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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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州人和中国人在与新加坡合作建设园区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感叹和感慨，他们同样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中国人自己的“软件”——
按照中新双方达成的协议，园区建设是由中新合资组成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CSSD）”运营的。这个CSSD公司（当时）新方是大股东，占65％的股份，中方占35％股份。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美元。新加坡国虽小，但人家是富国，而且私人出资的公司，该到账的3250万美元全是现金。
当时苏州没钱，按照注册公司35％的股份也应为1个多亿人民币。既然合资，就得共同出钱，而且外国人非常讲究注册资金的真实性，“我们的钱到账了，你们的钱也必须要到账。”新加坡人提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把苏州人差点急出病来，为啥·没钱啊！
政府借给我们100万元筹备费后，剩下的都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可到哪儿去想办法呀·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苏州各方面都在大发展、大建设，哪一块都在向政府伸手。我们园区是中新合资的，外人都知道是新加坡人出大钱来的，你还有什么理由再向政府伸手·拿土地顶嘛！有人说，不是已经划给你们几十平方公里土地了！新加坡人一听风声就急了：不行，土地是我们合作后共同的资源，现在是注册公司，怎么可以空账当股东·
“没辙，我们只好另想高招。关键时刻，还是市委、市政府重视，我记得是市长亲自召开专门会议，组织了我们本市的九个‘财团’来议事，最后还是银行说我们同意贷，可银行贷我们1700多万美元也还得走审批手续，这一走手续就麻烦了，没有几天怎么可能下得来呢·那日子难过啊！与新加坡进行了那么艰苦的谈判，现在总算走到了一起，要真干了，可假如我们第一笔注册资金都入不到账面上，那苏州还有啥信誉·中国还有啥信誉·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新加坡人则急于把注册资金打到账号上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公司名称还没有批下来，这钱是无法打到银行的，因为银行得有公司名称和账号呀！他们犯难了，就来找我。我一听心里就暗暗乐了，心想：这回我们也有救了！怎么个有救法呀？我对他们说，你那个‘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是要到北京批的。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说没有一两个月恐怕批不下来。他们一听傻了，说怎么行·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在这一点上，你们也得用用我们的‘软件’。他们就十分认真地问我咋个‘软件’法·我就告诉他：我们不管公司成立不成立，先干起来再说，空等几个月哪能等得起嘛！新加坡人问：公司没成立咋个干法·我说：可以干，我们各家先准备一部分资金。他们又问：要多少·我说你们先弄个1000多万美金吧。他们答应了。我话这么说出去了，可我们这边自己没有钱呀！但我想出了一招是新加坡人并不知道的：因为公司没有正式批下来，所以我对他们说只能先搞个临时账号。搞个临时账号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上自己的银行说一说就成了。于是新加坡人就把1000多万美元打进去了。他们第一天把钱打进账号，这笔钱就作为付给中方买地的款。而我们又马上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再转到先前的那个临时账号上，这样不就成了我方的‘注册资金’了吗·于是我们马上通知新方说我们的款也到账了啊！新方账务人员到银行一查，可不，中方的资金也到位了，苏州人还是讲信誉的嘛！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出来的一个秘密，它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办园区的艰难，二是也想说明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失信过新方，双方合作自始至终都是讲诚信的……”吴克铨的这段故事耐人寻味，它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苏州人的聪明才智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具有现代化一流水平的苏州工业园区也是从白手起家走过来的。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事在人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4章“软件”——闪烁东西方文明精神的灵魂与光芒（6）
据“老园区”人讲，当时苏州曾经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有一次正逢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来苏州视察，苏州人想方设法从他那儿“套”点园区的启动资金。*是个要求特别高的大当家，他一听就板着脸告诉苏州人：“你们别动我的脑筋，国家计划会刚开完，几千亿元的财政已分光了。不过我有个主意，你们不妨试试：你们可以到银行去贷，年初贷，年底还，这样就可以不属于我们的国家计划‘盘子’内的钱。”苏州人一想：可不是！钱贷了，还没进国家预算！后来更让苏州人感到*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副总理的好，他在回到北京后很快给苏州特批了一亿元的园区启动资金。
还有一件事让苏州人不能忘记：后来随着园区迅速发展扩大，中新双方的合资公司越来越需要资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虚设的，得把属于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银划到账上呀！苏州人一次次冒虚汗。而在这个时候，中央和*、李岚清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出面了，在他们的组织调度下，中国国内的大老板们纷纷参与进入了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财团”们踊跃认购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有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股份……
园区的首期开发是8平方公里，主开发区是70平方公里，最后的园区面积达到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扩大到80平方公里）。按照中新合作协议规定，中方交给CSSD公司运作的园区土地，必须是“零”移交的。所谓“零”移交，就是所有准备开发的土地上，你苏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响我开发与招商的一切有代价的物体，说得更直接一点，你苏州既然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开发招商时，你们不能有一点点诸如安置农民、房屋拆迁之类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则都是属于违反两国协议的行为。国际间的违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州人清楚这一点，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讲不讲信誉，中国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这既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又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形象的问题，苏州人哪敢怠慢。然而谁都知道：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广泛、全面地展开，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问题，是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涉及千千万万百姓的利益，没有人敢在这一问题上拍胸脯。 2002湖西建设后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做得相当细致与周到的，十几年来安置了二三十万各类居民，在我走访的那些“园民”中，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安定与祥和幸福，园区带给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园区内基本上实现了零待业。但当时在拆迁房屋和安置区域内的农民和居民时不是没有矛盾，是苏州政府及园区建设规划时的政策得当，加上工作细致，才有了好的结果。不过当时园区涉及取消几个镇的行政编制和需要从别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个反对的自然是“地主”——当时还没有合并到苏州市区的吴县，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市区的相城区和吴中区。工业园区初建时，吴县还是苏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要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划走，吴县人肯定心疼。其实就是在苏州市里也有人对上面这事不投赞成票。1993年11月，经过江苏省省长办公会议定下的将吴县4个镇加当时的苏州郊区娄葑乡一起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这事连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节刚过，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带了20多位省厅局以上干部，专门来到苏州坐镇现场办公。先是做市里的工作，市里思想统一后又马上赶到吴县，省里几位大员亲自找吴县的书记、县长开会，当面问他们二人：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那架式确实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那天我在园区采访时正好路过园区内的“城市广场”，于是就顺着湖边的湖滨大道走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进入了天堂的感觉，我甚至有些怀疑这是否真的就是我的家乡苏州。因为它实在太美丽，美丽得完美无缺——那宽阔的沿湖大道，各种名贵树木和绿地毯一般的绿地，无数别致、充满水乡风情与现代化的装饰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白鹭嬉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银色游艇，还有那些欢笑、奔跑与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尽享美轮美奂的物景和倾听从花卉音箱内发出的悠扬而柔软的家乡评弹……
这是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角。这样的美景在园区内到处都是。而置身于这样的人间仙境内，你想象不出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每天能够实现亿元GDP、创造1亿元财政性收入的中国最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构想与移植至中国的“软件”，也是我们苏州人、我们中国人成功移植并再度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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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国家亮绿灯：不特有特，特中有特（1）
从新加坡李光耀资政明确表态要在中国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项目，而作为亚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实也极其高度地关注着中国政府和苏州人的行动。从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领导人见面，都会很自然地谈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事。根据协议，中新两国政府特别为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了一个协调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分别由中新双方各一位副总理担任，中国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李显龙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经委副主任杨昌基、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外经贸部副部长郑斯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和江苏省副省长王荣炳及苏州市长章新胜。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员则是贸工部部长、国家发展部部长、财政部长、劳工部长、新加坡驻华大使等。如此阵营，足见中新两国对这一项目的重视。而这一切，在苏州人看来，固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关怀，同时苏州人也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经主观的努力，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在移植新加坡“软件”过程中，东西文化和法律与管理体制及机制上的问题与矛盾，几乎无处不在。如何处理和协调这些问题与矛盾，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苏州人的能力和他们的思想解放程度。
然而人间的路有千万条，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走捷径，有的上了弯道。走捷径的未必一定先到达目的地，而走弯路则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历史进程。在行路的途中，有红灯，有绿灯；行走者都希望前面是绿灯，而常常是红灯在前阻隔着你的脚步。聪明者的智慧显示在自己的脚步总是恰到好处地踩在绿灯闪烁的那一刻，而这需要的是努力、韧性和超人的审时度势。
1994年，是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的年份，而在这之前中新两国就像一对要结婚的恋人一样，双方从萌生好感，到碰出爱情火花，看似一帆风顺，然而到了真正要结合时，又扯出诸多事来，而为这些事，免不了有时还会争争吵吵，但这是“情人”之间的争吵，它是走向结合的“必经”插曲。毕竟中新两国一个是市场经济开放不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已经进入富国行列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对原本“门户不当”的恋人要走到一起，并非那么容易。苏州人在此刻需要拿出恒心与耐心，更需要拿出诚意和热忱。然而毕竟两国的制度不一样，“洋媳妇”进门，你婆家人得把自己的庭院尽量布置得适合“洋媳妇”的习性，否则在美丽的婚床上也不会生产出苏州人期待的果实。
为这，苏州人苦下功夫，也可以说使出了超凡的努力。现在许多地方的同志特别羡慕苏州工业园区有一个国家给的特殊政策，这政策可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不特有特，特中有特。这话听起来似乎别扭，恰正是这八个字，让苏州人从国家政策层面获得了巨大的益处。
前文已述：1991年春节，*在上海面对滔滔的黄浦江曾经说了一番感慨的话，意思是当年设计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时，要是把上海的浦东一起划进去的话，对上海和整个长江三角洲将是巨大的推动。后来在*和以*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的力主下，浦东赶上了新一拨的“特区”。之后全国各地都想效仿浦东期望中央给予“特区”待遇，于是引发了一轮“开发区”热潮，结果中央狠刹了一下。之后不仅严控“开发区”，而且从此不再有新的“特区”了。两三年之后，中新双方的合作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可不可以成为继浦东之后的再一个中国“特区”呢·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不可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15章国家亮绿灯：不特有特，特中有特（2）
不“特”咋办·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到苏州，显然是需要中国政府拿出诸多特殊政策，而没有这些特殊政策，苏州人几乎寸步难行。
比如说，如果是特区，就会在税务方面有很多优惠政策。这一条直接影响到园区的生命旺盛力，后来苏州人从国家那儿争取到了“园区新增财政收入5年内（1994—1998年）免除上缴”的政策。
比如关于审批工业用地问题，按照当时的国家规定，达到一定限度的招商工业用地，即使在园区范围，都必须报上级甚至是中央审批，但苏州后来到国家那儿争取到了比浦东还特别的政策。这项特殊政策让新加坡的李显龙特别高兴，有一次他听吴克铨介绍后，惊诧地问：你这么一说，我们园区每次只能批60公顷土地·吴克铨告诉他：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