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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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等；从而立法者便不应该依据自己所见到的，而是应

该依据自己所能预见到的来做判断；也不应该只站在人口的

实际状况上，而应该站在人口自然会达到的状况上。最后，各

地方特殊的偶然事件还有千百种情况，迫使人们或允许人们

拥有多于必要的土地。因而，山地的人们就要扩展他们的土

地；山地的自然物产，即森林、饲草，只需较少的劳动，而

经验也告诉我们这里的妇女比平原上的妇女生育力更强，

并且大片倾斜的山地上也只有小块的平地才能指望耕种。反

之，在海滨，人们便可以紧缩土地，哪怕在几乎是荒凉不毛

的岩石和沙滩上；因为渔业可以弥补一大部分土地上的出产，

因为居民更需要聚集在一起以便抵御海盗，也因为人们在这

里更容易以殖民的办法来减轻国土上负担过多的人口。

要为一个民族创制，除了这些条件而外，还须再加上另

外的一条；这一条虽然不能代替其他任何一条，但是没有这

一条则其他条件便会全归无效：那就是人们必须享有富足与

和平。因为一个国家在建立时，就像一支军队在组编时一样，

也就正是这个共同体最缺乏抵抗力而最易于被摧毁的时刻。

人们即使在绝对无秩序时，也要比在酝酿时刻更有抵抗力；因

为酝酿时，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地位而不顾危险。假如一场战

争、饥馑或者叛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临头的话，国家就必定

会倾覆。

在这些风暴期间，也并不是不曾建立过许多政府；然而

这时候，正是这些政府本身把国家摧毁了。篡国者总是要制

造或者选择多难的时刻，利用公众的恐惧心来通过人民在冷

静时所决不会采纳的种种毁灭性的法律的。创制时机的选择，

正是人们可以据之以区别立法者的创作与暴君的创作的最确

切的特征之一。

然则，是什么样的人民才适宜于立法呢？那就是那种虽

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起源、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

但还完全不曾负荷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

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

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

独力抵抗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御另一个

的人民；就是那种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被全体所认识，而

他们又绝不以一个人所不能胜任的过重负担强加给某一个人

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便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

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

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种能结合古

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立法工作之

所以艰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

必须破坏的东西；而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见，就正在于不可

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的确，

这一切条件是很难于汇合在一起的；于是我们也就很少能见

到体制良好的国家了。

欧洲却还有一个很可以立法的国家，那就是科西嘉岛。

这个勇敢的民族在恢复与保卫他们的自由时所具有的豪迈与

坚决，的确是值得有一位智者来教导他们怎样保全自由。我

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那个小岛会震惊全欧洲的。

第十一章　论各种不同

的立法体系

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

最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

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

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

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

我已经谈过什么是社会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名词绝

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

言，则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其职位与法律才能

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

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这就要求大

人物这一方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而小人物这一方必须节制

贪得与婪求。

有人说，这种平等是实践中所绝不可能存在的一种思辩

虚构。但是，如果滥用权力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因此就应

该一点也不去纠正它了呢？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

摧毁平等的，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持平等。

然而一切良好制度的这种普遍目的，在各个国度都应该

按照当地的形势以及居民的性格这两者所产生的种种对比关

系而加以修改；应该正是根据这种种对比关系来给每个民族

都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

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

例如，土壤是荒瘠不毛的吗，或者国土对于居民来说是过于

狭隘了吗？那末，你就转向工业和工艺方面去吧，你可以用

它们的产起来交换你所缺乏的食粮。反之，你占有的是富庶

的平原和肥沃的山坡吗，你是有美好的土地而缺少居民吗？那

末，你就专心致力于能够繁殖人口的农业，并驱除一切工艺

吧；工艺把一国仅有的少量人口都集中在几个地点上，结果

只能造成国家人口的减少。你占有的是广阔而便利的海岸

吗？那末，你就把海上布满了船舶吧，经营商业与航运吧，你

将会获得一个光辉而短暂的生命。海洋在你的沿岸上是在冲

洗着几乎无法攀越的岩石吗？那末，你就安心作个野蛮的渔

人吧，你会因此生活得更恬静，或许会更美好，而且无疑地

还会更幸福。总之，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而外，每个民

族的自身都包含有某些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

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正因为如此，所

以古代的希伯来人和近代的阿拉伯人便以宗教为主要目标，

雅典人便以文艺，迦太基与梯尔以商业，罗德岛以航海，斯

巴达以战争，而罗马则以道德。《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作者已

经用大量的例证指明了，立法者是以怎样的艺术在把制度引

向每一个这样的目标的。

使一个国家的体制真正得以巩固而持久的，就在于人们

能够这样来因事制宜，以至于自然关系与法律在每一点上总

是协调一致，并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不过是在保障着、伴

随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而已。但是，如果立法者在目标上犯

了错误，他所采取的原则不同于由事物的本性所产生的原则，

以至于一个趋向于奴役而另一个则趋向于自由，一个趋向于

财富而另一个则趋向于人口，一个趋向于和平而另一个则趋

向于征服；那末，我们便可以看到法律会不知不觉地削弱，体

制便会改变，而国家便会不断地动荡，终于不是毁灭便是变

质；于是不可战胜的自然便又恢复了它的统治。

第十二章　法律的分类

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为了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

的可能形式，就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首先是整个共同

体对于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全体对全体的比率，或

者说主权者对国家的比率；而这个比率，我们下面就可以看

到，是由比例中项的那个比率所构成的。

规定这种比率的法律就叫做政治法；并且如果这种法律

是明智的话，我们也不无理由地称之为根本法。因为，如果

每个国家只能有一种规划秩序的好方法，那末人民发现它以

后，就应该坚持它；但是，已经确立的秩序如果很坏，那末

人们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足以妨碍他们美好生活的法律来作为

根本法呢？何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

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因为，人民若是喜

欢自己损害自己的话，谁又有权禁止他们这样做呢？

第二种关系是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员对整个共同体

的关系。这一比率，就前者而言应该是尽可能地小，而就后

者而言又应该是尽可能地大；以便使每个公民对于其他一切

公民都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而对于城邦则处于极其依附的

地位。这永远是由同一种办法来实现的，因为唯有国家的强

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从这第二种比率里，就产生了民

法。我们可以考虑到个人与法律之间有第三种关系，即不服

从与惩罚的关系。这一关系就形成了刑法的确立；刑法在根

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对其他一切法律

的制裁。

在这三种法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第四种，而且是一切

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

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

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

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

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

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

舆论；这个方面是我们的政论家所不认识的，但是其他一切

方面的成功全都有系于此。这就正是伟大的立法家秘密地在

专心致力着的方面了；尽管他好象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

规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

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

石。在这些不同的种类之中，只有构成为政府形式的政治法

才与我的主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