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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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有点麻痹大意，没有心理准备。
六十年代，为了轰轰烈烈的“四清”经验，肖望东中将以军人身份接掌新文化部。
新官上任挥出第一把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要好好地为农村服务。
然而“文革”的风头把工作队卷回来了，全体关进一座社会主义学院，门岗派了解放军把守。
这里叫做“集训班”，学员陆续报到的有夏衍、阳翰笙、黄苗子、赵、刘白羽、林默涵、马思聪等等，听说周扬等也要来报到。
开始时，吃好、住好、气氛好，白天学习、谈心，晚饭后散步，然后看电影，也有人跑步运动，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
我笑着悄悄和孙师毅说 ：“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孙师毅盯我一眼。
这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西郊，在动物园至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之间，再往西便是颐和园和香山了。
这是为培训高级民主人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用的，现在进来的也属高级知识分子类，上自部长、院长，下至处长、厂长、大导演，特别是大明星，学院内的管理、服务人员对他们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和高兴。
伙食是相当精彩的，但大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饭菜，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然后大家都到后园散步、聊天。黄苗子、冯亦代似乎最乐观，不时可以听到他们高声谈笑，人多音杂，闹声达于大道之上。学员不断在增加，电影厂、音乐院、剧团等等院校的上层人物都来了。连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为领导无方，被贬到四川重庆去了，也被“调”回。他匆忙就道，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一双凉鞋，他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学习班的政委拉我到过道上说 ：“不要惹是非，别借。”
这时，我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深夜外面大道上的锣鼓之声也更紧密了。
形势比人还强。外面的热火朝天终于烧到这学院的铁门之内，大字报开始贴出来了，瞬息之间，过道上已是琳琅满目。食堂内的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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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球高挂
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始揭发、检举。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的心，洁白无瑕，以及林默涵以抱周扬大腿而飞跃升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昨天高声谈笑之声远去，花园里出现可怕的静悄悄。
夏衍在楼梯口见四下无人，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新领导班子终于以主人姿态登上主席台领导运动，公开点名。食堂里也由他们做好做歹继续烧饭，黑帮们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革命烈火，一日千里，倏忽之间，人去楼空。黄苗子在临走时给我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但日后却又因“谊属同堂”（二流堂），他和我的两专案组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最忧心如焚的是马思聪了，这位卓越的音乐家几时演奏过如此动人心弦的乐章！他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这大概是他后来投奔怒海的原因吧？
临走之前，还在体育馆精心排了一出戏，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把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我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
我认出那机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颇感亲切，可惜后来没有播出。
我虽然在体育馆被揪出来“打倒”，但我并未受伤，却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相聚。我是被打倒得心情舒畅极了。
次日，我按指令向机关报到。走廊两边墙上已贴满标语、大字报：“打倒二流堂主唐瑜！”“唐瑜是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密友！”“唐瑜是文艺祖师爷夏衍的走卒！”“唐瑜是大右派陈沂的难兄难弟！”还有“打倒母夜叉×××！”等等。
一进入办公室，一块黑牌就往我脖子上一挂，上书：“反革命二流堂主唐瑜”。
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一层层楼都走过了，每过一个部时，人家一看黑牌，便加上打倒二字，其他都照黑牌上喊出。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在过道转角处，有人向我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给他一个回应，表示我的谅解。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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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 “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
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账，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再见他时，他已经闭目去世了。他在闭目之前，是否想过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他的住处说过的话：“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
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终于来临。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四人帮”终于发起了对“二流堂”的总攻。
在发行量达千万份的党报上，以满版位置用特大字体通栏大标题：《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似一颗重磅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大地上。
这份有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党报是指挥全党、全民从工作、生活、思想以至行动的指针。
北京当然是满城风雨，略有牵连的人都感到草木皆兵。
凡是经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人都感到，这一来势比当年胡风案还要凶猛，而且又处在这一大运动中，除最高领袖外，哪个领袖级人物不人人自危！
有的人烧毁一些无用的书信、字条，有时这种东西会成为无妄之灾；有人打发儿女到外地亲戚家暂避。
震波到达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黑龙江、广东……乌鲁木齐也派来了外调人员。
哈尔滨陈沂专案组派来了一个队伍。
广州来人为一个“二流分堂”要澄清一下；上海一群青年出发外调秦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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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上报了
革命小报以“二流堂”为主题的，我便看到四种，其中有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专对黄苗子而出版的，但它缺乏堂主为它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便很难维持，所以他们便派出常驻记者，随时采访最新情况。
这些小报可以说越办越精彩了，有的文章已摆脱党八股的写作方法，也费了一些心思，使其活泼、流畅。
他们从戴浩家抄到一只石刻：“十万八千包袱”的闲章。
另有一只“二流堂”篆字的图章和一张叫做“玩不厌”的民间年画，据说那是“二流堂”的堂徽，大概是在吴祖光家抄来的。
此外又遍访夏衍、叶浅予、黄苗子、丁聪和我，用漫画化的手法，为每人画一头像。
只是技巧太差，被画的几个人随便请浅予、丁聪，甚至请苗子代画一下，即使要求用丑化的笔调，又有何不可。
他们在为我画像时，我还正襟危坐，让他画得好些，不料登出来的竟是一塌糊涂。
但这一来，那小报便显得图文并茂。
我买了两份，看完不敢带回家，想扔掉又舍不得，那毕竟是我人生路上一点小点滴。
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却忘了锁上。有一天，九岁的女儿手里摇着一张报：“爸爸上报了，为什么画得这样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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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员知多少
“二流堂”的名字一登上革命报刊，便不同凡响。洛阳纸贵，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但不是由我叫卖的，我只买到一份，一看之下，连本堂主也为之瞠目结舌。
看来我这堂主真是领导无方了，这么庞大的一支优秀队伍，我竟莫知莫觉。难怪这位作者毫不客气地就将我的大权剥夺，封给夏衍了。
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这里新发现的有：
一九三五年当了“叛徒”的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 “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夏衍得力干将”于伶；国民党少将刘德铭； “女流氓”郁风；军统二处处长王新衡；“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二流堂的密友”周扬、丁玲；“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右派”、《人民画报》总编胡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还有陈白尘、田汉等等……够了，这已经是一份很精彩的“二流堂”堂员花名册了。
连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时“以诗明志”，那首想上梁山当林冲的“反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不轻白虎堂，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也搜出来了。
也许是堂长被夺了权，这些革命小报对我的冲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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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来客
党报的一声召唤，外调人员从祖国的边疆纷纷奔向北京。
这一天到来的是中苏边境黑龙江的外调团，一行五人，雄赳赳、气昂昂，笔挺地站在我面前。我的脑袋忽然觉得摆错位，这五个人似乎是来听首长训话。但，为首的一个方脸的人带着轻轻的笑容开口了：“我们是来调查大右派陈沂在‘二流堂’的活动的，希望你老老实实，诚意和我们合作，详细彻底地揭发。”
我告诉他们：陈沂曾经是我的上司。他和“二流堂”相隔八千里，时间距离近十年。
这个回答好像就完备了，但那人纠缠不已，一个拿着笔记本的也干瞪眼，其他三人，我的观察大概是火车上一支烟交来的新朋友，来看热闹的。
那人终于发怒了，吹胡子、瞪眼睛，把一只脚蹬在椅子上，像京戏舞台上小花脸的形状，把胡须一捋，喝道：“哗喇喇喇喇，我说你这个老狐狸唐瑜呀……”我以为他要继续唱下去，不料他只从戏台上学到这个动作。
这时期，江青尚未提出“文攻武卫”的战略战术，林彪的“好人打坏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应该，误会，活该”的指示也未发出，那些人也无法动手叫打，只好悻悻然要了一份复写的“二流堂”简历，并声明还要再来。
不过，若按照江青对待“二流堂”人的标准，陈沂也是脱不了身的。
新疆来客
距离党报擂起战鼓向“二流堂”反击才半个月的时间，远在数万里之外的新疆，“革命群众”便服从召唤，远途迢迢、满面风尘来到北京。
他们一行两男一女，看来已经到此好几天了，踏破颐和园、长城、天坛，到处找寻“二流堂”，好不易今天才找到，我是从他们摸笔记本掉出来的小门票知道他们的行程的。几乎每一个外调的都是首先叫你介绍“二流堂”的情况，像专程来听故事似的，然后正题来了，“我们机关有一个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小梁子某百货店做事，他有没有去过‘二流堂’，是不是堂友，有过什么罪恶活动？”
我一想：“没有，我从来没听过这名字。”这本来就完了，但是来人以非常认真负责的态度，坚持叫我再好好想一想，要对每个人关心。他们还要到上海、杭州等地外调，回来拿材料。
吴祖光那个专案组对祖光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据说一个中央机构去年的最新报告，“文革”花费一亿数千万亿元，不知有否包括新疆来客的旅费？
我多么想被调到新疆、西藏去审查呀，全国各省几乎都去过了，就差未去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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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大祸于斯人者，必先使其乐极忘形，脑满肠肥。
自从那几个专案组彪形大汉被我支支吾吾哄走以后，各地的外调也逐渐地减少了。我又逍遥自在起来，只要有机会，好吃的照吃，好玩的照玩，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上班，可以不必动脑子，也不许你动脑子。
这天忽然来了四位男女青年，是上海电影厂来外调秦怡在“二流堂”的活动，以及“二流堂”的人又如何把她送到戴笠的特务组织中。帽子庞大无比，一下子把我给吓懵了。
“秦怡是国民党的女特务，这已经是明确的了，她开始她的特务生涯，大家也都知道是‘二流堂’拉的线，希望你老老实实，把这段情况，好好给我们说说。”
我向他们解释：“当时她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底下统辖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电影厂是郭老任厅长的三厅直接领导之下，周总理那时也是政治部主任……”
“不许你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只能老实交代，不得耍花枪。” 另一个青年怒气冲冲吼叫。
我说秦怡在重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二流堂”。
“那么就是你，你不是‘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