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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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
　　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
　　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
　　……
　　现在，知识分子　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
　　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
　　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
　　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丢失了原来的
　　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的皮上。有些知
　　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191。
　　毛泽东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存在，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只能是“皮与毛”的关系，即只能是依附关系。知识分子要有饭吃，就得听给饭吃的人的话，服从他们的意志，否则，只能落个“梁上君子”（即小偷）的下场。“皮毛理论”有三个问题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6）
其一，怎样看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它们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公子王孙门下游手好闲、饭来张口的“食客”？这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由于小生产的局限，我们往往只把体力劳动，只把农业劳动看成劳动，并把它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因此造成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等。这一问题，只有到了社会发展到足以显示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时，才得以真正解决。今天，中国的许多人终于明白了，知识分子并不是靠别人养活的剥削者、食利者、食客，而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劳动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二，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的关系，是否“皮毛”关系，即人身依附关系？应当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使在封建社会，有些知识分子如教私塾的先生，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也并非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是我出卖劳动、你给我工钱的雇佣关系。进入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它与工人、农民的关系更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同志关系，平等关系。那种笼统的把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一概视为人身依附关系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其三，知识分子作人立命的准则应该是什么？把“听话”列为准则正确不正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始终以旧社会的批判者、新中国的呼唤者，作为自己作人立命的准则，迎来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这个使命究竟有了什么变化呢？是否只能作“听话者”，“歌德者”，而不需要“批判者”使命了呢？人们常常以鲁迅为榜样，认为鲁迅就是“附首甘为孺子牛”自居的。其实，这是对鲁迅极大的误解。鲁迅一方面真心诚意的以工农劳苦大众的“牛”自居，甚至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遵命文学”。然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时刻关注着工农劳动大众命运，并含着热泪对他们身上的弱点和污秽进行深刻揭露，以促其猛醒的批判者。社会主义为美好的前途开辟了道路，然而社会主义本身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甚至带着旧社会的种种污秽。因此，不仅需要“听话者”、“歌德者”，更需要“监督者”、“批判者”，而知识分子恰恰是一批喜欢动脑子并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多样性和朝前性，应该和社会各阶层一起，成为“监督者”和“批判者”。
　　3，防止“和平演变”与文化领域的“反修防修”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开始，防止“和平演变”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文艺、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各领域，全面铺开大搞“反修防修”斗争，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思想，如何认识“反修防修”问题，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文化战略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政治家杜勒斯等人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多次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并从60年代初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59年11月，毛泽东针对杜勒斯的讲话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讲过，帝国主义说，在中国看来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讲得灵，讲得不灵？谁晓得？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不就出了修正主义吗？它就是第三代嘛！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与反对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考虑，成为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7）
60年代前半期开展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党曾写过著名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不仅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指控和批判，也在一些文章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问题以及如何防止“和平演变”，阐述了党的观点。1963年9月26日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表达了以下四点看法：①南斯拉夫的蜕变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②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是“帮助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③南斯拉夫“和平演变”的过程，被概括为：“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④南斯拉夫“和平演变”的原因被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收买政策，“帝国主义……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指出苏联的蜕变是另一种“和平演变”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就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概括为15个方面，最核心的四条为：一是大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之后，还必须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搞一百年到几百年；二是“大搞群众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四是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在另一场合曾讲过，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最后表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60年代前半期，党在文化领域全面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斗争。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同年11月，指责文艺界尽宣传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庆施抓曲艺工作》批示中表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为严厉的批示：各种协会和大多数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场在文艺界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涉及了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文艺评论等所有领域，许多优秀作品被扣上“为修正主义分子树碑立传”、“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艺界的领导人纷纷被撤职，连文化部也几乎被取消。与此同时，哲学界开展了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指责他“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学界对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的批判，被戴上“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鼓吹让步政策”、“反对古为今用”等帽子；经济学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孙冶芳，由于提出应当注重经济效益、重视价值规律、扩大经营管理权限等主张，而被指责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
　　60年代前半期的这场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场文化批判相比较，50年代的批判内容很明确：唯心论。60年代在“反修”的口号下，所批判的东西，不仅有“修正主义思想”，还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这表明“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明确；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着眼于现实的政治，连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样一出历史剧，也和“为彭德怀翻案”的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标很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60年代则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么，似乎很不明确。
　　

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8）
毛泽东时代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作了如下评述：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
　　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少
　　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
　　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
　　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
　　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
　　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薄一波具体指出，如“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发
　　生‘和平演变’当成了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于什么是修正主
　　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成所谓修正主
　　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他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
　　“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等等192。
　　距离薄一波回忆录的出版，历史又前进了几十年。今天，应该如何重新评价防止“和平演变”这一战略思想呢？
　　防止“和平演变”的提出，对于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应有的警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把防止“和平演变”做为“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193的战略理论思想，则有不容忽视的缺陷。
　　近些年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剧变，一直是人们在探索，也是各种意见争论不断的问题。一种认为，“剧变”是党的领导人适应帝国主义的政策，搞修正主义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他们说：“看来和平演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攻心——夺权——改制’，另一种是‘攻心——改制——夺权’”，“这恰恰证明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牢占领上层建筑的阵地”194。《中流》杂志的作者提出的两种“和平演变”形式，都把“攻心”放在首要地位。似乎保住“心”，就可以保住一切。这实际上还是在宣传“思想决定一切”、“精神决定一切”、“宣传决定一切”，只要牢牢的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就可以万事大吉，永保平安无事。这种说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唯物主义常识，不觉得太远了一点了吗？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苏联和东欧社会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是自身出了问题。1998年出版的《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收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的文章，从苏联模式及其历史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得失、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党的状况、民族状况、文化思想状况多种角度，做了深入探讨，并列举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值得一读。我在这里再列举几篇本书以外的文章，他们的作者或是原苏共高层工作人员，或是对苏联社会有过较长时期接触的我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感受和看法，或许对我们更有启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老外交家柴成文，曾就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层原因谈了如下看法：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它建国初期逐步形成的。由于它长期
　　处于战争、外界的孤立封锁和战后东西方对抗的环境，更主要是由于
　　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以为模式先进，不思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