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谈倪匡-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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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倪匡兄说：“我最记得不知哪里跑来一只波斯猫，毛长得很，给顽童打了很多结，我天天为它解，也解不完。《老猫》这部小说，就从那只猫得到灵感。那时天寒地冻，每晚听到狼叫。”
　　“有没有得吃？不会把猫也吃掉吧？”
　　“那干部丢给我一大块东西，黑漆漆的，原来是冰冻了的豆腐，大概是发了霉。有一天，一个读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来看我，说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来，“怎么认识的？”
　　“刚来蒙古时是在农场工作，大家谈得来，我记得他是从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县来的，叫托克托县。他把一只马偷来，要我骑着，说记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收容我，叫我学蒙古话，住上两三年，最好娶个蒙古老婆，没人认得，就可以逃脱。”
　　“你真够胆。”我说。
　　“还有什么选择？哦，对了，他还把我的档案也偷了出来，那么厚的一本，都是针对着我的，拿来当传记，更够详细。这更令我下了决心，骑上了马。那只马瘦得不得了，连马鞍也没有，只披着两个麻布袋。这个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后来有没有机会报恩？”
　　“再也没见过他，心里还是感激的。”
　　“跑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先把那个厚厚的档案放火烧掉了，烧完时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哪里知道东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后还有不知方向的阴影，一定死缠着倪太，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我问。
　　倪匡兄点点头：“你也看过我一直戴着的那个有指南针的手表。”
　　“后来呢？”
　　“记不得走了几天几夜，看到了一条火车轨，跟着走，就走到一个车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车站旁边还有一个豆浆档，买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温暖，温暖到手指头脚趾头都感觉得到。”
　　

出走（2）
“买豆浆？身上有钱吗？”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个第二十一级的干部，有工资的呀。”他骄傲地说。
　　“是乘火车到了香港来的？”
　　“没那么简单。”他说，“到了车站，就有地图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来。”
　　“倪亦方？”
　　“是，他在钢铁厂做工程师，还被选过十大先进青年。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时，看过《大公报》的一篇报导，标题写着《倪匡、亦舒的哥哥领奖》，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抵达
“在哥哥倪亦方那里住了多久？”
　　“一个多月。”倪匡兄说，“但是户口报不成，还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车？”
　　“不。这次坐船，在鞍山认识的年轻人都说可以乘轮船到大连，在青岛时不要下船，躲起来，等船开了，再走出来好了。”
　　“船长没把你抓起来？”
　　“这种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个，船长抓到了，教训我们一顿，就在上海把我们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里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了香港。”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一九五〇。”
　　“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四百五十人民币，会讲的比较便宜，收三百。”
　　“你当时已经学会了广东话？”我惊讶。
　　“那么难讲的方言，我现在还学不会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来的钱？”
　　“亲戚们怕我和他们搭上关系，万一我被抓到，他们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愿意出点小钱让我失踪。”
　　“怎么偷渡的”？
　　“搭火车到广州，用船运到澳门，再从澳门把我们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独立，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身上还留了几个钱，先买一碗饭来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么饭？”
　　“叉烧饭。”倪匡兄说，“天下哪会有那么好吃的饭！一大碗，上面铺着几块叉烧，肥得油都漏了出来，流到碗边，再滴在手上。啊！那种感觉，还没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着，就笑了出来。到了现在，我一看到大碗饭，也还会笑的。”
　　“上海没叉烧饭吗？”
　　“有，叉烧在上海也看过，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么干活？”
　　“那时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团结。蹲在工地上，等工头来叫去打工，日薪三块七，给工头抽去八毛，剩下两块九。二三十个人，被叫去十几个，剩下的人没工开，等大家回来，分了钱，一齐吃，有时候不够钱吃饭，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么喝得饱？”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问要多少钱？朋友们回答不要钱。哈哈哈哈，有这种事？糖不要钱？当然拚命下咯，我到现在喝茶喝咖啡，还是要下很多块方糖的。”
　　“……”
　　倪匡兄继续说：“到了香港，真是觉得海阔天空。说到距离，上海和香港并不远，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人家都说香港的空气大受污染，我当年感觉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鲜的。三藩市的空气大家公认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边天天要打三个喷嚏，现在回来了，鼻敏感都马上医好了，你说香港的空气有多美呢！”
　　

生饭
“来了香港之后，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问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记得很清楚：“一群从大陆来的青年，在荃湾地盘等开工，闲起来就看看报纸，副刊上有篇万言小说，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说：‘这种东西，我也会写。’没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个下午写给他们看。”
　　“是什么报纸？”
　　“《工商日报》，我大胆地投稿，想想也没有什么希望，试一试罢了。几天之后，编辑就叫我去谈，说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块钱稿费，笑了三天。别忘记那是二块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烧饭的年代。”
　　“你记得第一篇小说叫什么吗？”
　　“叫《活埋》。讲的是地主子女的遭遇，当时我写的东西很文艺，还有主题呢！”
　　“那篇稿有没有存下来？”我问。
　　“剪了下来，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找出来时已被蟑螂咬得支离破碎，真阴功。”
　　“我替你去找找看，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里面也许会有。我在做十三妹的资料收集时，也在那里找到的，你记得是哪一年的事吗？”
　　“一九五七年，###月之间。”倪匡兄说。
　　“后来呢？”
　　“后来写杂文稿，投到《真相》。”
　　“一投就被用吗？”
　　倪匡兄大笑：“说也奇怪，一生人投稿，真的没被人退过。”
　　“杂文的稿费呢？”
　　“没有稿费。他们说报馆小，付不出钱，我说没所谓，反正闲着。投得多了，他们问我有什么事做？我说没事呀，那么就叫我到报馆去当帮手。”
　　“工资给的吧？”
　　“一百三十块一个月，分两期，每期六十五，我又笑了三天。社长叫陆海安，很年轻，才三十多岁。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叫司马翎的人写武侠小说，一天两千多字，写了一半断了稿。陆海安问我怎么办？我说由我来写好了，帮他续了一个星期的稿，后来他又写回。写一下，他老兄干脆不写了，陆海安叫我写，我就写完那篇小说，反正看得多了，就会写。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
　　“写武侠小说也算在工资里面的吗？”
　　“不，不，已有三块钱一千字，一个月另外有一百八十块收入，又再笑了三天。我什么都写，连影评也写。”倪匡兄说。
　　“又笑了？”
　　“不，不。影评是不拿钱的，写着玩罢了。那时候张彻也写影评，在《新生晚报》。他的影评可是怪了，不评电影，只评其他人的影评，像是个皇上皇。我说这部电影好看，他说我讲得不对，两人对骂起来，做了朋友。”
　　“和《明报》的渊源呢？”
　　“张彻介绍了董千里给我，都是上海人，谈得来，　他当时编的《武侠与历史》，也是《明报》出版的，我就开始在那里写武侠小说。”
　　“用什么笔名？”
　　“叫岳川。”倪匡兄说。
　　“第一篇的名字记得吗？”
　　“短篇不记得，长的叫《和尚抢书》，写一大群和尚去抢一本经书。”
　　“有没有存稿？”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我说：“我把这些线索记下来，万一读者之间有人剪下，看到了也许会寄给你。”
　　“谈到旧稿，就像老友重逢，很有趣的。”倪匡兄说。
　　“还在什么地盘写稿？”
　　“那是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什么都写，《大公报》上讨论一本小说，我也参加一份，投稿批评，结果也登了出来，虽然也没稿费。”
　　“听说你在《工商日报》上也有个专栏？”
　　“对对，每天一篇，一千字，有八块钱赚。”
　　“那时的八块有什么用？”
　　“哼哈，八块可是不得了了，和李果珍拍拖时，三块钱看电影，吃五块钱的饭，还有四个和菜呢，所以那个专栏叫做《生饭集》。”
　　“生饭？”
　　“是呀，写写几个字，饭就生出来了，不叫生饭叫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上海人骂人，说你是吃了生米饭？我的专栏每天都在骂人，这个栏名用得恰到好处，哈哈哈哈。”
　　

第一桶金（1）
“你正式的一份长工，是在《明报》，我们就从《明报》谈起，你是怎么认识金庸先生的？”我问。
　　倪匡兄说：“我在《武侠与历史》的文章愈写愈多，中篇长篇都有，在《明报》成立第二周年的酒会上，应该是一九六一年吧？见到了查先生，他就叫我到《明报》去做事。”
　　“最初的薪水有多少？”
　　“六百三十块一个月，由沈宝新先生发的，其中有一张五百块的大牛，香港人叫棉胎的，真的像被子一样大。拿回家后，和倪太两人拚命往墙上刮。”
　　“刮墙？”
　　“是呀，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刮墙怎么会知道？”
　　“往涂得粉白的墙上刮，真的会留下一点点的颜色，假的一点也留不下，真奇怪，用过棉胎的人都知道。”倪匡兄说，“刮出颜色，当然又笑了三天。”
　　“到了《明报》，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事？”
　　“当年是武侠小说的全盛时期，报纸上除了查先生的文章之外，需要人写大块头，二千字左右的。找不到人写，就叫我写了。”
　　“记得叫什么吗？”
　　“《南明潜龙传》，一连载，连载了几十万字，还出了书，查先生难得地替我写前言，他说看了一定会满意。这本书后来还有人记得，批评我写得一塌糊涂，我承认。我没有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看得下去就是嘛。”
　　“后来呢？”
　　“后来愈写愈多，报纸上已经有两篇武侠小说了，还要写一篇新派的，所以要用很多不同的笔名。”
　　“薪水照旧？”
　　“不，查先生很大方，另给我十块钱一千字，但是合同订得很怪，十块钱之中，有六块是稿费，四块是版权费，今后出书，公司不必再付。”
　　“什么叫新派武侠小说？”我问：“不是科幻吗？”
　　“就是用现代的人物罢了。我写第一篇就用卫斯理当主角的，一点科幻成分也没有。”
　　“后来怎么变为科幻的？”
　　倪匡兄说：“我向查先生说，与其写新派，不如来一点和旧的不同的东西。”
　　“查先生也接受了？”
　　“他说没有问题，尽管写好了。我便开始用冬虫夏草做题材，写细菌侵犯人体的卫斯理的故事，大受欢迎。”
　　“这些稿子有没有存底？有没有出过书？”
　　“所有卫斯理小说都出过书，还要感谢一位叫温乃坚先生的，也是文化圈中的人，会写新诗，把所有卫斯理的报纸原稿都剪下来送给我。我记得我在第一本书的后扉上写过，说如果太阳系中没有温乃坚，就没有卫斯理了。”
　　“出书拿不到版税吧？查先生合同上写明的！”
　　“这一点查先生倒很宽容，后来出书，版税照给。”倪匡兄说，“也真要谢谢他。”
　　“有没有偷吃，替别的刊物也写？”
　　“在《明报》一写，出了名，当然其他老板和编辑部都来抢稿，罗斌的环球出版要我写了《木兰花》系列，后来又在他出版的一本叫《迷你》的黄色杂志上写《浪子高达》的艳情小说。”
　　“性爱描写大胆到什么程度？”我问。
　　“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一出版，就被政府告，每次罚款都要六千多块，我说我的稿费才一千多呀！”
　　“罗斌不在乎？”
　　“他不在乎，叫我尽管写好了，可见他赚得更多。”倪匡兄说，“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政府只告出版人和杂志社，不告作者的。”
　　“你的艳情小说一定写得好。”我说。
　　“不能算是第一，第一的应该是依达，他写过一篇叫《四桂床》的，说一个小孩给他姨娘引诱上床的故事，精彩绝伦，到现在我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