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张参赛证-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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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参加比赛。”
“因为中国找不到高个儿女孩。”父亲胡乱找了个借口来搪塞我。
“隔壁的小芳姐姐就很高。”
“参加这种比赛，不能光凭个头、相貌，还需要综合素质！”父亲停止了刷牙的动作，转过身来回答我。
“什么是综合素质？”
父亲含了一口水，吐掉了嘴里的牙膏沫，用毛巾擦着脸说：“泰国小姐长相一般，但她气质超凡，笑容亲切，英文流利，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她回答得很到位。”
对于父亲的话，我当时不完全懂，但中国小姐这个概念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我，我实在想不通，拥有几十亿人口，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大中国，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中国小姐来参加这个比赛！
于是我仰着头对父亲说：“爸爸，等我长大了，要当站在舞台上的第一个中国小姐！”
父亲笑了：“等你长大了再说吧。”
我又说：“我还要当第一个拿到世界选美大赛王冠的中国人。”
父亲认真地看看我，用右手摇了摇我的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想当世界长跑冠军呢！”
父亲的质疑是有原因的，从小，我被亲戚揪着鼻子叫：“小塌鼻梁”，被邻居拧着脸蛋“亲热”地喊“小胖子”！就连一度对我抱有希望的母亲，也不得不叫我“黄毛丫头”。小学三年级，因为头发的质量问题我被母亲剃了光头。而基于我一惯的表现，同学和老师一致认同我是个“假小子”！
我的身边一直不乏公主的存在，楼上的西西被所有的人称赞：这孩子皮肤太好了，眼睛太有神采了，小嘴唇怎么就这么红，头发怎么就这么黑。我的妹妹被幼儿园阿姨所喜爱：“真会挑父母的优点长，小可爱。”被这些公主包围着，我被比得没了影，中国小姐的梦想对于这样一个丑姑娘来说，可能过于伟大了一些。
父亲却没想到，我这个在他的眼中如同玩笑般的梦想从那时起便在我的心中扎了根，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不知不觉中，我迎来了十八岁的生日，又过了半年，我中专毕业了。
为理想而出走（1）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我从济南商业中专学校回到四川资阳，回家后第三天我便与父母大人吵了一架。
父母亲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拒绝服从学校的分配：到商场去做一名营业员。
父母开始苦口婆心地给我做工作，我全当耳旁风，就是不同意回济南上班。最后父亲忍无可忍，又一次打了我。但这时我已经不再能忍受他的巴掌了，在他们上班的时候，我偷了父母亲的三百元钱不辞而别。
我想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但我的出走是有理由的。
毕业前的四个月，我被分配到一家商场里实习，负责“带”我的，是一名年近三十的女营业员老师，她叫赵熙，在商场四楼体育用品柜台工作。
赵老师皮肤白皙，五官清秀，为人和善，但有洁癖。
她每天都穿一双白色的旅游鞋来上班，清洗它便成了每日的“必修功课”。
赵老师清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洗手间，打一盆清水，然后仔细清洗一块口罩，倒洗洁精在她脚上的旅游鞋上，用口罩精心地擦拭那双鞋，换清水，洗口罩，再擦拭那双鞋……
赵老师每天下班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洗手间，重复上班前的一切，就这样，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一个星期后，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这双鞋是她丈夫送她的，有点理解她的心情，但很快她便不分时间地点地和我聊天，内容是她的丈夫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能存多少钱，这一周吃了几次鱼或者是鸡，有时聊着聊着柜台主任便会过来检查，她立即闭嘴不言，认真地对着单子点商品的数量，或者是训斥我把小数点写错了，我疑惑地看着她收放自如的表情，心替她感到惋惜：她应该一块当演员的好材料啊！几分钟后柜台主任远远地离开了，她又接上了刚才的话题：“日子是过出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我买了棵白菜，和昨天剩下的豆腐一起煨汤喝，再放点荤油。菜里没有油水不管饱，男人吃不饱饭没有力气干活！”
“我老公是跑运输的，运输司机你懂吧，跑一趟挣不少呢！”她得意地笑着，油光水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这半个月他跑了四趟，四趟！”她伸出四个手指头来给我看，差点戳到我的脸上。于是我沉默着，四处寻找着柜台主任的身影。
我当时才十七岁，体会不了什么是平凡的幸福，我本能地排斥这一切，我害怕长久地待在这种环境里——中国小姐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雄心壮志也好，好高骛远也罢，我孤身一人闯到了深圳，口袋里装了三百元钱。
我来到深圳，梦想着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靠双手打造一个理想家园，却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囊中羞涩，我只能住在私人开的招待所里，八个人一间，一天十元钱。
我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工作，又一次次地被人拒之门外。一个礼拜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管我如何节衣缩食也制止不了口袋里那点钱的减少速度，我曾经为了节省四块钱的车费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路回招待所，也曾经饿着肚子躺在床上祈祷睡眠的尽快来临；我曾经因为找不着工作而苦恼地站在街头流泪，也曾经筋疲力尽地躺在四处都是喧闹人群的公园长凳上呼呼大睡。
在来到深圳的第十天，我孤独地坐在招待所门外的楼梯上感到无奈和寂寞。我后悔了，后悔来到这个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城市，后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工作。我想家，想妈妈，想父亲，想妹妹、同学、老师，甚至，我想念所有曾经与我有过矛盾和争执的人。我真想回家啊！
我手里握着一张磁卡，在电话亭附近徘徊了很久，最终放弃了给父母去电话的打算。
我不能回家！
我承认，孤身一人南下的豪情壮志已经被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消磨得一干二净，但我曾对父亲说过的话犹在耳边：“你等着！我不混出个样儿来就不回来见你！”
在我到深圳的第十二天，已经到了一天靠一包方便面维持生活的状态。
但奇迹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第十五天，我终于得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并且出奇顺利地通过了。
1996年的9月8日，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四海贸易公司财务部文员，月薪：680元，另外，我被允许搬入公司的员工宿舍，我终于有了落脚之处！
说起来很可笑，如果我服从分配留在济南的商场，工资加奖金每月也能有四五百元的进账。而六百八十元的月薪在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是最低标准，就这样，为了摆脱平凡我来到深圳，为了糊口大计我接受平凡，而且接受得是这样心安理得，兴高采烈。
我开始工作。清早，我要把财务部里的所有暖瓶灌满开水，要把所有的办公桌擦干净，要扫地、倒垃圾，还要把经理爱喝的茶水准备好。总而言之，我这个财务部文员就是一个部门的勤杂工。但经历了四处找工作的那段日子后，我变得格外知足和踏实，我任劳任怨，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过了半年，财务部长李阿姨接受了我，她开始给我布置打扫卫生以外的工作，还利用下班时间教我如何汇总报表。我心情愉快地完成她交给我的任务，谦虚而认真地向她请教着。
一九九六年的深圳消费高得惊人，一碗米粉的价格在十元左右，二荤一素的盒饭价格也要###块一份。除基本生活费用外，我每月底还需要交付公司一部份的水、电费，公司的宿舍里没有浴室，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我们几个打工妹找了几块木板，隔出了一块小地方，算作冲凉房（广东人称洗澡为冲凉）。没有热水器，我们另想办法，用“热得快”烧满满一桶热水，然后拎到厕所，用一个塑料勺子舀出热水，和着凉水一勺一勺地浇到身上，因为热水有限，有时用尽了热水身上的肥皂泡沫还没洗干净，就只能享受凉水浴了。夏天倒还罢了，到了秋冬季节，那种滋味无法形容！需要边洗边给自己打气！这样洗澡除了增强体质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半年下来我的臂力长了不少。后来到其他公司工作时，我可以独自一人将一桶矿泉水从一楼拎到四楼，凭借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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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而出走（2）
艰苦的生活往往能激发人们最大的潜能去寻找快乐。我的快乐，是每月领到工资时，去公司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叫一份正宗的回锅肉，配一碗萝卜牛腩汤。这样一份丰富的饭食，要花去我１８元钱，所以我不敢经常光顾。纵然如此，每次我出现在小店里时，原籍四川的老板娘仍然会对我展开令人快乐的笑脸，用乡音问我：“还来一份回锅肉？”她的笑容和悦耳的音调是很有感染力的，使我感到积极又温暖。
我的快乐当然不止吃一份“回锅肉”，我想象在台上模仿着苏芮，唱《牵手》，伙伴们在台下为我呐喊，助威，欢呼，鼓掌。这时我眼前出现了幻觉，我仿佛听见了千万人在呼喊，看见了鲜花铺成的大道，环宇小姐的桂冠戴在我的头上。此时，我完全属于舞台，舞台也完全属于我。
但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不得不暂时放下那个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梦想，我被生活中的琐事包围着。不知为什么水电费越来越高，涨工资的消息成了遥遥无期的盼望，某某被炒鱿鱼也引起我无谓的恐慌，食堂自从换了新阿姨，伙食越来越差！有一个月底，我去找一个朋友借了５０元钱，却没想到事情开了头便成了习惯，在以后，几乎每个月底我都得去找人借钱。
第二年的中秋节，我给父母亲邮去了５００元钱，收到钱后父亲给我来了一个电话。父亲说，他们都有工资，生活得很好，让我不要再寄钱回家了。挂线前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梅梅，要注意学习文化知识。”
父亲的话提醒了我，在我这个年龄，多学习一点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能非常必要，所谓“艺不压身”。当时深圳正兴起一股学习电脑的热潮，几经考虑后，我决定去学习电脑的基础知识，努力攒钱成了我的目标！
我放弃了每周一次到“健康一代”吃回锅肉的习惯，同事们结伴出游也再难见到我的踪影，我成了在公司食堂里从不缺席的食客。
在食堂里吃一份午餐只需要花两元钱，饭菜的质量非常一般，多数是一份榨菜炒肉丝和清炒菜心，有的时候，会加上半个咸蛋或者半根腊肠，但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负责买菜做饭的阿姨曾经向一名负责打扫卫生的钟点工炫耀：“就从这么一点钱，我能‘揩’到油水就不错了！”她的确是费尽心思，榨菜里的粗纤维会不时地卡在喉管里，让我面红脖子粗地咳上半天，猪肉又硬又涩，我一口好牙却难以嚼得动它。
吃了半年这样的饭，我存了一千多块钱，随后我在一家电脑培训中心报了名。
在培训中心，我第一次见识了“盲打”，输入方式是五笔字型。我亲眼看见一位其貌不扬的女孩以每分钟一百二十字的速度精确无误地将一篇文章输入电脑，我为之叹服，同时我了解到：女孩在一家打字行担任打字员的工作，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上。这使我的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整个培训过程中，我都是怀着这种兴奋的心情学习的。第一次上课，我被教室里的摆设给吸引住了。这里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新奇，一台台排列整齐的电脑，雪白的键盘，天蓝色的窗帘，擦得锃亮的瓷砖地板，就连进培训室之前要更换的拖鞋也令我那么地喜欢。
在每天课程结束后，我把被学员们丢得到处都是的拖鞋整理好。这是我做了一年勤杂工养成的习惯，却无意间得到了培训中心崔老师的好感。崔老师十分喜欢我，常给我开小灶，这样一来，我的学习进度比其他的学员要快。
在这个培训中心里，我不仅学到了电脑知识，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小洋的女孩，比我大几岁，长着一双顾盼生辉的单凤眼，女人味十足。她平日里沉默寡言，性格有些内向，但和我很谈得来。几次倾谈过后，我发现她是一个是非分明，为人正直的人，于是我们很快便打得火热，亲密到了以姐妹相称的程度。
我和小洋都是孤身一人闯到深圳的“外来妹”，成为朋友后，大有“同病相怜”“相见恨晚”的感叹，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互相鼓励，彼此依存。
两个天真幼稚的女孩子凑在一起会发生很多快乐的事情，就连一起吃一份牛肉炒河粉也能吃得嘻嘻哈哈的，对面的一对情侣被我们笑得拂袖而去，以为我们是在笑他们，其实我们只是在争着吃盘子里最后一条粉，闲暇时间里，我和小洋商量着做生意，每人投资了１００元从东门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弄来一些小饰品到处兜售。我的一个朋友笑话我们，他说，这玩艺儿到处都是，你们的要价又比别处高，傻子才买呢。也有好心人为我们指点迷津，说这东西最好是弄回你们家乡去卖，说不定还能回个本。我们又聚在一起商量，掰着指头算了算，回家的路费也要花去二百多元呢，加之彼此都有工作，根本分身乏术，只得作罢。
我们到处想办法推销饰品，最后一件也没有卖出去，但我们没有浪费，煞费苦心地把这些饰品使用在自己身上，两个拥有苹果般新鲜脸色的青春少女，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反而把自己打扮成了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不过，也不算是全军覆没，那一年的春节，我带了一部分没开封的饰品回家，准备当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谁料一个老同学来我家玩，瞅见这批首饰居然爱不释手，问我：“咏梅，你这是从哪弄来的啊？”
为理想而出走（3）
我那时也不知是何心态，随口就答道：“哦，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我拿回来探探销路。”
我那可爱的同学信以为真，忙挑了几件中意的拿在手里，问我：“卖吗？”
我迟疑地回答她：“卖吧。”
她马上询问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