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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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
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
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象……；他们将要毁坏
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
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
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
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担心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党的领袖们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党的领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的偏激。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斯大林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 。没想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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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2）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整个社会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有些党的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个别领袖人物早年在大学工作中，由于地位差距而产生的不平与愤懑情绪，更使反知识分子倾向加上了一层浓浓的感情色彩。
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些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建造“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高度集权的体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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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昧主义何以一度泛滥成灾（3）
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
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世纪中期，一些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渴望能有所作为。他们呼唤风雷，期待改革，向往着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写下的一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一情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19世纪40—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他们大胆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和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他们为剔除腐败，推动社会改革，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这批知识分子和先前的士大夫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目的变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为考取功名，终身围绕着科举场转，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民生。这就使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低迷状态，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识结构起了变化，不再是只通晓“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开始接触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而眼界大为扩展，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职业结构变化了，不再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而是随着教育、出版、新闻、科学技术、法律、实业等各种职业的兴起，容纳了更多的知识精英。这就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李善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