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智慧-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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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大传统和小传统
五四反传统主义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封建礼教。但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作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作小传统。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比较多，而且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因此相对变易得比小传统快一些（我说的是相对，无论哪一种传统，只要是传统，就是一种惰性力，就不容易变化）。
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得就相当缓慢。就是说，小传统更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改变起来不仅缓慢，而且困难得多。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道德，在1949年以前以及以后的长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使小传统遭到大的破坏。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这是说当主流文化型态因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官方已经不再流行的礼仪秩序，还可以在民间找到。原因就在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大传统更具有稳定性。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就会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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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8）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传统被彻底清算而又不及时修补、小传统遭到根本的破坏却不知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流失得差不多了。
本来由于中国人在信仰这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宗教情感比较薄弱。这不能说是我们的缺点，只能说是特点。宗教情感薄弱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宋儒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强调“敬”这个范畴，认为“居敬”、“持敬”是为人行事的关键。20世纪的大思想家马一浮因此提出“主敬”的思想。他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这种规范，可以提升人的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庄重和庄严的精神境界。但“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不如宗教信仰来得坚实。由于信仰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是比较松散的，传统也是比较松散的。
所以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传衍，并不是那么顺利，实际上从汉到清经过无数次变易，孔子也成了“圣之时者也”；倒是小传统传衍稳定而少变易。
但文革把小传统彻底破坏了，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
中国的传统不要了，外国的传统也不要了。“封资修”三字概括得多么全面，“封”当然是指中国的过去的遗留，“资”是外国的西方的遗留，“修”是外国的东方的遗留。要把这些遗留全部彻底扫除干净。试想，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实际上是全民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什么传统呢？
1644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就是指这点说的。从此以后，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你能够承认清代的那种怪怪的服饰、再加一条大辫子，是很好看的打扮吗？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吗？唐宋装好看，日本吸收去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我们的文化传统清代就开始流失了。
“文革”的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而且是失掉传统的表现。
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所以，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
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8月14日的《参考消息》译载了这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文章还说：
“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走走，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人每个星期都在对城市过去的遗迹、对所有让人感觉是这个国家活遗产的东西进行着改造。能够逃过改造的只有那些官方公布的受到保护的古迹。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破坏。”
这位汉学家最后写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没落吗？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与房地产、官僚主义、致力于现代化有关的愚蠢行为同重新找回儒学过去的前民主主义之间在进行斗争。要消灭一种历史，必须真有消灭这一历史的愿望。也许正是中国的广袤无垠保护了自己，中国确实拥有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
我觉得联合国这位汉学家官员还是有点客气，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愿失去作为“西客”的宾礼。他询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我的看法，我们“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为以前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都轻松地放弃了，现在还能够抓住吗？
我住北京40多年，我作为学人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北京的好。但北京城市建设的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比比皆是。我不反对有最现代化、最前卫的建筑耸立于北京，但一些特殊的街区，还是应该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我说的传统文化，不一定就是清朝的文化。北京虽然是元、明、清三代帝都，但元朝的时间短，文化发展的层次不是很高。明代在北京压根就没展开。清代最长，但文化偏执。我们应站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北京。五十年代初期，有围绕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争论。毛泽东不赞成梁的穿西装、戴草帽的设计。其实梁思成是有道理的，总带上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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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9）
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我们自晚清到五四以来，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我们的前辈、那些20世纪的文化大师、中国的有心人，尽管20年代到40年代，混战、内战和外战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做了不少重建传统的努力。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以及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就是一例。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又一例。他们在《宣言》中慨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对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做出切实努力的，是新儒家对儒家传统的新诠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冯友兰、张君迈、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直承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在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之际，慧命传薪，试图重建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清末民初到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
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要重建传统，就必须重新衡定固有传统的价值，通过重新诠释使传统得到再生。第二个问题似乎费解：难道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提出认同的问题吗？然而确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为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直到今天，这两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显得更加迫切了。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之攻击传统可谓激烈，但他整理国故成就斐然，个人的新旧道德都少瑕疵。他的太太是个小脚，而且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终生厮守，在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太太也随同前往。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全部，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就过感恩节，也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五四时期的“西化”主张反而成了光说不练的小儿科了。
前些时卸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长、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不久前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她说：
“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
龙应台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而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