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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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了家门，走进了社会，我似乎觉得开阔得多，整个社会好象不是先前那样冷酷。我们来到学校集合上车。留下不走的老师同学向我们热情地挥手。同命运的同学在车上并不老是愁眉不展，车一开动我们就恢复了平日开玩笑打闹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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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牛鼻滩在常德市的东边，坐船沿沅水而下，两小时就到了。
这就是牛鼻滩。站在江堤往下看，一坦平洋，一片绿野，几条沟渠把它切成几块。团团绿树环绕的便是村庄，它们总建在稍高的土丘上。
公社为我们长沙来的一百多名知青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通知各生产队派人把我们领走了。三中的同学全到黄溪堰，二十一中到百家湖，其它学校的分到兴丰。
我、杨觅知、王源钊、史山明分在一个生产队_黄溪堰十六队。对这种安排我很满意。我不愿跟莽莽在一起，免得受约束，认为我们四条汉子结成一团，生活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快乐。
农民们挑着我们的行李，二十来里路很快走完。当天，我们被安排到社员家过夜。
农民们围了一屋。刺鼻的旱烟味、昏黄的煤油灯光、陌生而又惊喜的眼神包围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客，认定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搞过年把两年就要回城。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家庭既是“统麻的”，下了乡就不是只到乡里打过转。闻革中，长沙有个知青的造反组织，叫“红一线”（来自农业第一线）。这些人家庭出身跟我们一样，闻革前就下了乡，进城造了两年反，只为一件事户口回城。哪里回得了，到如今已有４…５年“知龄。为了区别于我们，人们叫他们“老知青”。其实我们走的将是同一条路。农民不信，他们说社教、四清时，工作组来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了一阵，都要走的。
这个时候的我们故作豪情满怀，说下放不比社教，社教是工作组教你们，下放是你们教我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顿胡言乱语。又拿出纸烟来招待老乡们，全是“金纸纸”包的湘江、红舞、光荣。都算那时的高级烟。一副穷鬼显阔的摸样。看他们恭恭敬敬接过纸烟，口中称谢谦让：“您吃、您吃”。那身份的不同立刻显示出来。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恰好相反，是想做得尽量跟他们接近的样子，故作姿态，充好汉，装里手。掏出塑料烟嘴，歪刁在嘴角，那烟也索性撕了纸盒成把地甩，却越发衬出他们的谦卑和我们的狂傲无知。我们这时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十几岁的学生伢子，偏要装出一副久经风浪的老练派头，十足的幼稚可笑。村子里其实来了一群无知识青年。但是农民们倒不介意这些，他们能原谅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小节，善意地讥笑我们做家务闹出的笑话，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们不爱出工。
头回出工就让我们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每天清晨走５里路到拦马口修一条渠道。站在淤泥中，从沟底向外掀泥。我们是穿着雨靴干活的，农民们非常羡慕。而他们情况好的也只能穿双解放鞋，那可得小心又小心，免得陷进淤泥中拔不出来；大多数则要打赤脚，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脚冻得彤红。我们羡慕的则是农民们象骆驼似的能耐劳，他们从早到晚一直是那样不急不忙的干下去，掀起泥巴来潇洒自如。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天职。我们自以为搞过些体育锻炼，也爱打球、游泳，搞劳动不在话下。可是抓了几下掀板，全都不中用，不是上体育课的味道，感到又累又乏味。午饭也在工地吃，是集体开伙。冰冷的饭菜找块干净地摆上，人围一圈蹲着，就着北风下咽。
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工地我们是爱去不去了。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那意思就像是专门等洪水来冲似的，反正不值钱：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不好惹。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
但是毕竟这是项大政策，首先被罩住的还是我们。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人，妹妹尚年幼，本来可以不走的，“最新指示”一出，妹妹也呆不住了，她受不了街道和学校的压力，又害怕山区的神秘，便独自一人随五中的知青下到沅江，插队落户了，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家里只剩妈妈一人了。爸爸的情况更不好，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他的结论是极右，处理是开除公职、留院察看、继续拖垃圾。这罪名为什么又要加重，恐怕连医院自己也不明白，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走时借的３０块钱，第二个月就全部扣清，而且爸爸的工资再次削减，每月只发３０元（后来又加了１０元，一直拿到一九七八年）。王源钊、杨觅知的家信也没有一句佳音，他们的家也是接二连三地往乡里走人。史山明，本应算是生逢其时，想不到他下乡不几天就接到家里的电报，竟是向他报丧，他父亲因病去世。
那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我们烧稻草取暖，围坐一起，寂然无语。王源钊端着煤油灯，进到里屋，想找点烟抽解闷。屋里黑咕隆咚。“啪”地一声，他把我的小提琴从吊在屋顶的搁板上撞了下来，琴颈被摔断。1967年，满大街震耳欲聋的革命造反歌声中，我偶然在一条小巷听到有人拉琴，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声音，把我醉倒，我倚门听到能背。后来知道那是一首加伏特舞曲。从此我开始迷上音乐，几个月以后就有了这把琴，是大学刚毕业的二姐夫送给我的。从此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它，音乐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正是从学音乐中体会到自学的乐趣。
琴突然一下没了，我的感觉就象掉进了冰水中，冷得瑟瑟的。王源钊知道闯祸了，楞在屋里没出来。我们进去后，他嗫嚅着问我还能不能修好。这只有带回长沙试试看了。看着那断成两截的残骸，其实心里已不存多大希望。祸不单行，史山明的事已够伤心了。我们熄了稻草火，不再说什么。睡吧，还有什么好坐的呢？第二天我们还得送史山明去常德乘车回家，走二十五里路，大雪封住的陌生的路。
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奔丧的队伍悲哀且严肃，一路上默默无言地领教那湖区的污雪和泥泞。只等送史山明上了车，我们的情绪似乎才好了点。 。。
6、游手好闲
6、游手好闲
常德…牛鼻滩…黄溪堰是一个钝角三角形中的三个角，常德到牛鼻滩有近６０里水路，想不到离黄溪堰反近得多，才20多里旱路。但是那时离城二十多里就已显得十分乡野…没有电杆，没有马路，没有汽车，没有饭铺，没有商店，甚至连砖房也没有，只有泥糊草盖的茅屋和大片的稻田。
回转的路上，走到台家铺，好容易才见到一座砖房。那是抽水机站，公家的房屋，我们走进去歇歇脚。屋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家具，只有一口熏黑的灶，灶上方的墙上挂了一条风干了的肉，腊红腊红，象城里卖的叉烧。虽然只有几两重，可也能为我们的晚餐开开荤。我和杨觅知都看上了它，跳上灶，把它摘下来，找张纸一包，夹在棉衣内，溜出了屋。这是我们头回顺手牵羊，偷东摸西。不过拿回家，那却是不能吃的，它根本不是什么叉烧，王源钊说它是一块“盐碟”。不晓得那是猪身上的哪部分，反正一刀切下去，猪肝不象猪肝，瘦肉不象瘦肉。王源钊里手得很，他讲吃不得，那就是质检部门的鉴定了。王源钊父亲可能是黄埔生，大概在国民党里是个团级干部，解放后他家自然配享负数的“县团级”待遇，到了社会底层。街上破鳝鱼的、兑猪血的、卖扯骨肉的朋友认识不少，这套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听他的。
讲起偷东摸西，我们队的弟兄们比不得八队的彭小汇、刘国青的手艺高。他们每次去牛鼻滩或去常德从不空手而归。各样死的活的，只要进得口的，得便就收。一次他俩到了一家较大的供销社。营业员坐着烤火，态度冷淡，他们买烟，喊了半天喊不起身，实在气人。结果遭了报复。这两个家伙在店里仅有他两人的情况下，竟把柜台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口大玻璃缸用军大衣一裹，挟出来了，里面还有大半缸糖果。
彭、刘的丰硕成果只为我们“喜闻乐见”；到底不敢效法。我们属于小来偷针，大了还是偷针的一类小混混。
李歌闻也在八队，但是他从不参与这种事。李歌闻是个正派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有极强的生活原则。跟着这帮破罐破摔的人在一起，他保持了洁身自好。跟他比起来，我们差得远。可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是招工上来后得胃癌去世的。
黄溪堰大队大约有6000多亩水田和上千亩湖荒野地，分为16个生产队，几乎每个队都安排了几个长沙知青，绝大部分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早认识，相互交往就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了。只有13队、14队的，她们是长沙21中的，并且是女同学，在这里真要算客。我们三中是男中，懂事起就没接触过女同学，见了她们就跟宝玉见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只想找她们玩，又不知如何接近。只哓得她们中有一位叫何莹莹，她是在初到公社的头一天，办学习班，唱了两支歌而出名的，本来嗓子也好，就此端出了歌星的架势，不太理人。其他三位连名字也不知道，看起人来也有点鼻孔朝天。她们怎么不跟着自己的学校分到百家湖去，要跟着我们到黄溪堰来？她们对男同学也感到不好接近吗？她们喜欢唱歌，可喜欢跟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地玩？她们成了我们心中的谜，我们都想探探新世界。
莽莽和吴可敏、李艺林分在７队，她们离８队近。我们与这两个队走得最勤。全大队统共９个女同学，她们自然容易相熟，所以很快我们就能听到一些关于13队、14队女同学的事了。她们的名字叫周书薇、王载安，她们俩在13队。但是她们中谁是周、谁是王，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分清。何莹莹是知名人士，众所周知。第八跟她一个队，我们也很快搞清了她是谁。她叫林三妹，“第八”显然不是指她排行老八，明明白白大名叫三妹，她的同伴们硬要改称她为第八，那是指骨牌中的“天九”、“地八”。我们闻革两年也玩骨牌，自然觉得叫她这个外号的女同学肯定不是整天板起一副脸的革命左派。
过完年，生产队初五就出工，社员不习惯，我们更不习惯，过完十五还不想做事，只想东游西逛。我们到了百家湖。那里的知青都是长沙21中的。知青们拿出甜酒、腌肉、藕、渣辣椒、风干的萝卜招待我们，是牛鼻滩的搞法。说话中还不时夹几句常德话，听去蛮舒服。我们也一样，正在入乡随俗。
21中的同学都认识我们大队的几位校友。听他们介绍，她们都是平常人物，没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深的只有周书薇。曾佳知说她会跳舞，很大方，很热情，学校哪次哪次演出，她表演怎样怎样。我问：“她是谁”？ 他讲是个子长得高点的。其实那时的书薇长得胖，并不显高，不象会跳舞的。反正跳忠字舞要求不高，按道理我也没必要留意谁会不会跳舞，我自己就根本不会。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我这时候老琢磨一个问题：周书薇到底是13队两个女同学中的哪一个？照身材看，王载安稍苗条些。
百家湖的知哥们并不十分热衷于谈论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同学，因为她们实在也是平常得很。我们不同，我们愿意说起她们，我们是同一个大队的。但是适可而止，再打听多了就很不好了。从知哥们的言谈中感觉到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生活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感兴趣的事，他们看得稀松平常。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三言两语。我倒有几分羡慕这种生活，希望今后在我们的圈子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她们是生活的色彩。你看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没了女角那还叫戏？
在百家湖一直玩到天黑，尽兴而归。 。 想看书来
7、认识书薇
7、认识书薇
我们队离13队很远，但是偏偏有几亩田在13队附近。那里离本队反倒有5…6里路。那天出工我们没有带午饭，又不想往回跑。想办法到13队混一餐去，管她们怎么想，在你屋门口出工招待一餐饭，总还是蛮合理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