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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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过去的劳模、技术骨干、专家充任管理者的模式逐渐转变为选用专门的管理人才充任各级领导岗位。
中国过去曾长期信奉“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消亡后，在道德泛化的年代又信奉“劳而优则仕”。（如*时期就有普通农民、纺织工人和技术能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现象）。今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劳模政治”、“技术官僚”等过去选才的模式将逐步退位于专门的管理人员充任各级政府的工作岗位。
三、量才录用、破格提拔应该也可能成为今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点上，古代汉武帝和唐太宗很值得今天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学习。
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并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汉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武帝的重用。武帝时期也成为汉朝人才最灿烂的时期，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各种人才都实行知人善任、量才录用。如司马相如只是擅长辞赋写作，武帝主要让他从事文学工作，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处理国家政务。
唐太宗也是求贤若渴、识人用人的典范。贞观二年，唐太宗就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诒。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唐太宗执政后一方面先后罢去高祖时重用的宇文士及和裴寂等腐朽无能的宰相，同时积极发掘人才。他不仅自己注意发现贤才，还要求群臣举贤。他曾多次批评尚书右仆射久无所举。指出世必有才，用人如器。认为用人要各取所长，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加以重用，而不要求全责备。
由于太宗能充分认识到用人对致治的关键作用，积极地发现人才，认真的考察人才，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很快就把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安排到各个重要的岗位上，对他们大胆的加以使用，放手让他们工作。这些人也各尽所能，从各个方面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出现。
四、废除国家公务员终身制的现象，打破国家公务员和国企工作人员铁饭碗的规定，对各级公务员实行定期聘用、岗位轮换制度。（提倡国家公务员拥有多种专业身份和技术背景，以便落聘后可以继续从事其它工作）。在全民实施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基础上，逐步推行打破城乡界限、城市界限、行业界限的公务员聘用制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0）
五、建立和健全国家荣誉制度
国家应该将现有的荣誉称号进行整合，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国家荣誉制度，对那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科技、慈善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进行奖励。以逐渐取代过去的“学而优、技而优、劳而优则仕”的陈规；同时应建立咨询策问制度，就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向国民定期咨询，既为解决问题、消化矛盾，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
总之，人才辈出和恰如其分的使用人才是一个民族兴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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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问题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吏治*。它不但破坏了人类的公平原则，而且极容易形成腐蚀社会肌体的利益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上面这段话出自吴思先生的历史社会学专著。吴思先生是针对中国古代官场讲的这番话。事实上，这段话即使放到现在，放在一部分*官员身上，也一点不过时。
我们可以举例证明这一结论。
2004年12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并宣布停职。
侯伍杰的案发，最先缘于数年前的山西省黑社会集团案，缘于黑社会头子李满林的落马。
2003年12月15日，被捕两年后的李满林，站在了太原市中院的审判庭上。可能李满林自己绝没有想到会被处以极刑。因此，当他一审被判决死刑后，情绪失控，随即供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的、时任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
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邵建伟的案发，最终决定了侯伍杰的命运。
花巨款向侯伍杰买官的邵建伟在权钱交易方面非常熟练和老道。据查，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邵建伟在担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长、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局长期间，利用干部提拔、调整之机，收受28名公安干警的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万元。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长一职面临调整。邵建伟决定花巨资“竞买”这个职位。他先后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侯伍杰送上一块价值万余元港币的百达菲利牌手表和2万元礼金。见侯伍杰没有拒绝，第三次他一次性给侯伍杰送了10万美金。
很快，太原市分管组织的领导以及省公安厅市的领导都知道了侯伍杰有意让邵建伟“转正”的意图。然而有关邵建伟与当地黑势力不正常关系的反映不少。2001年6月，在高层的干预下，曾任大同市公安局长的李连琪被调到太原，任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考虑到侯伍杰的建议，邵建伟还是被提了起来，但被调出太原，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
李连琪入主太原市公安局后，群众的举报信纷至沓来。其中的焦点，都是反映李满林及其黑社会集团问题的，还有些信件反映李满林的“保护伞”就是邵建伟。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1）
2001年9月，侯伍杰卸任太原市委书记一职，升任省委副书记。
邵建伟、侯伍杰的调离，加速了李满林集团的灭亡。2001年12月，李满林被逮捕归案。
一方面，李连琪让人彻查李满林集团；另一方面，靠向侯伍杰买得临汾市公安局长的邵建伟，正在日日夜夜地计算他的“出入账”。既然花了百万元买得此官，总得让这个官位为自己赢得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才行。因此，他整天都在想着如何卖官、如何寻租获利。正应了吴思先生那句“支配……行为的东西，是非常现实的厉害计算”。
据查，邵建伟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名币万元、1万美金和价值29万元港币的5块高档手表。邵建伟还以竞选公安局长需要资金为由，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总共涉及赃款折合人民币480万余元。
从此案分析看，邵建伟“投入”100多万元，“产出”700多万元，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是赚了。如果再假以时日，邵建伟会赚得更多。他的“投入产出”结构会更合理。
再来看侯伍杰，2001年9月，侯伍杰不再担任太原市委书记，不久担任省委副书记，其工作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2004年下半年，侯伍杰兼任省委党校校长。有意思的是，这期间他多次在各种场合高谈“反腐倡廉”，他还经常发表一些反映党风廉政建设的文章。比如，2002年他就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过题为《掌权人要有过硬的素质》的文章。文章本身写的很好，但他并没有按照文章说的去做。这也正应了吴思先生的那段话“支配……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
侯伍杰、邵建伟案是典型的吏治*案件。侯伍杰身居高位主管反腐自己却带头*；邵建伟身为公安却与黑社会集团勾结，不仅失职而且严重渎职，不仅丧失党性而且丧失人性。“警匪勾结”下的社会治安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件典型的“权利寻租”*案件还给我们留下一些耐人寻味之处：如果邵建伟不被调离太原市，那么李满林集团覆灭的时间会不会推迟？如果李满林没被判处死刑，他会不会不招供邵建伟？而侯伍杰也可以继续高谈他的“反腐倡廉”？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在这起案件中，最终响起的是正义的枪声。
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另外两起案例。
据《南方周末》报道：2008年9月12日，原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前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已被开除党籍，且已被移送司法机关。此前的5月14日，冯顺桥已遭双规。
冯顺桥落马的直接原因是他打压一个参与争地的房地产商，把这个地产商弄进了监狱。该地产商出狱后，把冯顺桥的重大贪污证据举报给了中纪委。
由冯顺桥开始的绍兴官场*真相由此在更大范围内被揭开。2008年9月，绍兴副市长谢卫星、俞永谷，前绍兴新昌县委副书记程晓帆相继落马。引发绍兴官场震荡。
更早前，包括正厅级的绍兴市委副书记范雪坎而下，两名绍兴市组织部副部长，绍兴市财政局局长，原绍兴上虞市市委书记、副书记，原绍兴新昌县副书记、常委副县长、组织部长、土管局长等多名官员也已纷纷落马。
落马官员大多和冯顺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甚至是直接的买官卖官关系。他们落马几乎都与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的黑幕难脱干系。有的房地产商更是直接出钱为他们所要利用的官员买官。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2）
从这起*案例被查处的结果看，中央高层对反腐的决心之大、措施之严前所未有；从*官员落马的数量和职务构成上看，反腐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牵出一个，带出一窝”说明近年来官场勾结、官官相护的情形已不是个别行为或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有扩散的趋势。吏治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这起案件中，冯顺桥之所以落马，缘于“局内人”地产商的举报，地产商之所以举报，是因为他在争地中失败并被冯顺桥打击。如果地产商没有受到冯顺桥的打击，或者在争地过程中能“利益均沾”，那么他是否还会举报？
另外一起*案件和这个案子有些类似。
据新华社2008年6月报道：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晓云因徇私枉法，日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此前她的父亲——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王亚忱的儿子王晓军也因同案被判刑。
王亚忱曾先后担任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退休。从权力高位退下来后，王亚忱转而投身商海。2002年2月，王亚忱以顾问名义进入正在策划开发阜新商贸城项目的民营企业双龙公司，后任商贸城项目总指挥和财务总监。
在公司立住脚后，王亚忱向公司负责人高文华提议，让他具有“南非国籍”的儿子王晓军与高文华合资重新注册外资企业华隆公司，以获得政策优惠。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王晓军以外商身份占40％股份，担任副董事长；高文华占60％股份，担任董事长。
2003年8月，商贸城主体工程竣工，销售形势很好，王亚忱又强迫高文华把双方投入更改为各400万元，让王晓军所占股份达到50％。2004年2月，商贸城项目基本完工，王亚忱又要求高文华让出董事长位置，改由王晓军担任，高文华拒绝。
为了搞掉“绊脚石”，王亚忱以儿子王晓军的名义向阜新警方举报高文华虚假出资并挪用资金。当时，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另一个儿子王某某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2004年3月，高文华被阜新市公安局在北京抓捕，拘留长达11个月。被捕后的高文华多次检举王亚忱一家，引发王亚忱家庭的相继落马。
……
冯顺桥案和王亚忱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举报人在案件中是利益相关者，举报人都受到了当权者的打击而被捕入狱。两个案件中的当权者，前者是在职市委书记，后者是退职市委书记。前者是直接受贿，后者是变相赚钱，但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
冯顺桥案、王亚忱案和侯伍杰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三起案件全是由“局内人”举报。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分子集团作案和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防范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腐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官官相护”来自于*官员共同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分子们大都还有裙带关系、同学关系、血缘关系。王亚忱案中，王晓军、王晓云和王亚忱就是*裸的父子、父女血缘关系。
吏治问题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事*。这实际上往往成为窝案、串案的根源。不能说裙带关系一定会导致*，但官场上的裙带关系极易导致*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裙带关系本身可能就是*的结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3）
据南方周末报道：闻名全国的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是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
在张家顺由生产队长，到谢桥镇党委书记，再到颍上县人大主任的二十余年仕途中，张氏家族相继有十余人担任公职，绝大部分为当地干部：弟弟张家旺于颍上县县委副书记任上退休，大侄子张志岗现任县城建局局长，二侄子张志勇现任县委办主任；大女儿现任县教委人事科副主任，大女婿现任地税局局长；二女儿现任县法院副院长，二女婿原任临泉县副县长。其中仕途最顺，堪称张家第二代代表，也最为张家顺寄托延续家族兴旺重任的，正是原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
……
据称，在为何提携亲人的问题上，张家顺曾在一次全县干部会议上袒露心迹：我张家顺干了不少事，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不提拔自己的家人，将来退休了还不有人把我活剥了吗？我张家顺也是人，也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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