失几百万！”
“我不在乎。我不想让你敲诈我。”哈克姆告诉温斯坦，“如果你想做个伟大的制片人，你首先得做这部影片的老板，你得采取威胁性手段，然后说：‘那就算了吧。’”如今哈维说：“这是我最初学到的一课。”
温氏兄弟在“导演双周”（Diretors Fortnight）看了《上班女郎》（Working Girls），斯派克·李的《稳操胜券》也在那里获得赞美。这是一部讲述纽约城妓女生活的影片，一次零预算电影制作的实战演习——只花了10万美元——影片风格粗糙而新鲜，有一种纪录片般的真实感。导演里兹·博登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女人，从头到脚一袭黑衣，涂着夸张的血红色的唇膏，眼影描得很重。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成为下城区景观中一个永远不变的标志，而那里像一口在熔炼艺术、政治、戏剧的沸腾大锅。那时，唐纳德·里根还没有下台，像《上班女郎》这样的影片还能从联邦和州政府的艺术资助基金里弄到钱，博登从资助金里筹集的款项几乎占了预算的一半。“我拍片和洗胶片都是免费的。”她回忆道，“把90％的时间都花在借东西和求人上了。”
博登认为《上班女郎》“跟性无关，探讨的是劳工问题”。但在温氏兄弟眼中，它的主题就是性。鲍勃特别想拿到这部影片的发行权，但是，据马克·利普斯基说：“他讨厌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女同性恋影片。兄弟俩都是相当保守的家伙。他们拼命想拿到这种影片，但内心却很顾忌。”利普斯基和温氏兄弟一同去见约翰·皮尔逊（John Pierson），他被制片人请来代理这部影片。皮尔逊高大、瘦削，长发飘扬，看上去有些像埃查博德·克莱恩（Ichabod Crane）。他只是偶尔听说过温氏兄弟，但很喜欢他们。温氏兄弟洋洋得意地离开会场，心想我们搞到这部影片了。后来，他们接到制片人打来的电话。“我们想给你们，但却不能。”对方说，并且透露他们跟圆周发行公司（Circle Releasing）签有优先协议，这个公司已出资10万美元。但是鲍勃并不接受这种答复。他不停地打电话，希望他们再见见他。他们的答复仍然是：“不用了，鲍勃，我们已经卖出去了。我们已经签了协议。”鲍勃还继续坚持：“别这样，你不知道，你们应该再见我们一次。”博登说：“鲍勃一来就提着一只装着不多一笔钱的小箱子，每次我们都说不行。我不信任他们，但我喜欢他们。我在他们工作的公寓见过面。让我转变态度的是见到哈维的助手伊芙，她是我平生所见最甜美的女孩。这个女孩会爱上那个男人，这个事实促使我转变了态度，噢，那行吧。”米拉麦克斯出了圆周公司双倍的价钱，把20万美元放在桌上，这时博登让步了，她说：“妈的，这两个兄弟出的价比谁都高，何不放他们一马呢。”
米拉麦克斯跟每个发行公司一样，把影片的利润榨取到了极致，被人指责“盘剥”影片。他们通过本应花费在导演身上的开支用在营销上来提高收入，从而扩大利润份额，同时又提升了公司的形象。这种做法在业界并不鲜见。导演们热爱公众知名度和票房总收入——他们事后才认识到这样一个丑陋的真相：利润报告后面有猫腻。不过，温氏兄弟在《上班女郎》上干得很漂亮。1987年3月发行的时候，总收入达到将近180万美元，想想他付出的成本，这已经相当可观了，为导演和制片人们赚了75万美元。但是，看过利润报告后，博登的制片人们要求进行财务审核，找出钱来偿还圣丹斯电影节期间的一笔滑雪租金以及影片在旧金山公映两个月后马克·霍普金斯饭店寄来的1000元账单。米拉麦克斯得还清博登的钱。这是一笔小钱，但是，正如皮尔逊后来所写的那样：“一部独立电影的发行费应该永远是唯一直接的零星开支——花在一部具体影片上的资金。另外，每笔开支都要真实、有记录、有发票。”这种打击对温氏兄弟的声誉不利。
美国制造 1989（20）
还有几部影片在跑道上等待起飞，其中就有哈维前一年5月从戛纳拿到的《征服者佩尔》（Pelle the Conqueror）。本片由比尔·奥古斯特（Bille August）执导，是一部风格怪诞、硬朗却很吸引人的影片。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丹麦。影片讲述一个瑞典男孩面对一个凶恶的地主家庭农奴般的折磨所进行的抗争，同时还要设法逃脱他那令人尊敬而且没有任何缺点的父亲的阴影，由马克斯·冯·赛多（Max Von Sydow）进行了出色的演绎，他是英格玛·伯格曼的老搭档，曾在《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中扮演那位令人难忘、跟死神下棋的角色。由于风格抑郁而且绝不妥协，《征服者佩尔》卖不动。跟《上班女郎》不同，这部影片里根本没有性。但是，哈维决心要让这部影片超越艺术片的界限。正如宣传员克里斯蒂娜·康内利亚斯（Christina Kounelias）所说：“他们一直想改造艺术片，把它们从小镇边缘的小电影院里解放出来，让它们走向更广大、更主流的观众。”
事实上，这又一次意味着要给这部影片装上一只商业的飞轮。影片里有这样一幕：一艘被汹涌的大海击烂的幽灵般的渔船，失踪遗弃很久后被冲刷到海滩附近的岩石上，船员们个个衣衫褴褛。格拉斯在他的预告片中把这艘船的镜头拍了进去。据蔡德曼回忆：“哈维在观看预告片时显得很兴奋。‘我要一只幸福船！我要一只幸福船！’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埃德：‘一只幸福船？’影片氛围非常压抑，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让它显得那过分阴郁。”他们还是设法做了一些处理。“他们的父亲是做珠宝的。”格拉斯说，“把价值百万的珠宝放在黑色天鹅绒上，你就会说：‘喔，瞧那块石头！’跟所有那些商业垃圾相比，他们的影片就像宝石。他们知道如何好好展示。”
蔡德曼是1988年10月到米拉麦克斯公司的，他是新人中为数不多的有实际经验的员工。他放弃了在Lorimar/哥伦比亚公司的高位待遇，接受了降薪条件到米拉麦克斯公司来工作。“一开始哈维就相信他可以给马克斯·沃·赛多搞到一个学院奖（即奥斯卡奖——中文版编者注）提名，”他回忆道，“这是一部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小成本影片，持这种想法几乎不可想像。那时，我并不相信。最后看来还是我错了。”
《征服者佩尔》于1988年12月21日发行，这部影片让人们大吃一惊。哈维在广告中使用了一个几乎赤裸的农家女孩（她在影片中只出现了数秒）的镜头。米拉麦克斯的分销商甚至想以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即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界线，即历史上美国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中文版编者注）的价钱卖掉这部影片，这个词历来是指外语片死亡之地。据后来最终做了市场部主任的戴维·迪纳斯坦（David Dinerstein）回忆：“我们把它作为类型片来销售——征服者佩尔，这个动作英雄——我们在订购时却又把它划归到综合类。这就是他们达到你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的手段，也许用了某种欺骗性的手段，但最终却挽救了这部影片。这是哈维最擅长的一手。”
1988年度学院奖提名宣布时，冯·赛多获最佳男演员奖提名，《征服者佩尔》获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米拉麦克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奥斯卡。蔡德曼知道，他错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哈维能够用那种超出你想像界限的手段使某些事情变为可能。无论如何，我相信哈维有某种天分。”漫长的征程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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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
温氏兄弟恐吓他们的员工，把《性、谎言和录像带》由艺术电影划归到综合类，与此同时，那位圣丹斯小子几乎让自己的学院屈尊走下凡尘，与悉尼·波拉克竞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下一部影片。
鲍勃跟我从来都是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说我们所做的电影有什么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局外人可以登堂入室并且改变世界。
——哈维·温斯坦
圣丹斯电影节结束后不久，米拉麦克斯参加《性、谎言和录像带》竞标期间，温氏兄弟还在继续寻找那种能够一炮打响的影片，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把自己推到业界的前沿位置。1988年，一家名叫米德兰·蒙塔古（Midland Montague）的英国银行在纽约的办事处就以350万美元买下米拉麦克斯45％的股份，其中250万是直接贷给公司的。米拉麦克斯在此基础上向蔡斯银行贷到1000万美元的备用款。公司也许因为发行埃洛尔·莫里斯（Errol Morris）引起轰动的纪录片《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而获得名气，当时这部影片还在上映中。莫里斯影片的主角兰德尔·亚当斯（Randall Adams）是得克萨斯州“司法公正”的受害者，很可能没有杀人，却被指控为杀人犯关在监狱里。结果，米拉麦克斯宣称，由于媒体围绕这个问题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此压力下，这个人刚刚被释放。大家期望很高的《丑闻》（Scandal）已经安排在重要位置，跟由吉姆·谢里丹执导、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主演的《我的左脚》（My Left Foot）一样，预定在当年晚些时候公映。
温氏兄弟曾以40万美元买下埃洛尔·莫里斯的纪录片。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它有着跟米拉麦克斯的其他影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让人们坐进电影院，得把影片的真实性质掩藏起来。如果说《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不能当音乐片来卖——音乐片被认为是票房毒药——《细蓝线》则不能当纪录片来卖。必须不惜一切地回避“纪录”一词，应该作为“非虚构剧情片”来卖，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要强调司法公正和主持正义的新闻媒体的失败。“纪录片的观众有限而狭小。”记者克里斯蒂娜·康内利亚斯说，“卖点在于，他是一个侦破出一桩神秘案件的侦探，一个‘侦探导演’。”
哈维看了莫里斯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采访后很反感。他给这位导演寄去一封冠之以“亲爱的埃洛尔”的信，写信日期为1988年8月13日。他在信中写道：“你很招人讨厌。”然后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体风格一路写下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们来预演一番：
问：这部影片主要讲什么？
第2章愤怒的艺术家 1989答：调查一桩司法不公案件，比《榆树街的梦魇》更恐怖。这是一次通往城市贫民区的旅程。”哈维用自己的语言模仿莫里斯的口气顺着这条脉络一路写下来，他在结尾写道：“如果你想继续招人讨厌，我只好在纽约雇一个男演员让他声称自己就是埃洛尔·莫里斯。”
《细蓝线》于1988年8 月26日公映，总收入达120万美元，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这种票房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
与此同时，温氏兄弟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朋友史蒂夫·伍利和尼克·鲍威尔策划出一个雄心勃勃、由哈维投资的电影名单。当时还在奥利安经典、后来于1993加入米拉麦克斯的唐娜·吉廖蒂（Donna Gigliotti）说：“哈维是好莱坞的局外人，所以他关注的都是别人的盲区，这是很聪明的。”《丑闻》是第一部。有人这样幽默地描述这部影片：它改编自一个有关“妓女、头衔、乳头”的真实事件，它在1960年代的英国产生轩然大波，并导致沃·约翰·普罗弗姆（War John Profumo）辞去大臣职务。皇宫公司已经给这部影片投入了大约20万英镑，而且附带要求让迈克尔·卡顿琼斯执导，他是位一线导演，并与他们签订了“Pay or Play”（即不管该片拍不拍，报酬必须照付——中文版编者注）的协议。《丑闻》跟《上班女郎》一样充满了性和争议，片名也是米拉麦克斯式的。温氏兄弟投入235万美元。乔安妮·惠利基尔默（Joanne WhalleyKilmer）扮演电话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布里奇特·方达（B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