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行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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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的市场奇才们，喜欢把中国称为篮球的“最后的疆域”。但中国人对篮球的爱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乔丹和芝加哥公牛队初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认为篮球运动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虽然按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说法，早在汉代就有一种供消遣娱乐的手球游戏，叫做“手鞠”。但事实上，篮球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和出现在芝加哥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比那个古怪的加拿大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在1891年发明篮球运动，也只不过晚了几年。
当奈史密斯博士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大学体育馆三米高的环型看台的两端，挂上两个装桃子的篮子的时候，这个三十岁的体育教师就此发明了一个——让那些不服管教的男孩子们在新英格兰漫长的冬天里痴迷不已的运动。这项运动有一天能风靡全世界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奈史密斯把这项发明带到了一个叫“青年基督教联合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的国际性培训学校，那里培养年轻的传教士到国外帮助推广“强健的基督教”的计划，这个计划认为发展人的身体、思想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篮球传到中国的时候，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年代。
到1920年，YMCA在中国的传教士数量已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并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成为负责体育的核心。篮球在城市的年轻人里大受欢迎，移民和传教士则很快把它传播到了广阔的内地农村地区。1935年，这项运动被正式宣布成为全国性的娱乐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安布罗斯的美国旅行家，对遍布中国的篮球场感到非常惊讶，即使是最原始简陋的球场，也吸引了成群的工人和农民来参与。“你能感觉到篮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在写给奈史密斯的信里这样说道：“你要是来东方旅行，一定会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多少人在打篮球。那无法用语言去描述或者用相机拍下来；也无法向你转述；只有你自己亲眼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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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2）
奈史密斯从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生命和后裔却和一个被认为是中国篮球教父的人联系了起来。牟作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和妻子住在北京天坛东门延伸出的体育馆路上的一套复式公寓里，那里是中国体育系统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心地带。牟作云的听力有些衰退，近年来身体也很容易疲劳，但是他还是把1949年之前配发的斜纹软呢的运动服，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他的声音非常清晰，他用重音含糊的英语叙述了中国从YMCA走向NBA的传奇。上世纪二十年代，牟作云还只是个孩子，他和伙伴们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聚集到家乡天津的YMCA那里，一起磨炼板球和篮球的技术。那时体育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中国开始参加地区性的运动会，使得新生的一代人开始关注，并为中国队加油助威——这是一个国家变得现代和统一的最终标志。十年后，中国开始陷入混乱，许多美国传教士回到了美国以避开这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但是YMCA保留下了一块体育的乐土。即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这个机构的活动重点转向了驱除贫穷、缓解饥荒的时候，YMCA还是举办了篮球赛——牟作云，身高1米8的前锋，带着他的球队获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牟作云1936年被选进国家队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这是篮球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的第一次。四年前，中国政府派了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团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以阻止日本控制的傀儡——满洲政府派队以中国名义出征的阴谋（这个孤独的参赛选手，叫刘长春，二十二岁，赛跑运动员。他在资格赛时就被淘汰，但在回国时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不惧日本施加的压力，代表真正的炎黄子孙参加了奥运会）。1936年6月，牟作云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完整的、由14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的一分子，他们从上海乘船出发，花了二十五天到达威尼斯，在那里转乘火车前往柏林。“我们一路上都受到台风的困扰，”他回忆说，“每个人都晕船。没法睡觉、训练或者吃东西。非常痛苦。”
当中国运动员终于抵达柏林的时候，他们的体力都出现了问题，但所有人都穿上了全新的西服，戴着黑色的领带，在纳粹的举手礼中下了火车。中国是少数几个参加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入场式时，没有向主席台上的阿道夫·希特勒敬礼的国家之一。牟作云和他的同胞只是简单地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自己的胸口。对这些年轻的篮球选手来说，主席台上的另一个人远比这位元首重要：时年七十五岁的奈史密斯博士，来到这里亲眼目睹自己四十五年前发明的运动，在这里正式地登堂入室。
在篮球场上，牟作云被美国队吓了一跳，那支球队有着足以自傲的两名身高超过2米02的中锋。国际篮联（FIBA）为了拉近球队之间的水平，试图把比赛安排在室外泥土场地上进行，规定每个队一场比赛只能有七名球员上场，并禁止超过1米88的球员参赛。美国队成功地躲过了最后一条规则，并且在被大雨浸透的泥地上击败加拿大，夺走了金牌。最终比分是19比8。中国队的成绩并不差：他们赢了四场比赛也输了四场。在奈史密斯的注视下，牟作云甚至在战胜法国的比赛中，表演了他的快速运球技术和远程发炮的技术。但无论是篮球队还是其他中国选手，都没能登上领奖台。一幅当时的德国漫画嘲讽中国队没能赢得哪怕一块奖牌，它把中国选手争取奖牌画成了在争夺一个零蛋。失利带来的更大的痛苦，是日本队从柏林回国时，带走了十八块奖牌。
回到中国后，牟作云迫切地感到，必须要证明中国能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竞争。他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享有盛誉的清华大学当上了一名体育教师，并且与中国体育的泰斗人物马约翰的女儿成婚（因为担任中国奥委会领导的岳父，他把自己的篮球生涯的开始，追溯到了清朝末期）。牟作云担任了数年清华大学篮球队的教练。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篮球运动开展得最好的，是那些最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工厂里组建的球队，一家叫回力橡胶的上海制鞋厂，开始雇佣运动员参加半职业联赛，以帮助他们打响自己的名气——顺便也可以为产品做广告。就像半个世纪后耐克签下姚明和王治郅一样，回力给那些最好的选手，包括一个叫王勇方（音译）的作风顽强的后卫，支付薪水并提供回力制造的鞋子和运动服。在半场休息时，一架飞机会向人群抛撒购买免费鞋子的优惠券，于是鞋子也卖得非常火爆。在牟作云眼中，篮球更多的是一条有启蒙作用的道路而不是赚钱的捷径。就像1939年在贫困中死去的奈史密斯，他对篮球运动之外的东西要求得很少。牟作云的岳父曾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YMCA的国际训练学校（后来改名为斯普林菲尔德大学）学习过，他通过自己的关系让牟作云得到一份奖学金，能去篮球的诞生地学习。牟作云1946年抵达美国的时候，奈史密斯已经去世很久了，但这个三十三岁的中国毕业生从美国最好的篮球战略大师那里学到了满腹的篮球智慧，他的老师包括前斯坦福大学教练约翰·波恩和肯塔基大学的传奇教练（也是美国奥运队教练）阿道夫·鲁普。“很幸运我有最好的老师，”他说，“他们给了我延续一生的思想。”
第一章 巨人的诞生（3）
在牟作云整齐的公寓里，前厅隔出了一个小房间，那里放满了奖品和奖牌，从他早期的篮球生涯，一直到在新中国得到的更多的荣耀。他似乎对荣誉并不是很在乎。牟作云粗糙的手，把我们这些采访者的视线带过那些纪念品，转向桌子旁的书柜，转向一列已经破损的精装书，它们的书脊因为长年累月的翻阅已经开裂。“那是我的‘圣经’，”他的脸上带着怀念的笑容，“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
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其中有鲁普的《球员、教练和球迷的冠军篮球》、波恩的《篮球战术》，还有十几本其他的——全部都是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书里的信息可能已经有些过时，那是为球员速度缓慢，多数是白人，而且球员身高不超过1米8的时代设计的。但是这些书都是牟作云最珍爱的宝贝，因为它们象征着他很久以前在美国学到的一切——那是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篮球知识，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一样。
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1）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巧合之一：中国身材最高的运动员的命运，会由历史上身材最矮小的领导人之一来决定。那就是邓小平，一个没人敢因为他的身高而小看的人。这个出生于四川农村的革命家有着一颗坚强的心，以及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平凡的志向。
他更想要的，是把中国重新带回到她很久以前在世界上曾经占据的那种高度。
不过在一个能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领域，中国有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竞争，并打破那道陈旧的，害怕与世隔绝的壁垒，那就是体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被国际奥委会排斥在外，也不能参加任何一个体育项目的世界大赛。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改变了这一切。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对中国的回归表示了欢迎。1979年，也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那一年，中国成功地重回奥林匹克运动（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牟作云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mittee——的荣誉会员）。以前被认为是中国在奥运会上唯一代表的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赛。为了向重新获得承认表示感谢，中国在一年后派出了一个象征性的、由二十八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但是之后，中国和美国一样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邓小平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国外得到尊敬和钦佩，在国内能形成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强国。
新的体育战略，瞄准的是那些金牌数庞大的体育项目，即使那些项目需要从零开始学起。于是一下子，年轻运动员开始投入到许多从国外传入的体育项目的训练中，比如游泳、举重、射击，甚至是皮划艇。许多水平还比较低的篮球新人，转行去了手球队，还有成千的体操选手转练跳水（还有的后来成了自由式滑雪运动员）。1980年，中国恢复开展拳击运动，这项运动因为过于野蛮曾经被禁止了很长时间，而恢复的原因就是拳击在奥运会上有四十八枚奖牌。
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有超过三亿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人构成的人才储备库，一种严格的督促运动员训练的体制。凭借这样的条件，中国体育工厂的培养网络迅速扩大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各地有超过三千二百所的体育院校，培养着将近五十万的年轻运动员。这些年轻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身上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坚定不移的品质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被当成获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让人瞩目的出自偏远地区的运动员，是一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牧羊人的儿子。他就是蒙古族的蒙克·巴特尔，九岁时已经长到了1米82。他本来没什么机会离开相对不富裕的草原地区，直到有一次当地镇长来到巴特尔所在的小学视察，把这个高个子的孩子错当成了老师，还表扬他带的班级表现非常好。误会澄清后，巴特尔立刻被召进了省体校打篮球。这个蒙古族的大个子——后来他长到了2米11，和姚明、王治郅一起在NBA打了几个赛季——刚到体校的时候只会说几句汉语。但对一个出身非常穷困的孩子来说，体校无疑是个不错的出路，至少衣食无忧了。
对像巴特尔这样长在农村的孩子，体校是脱离贫困的一张通行证，保证了他们头上有遮风避雨的屋顶，还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中国古老的文化一直是把“吃”放在社会交往的中心位置——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之间最为常见的问候方式还是“吃了吗”——食物成了驱使运动员刻苦训练的重要动力。优秀的运动员能得到额外的食品配给券。即使像姚明的父母，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生活在蒙古草原的巴特尔的家庭好得多，食物也成为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体校的因素之一。而在体育系统的最高层面，拥有出色成绩的运动员能过上以前难以想像的富裕生活，这是中国体育全新的明星体系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准备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国家曾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效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夺取金牌的运动员被许诺将会获得三千五百美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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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2）
这种给予优秀运动员的额外津贴，是对他们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所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的一点小小回报。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这是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团队项目世界冠军，当时几十万北京市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为共和国历史上这一光荣时刻宣泄着自己的激情。胜利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祖国在世界上崛起的自豪感，也多少有一些因为打败了外国对手而产生的得意——因为人们觉得这是对过去几十年所受的外国侵略的回击。
真正帮助中国重塑形象的国际性竞赛是奥运会。中国在离开三十二年后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地方，恰好是洛杉矶——五十二年前，中国就是在这里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1932年，国民党政府派来了一位赛跑选手；1984年，新中国派来了二百二十四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自豪地代表着祖国的十二亿人民。整个中国都对这次从孤立状态中走出充满着渴望，而且中国政府拒绝参与由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