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李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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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心中踏实了许多，于是慢慢给他解释：我写的标语的意思并非要批判毛泽东思想，而是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毛泽东思想是用于批判的武器。这里面有个语法运用，我是语文老师，当然知道。黄公安似乎听进去了，他问我：你要批判什么？我摇摇头：并非我要批判什么，而是我们，我们批判一切有害于无产阶级大众利益的思想和行为。黄公安旁边那人看来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黄公安对他摆摆手，说：看到了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敌人。他转向我，接着说：是的，你善于隐藏，你的灵魂……他稍作停顿，意味深长地说：灵魂总是隐藏得很深的。他说：你有一个狡猾而用心险恶的灵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话让我感到玄机无穷，当“灵魂”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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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4）
黄公安这人面目和蔼，令我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可以与他像朋友一样地交谈。谈的是灵魂这种玄妙问题，从学问的层面上讲，自有一种乐趣。但是黄公安转而问了我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很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此番审问。
第二次审讯在派出所的审讯室。这个正式的审讯室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对面墙上刷着八个加粗的黑体字：坦白从宽，抗绝从严。在这里我以崭新的心态再次回答了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因为心情不同，我对这些问题回答得更加慎重。这里非常正式的严肃气氛，使感觉受到了某种尊重，便下决心好好配合他们认真研究我的灵魂。记录员似乎是尤其重要的，他坐在斜对着我的右方——连他的面无表情也与众不同，是一层厚重的苍白刷出来的面无表情。黄公安提问，我回答，然后皆停下来静听记录员沙沙地记录在案。记录员记录完毕，朝黄公安略一点头，黄公安便再次提问。关于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待记录员确定我的两次回答都一样后，将那张纸递到黄公安面前。黄公安一只手捏着那纸，一只手用拇指撑住前额，细细查看。
他看得如此仔细，以至于旁边的干部忍不住伸长脖子，也将脸往纸上凑。但是黄公安突然就看完了，旁边的干部吓了一跳，连忙坐正身体。黄公安问：你的姓名叫赖彦明，对吧？我说：是的。他说：你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是多么重大的日子，而你竟然起了个这样的名字？我小心地表达我的疑惑：我的名字？它有问题吗？他摇摇头：从表面看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看我们的名字。我叫黄爱国，他叫林建军，我们都有意义非凡的名字。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么？我想了想说：名字是我妈起。我妈是贫农，没什么文化。黄公安没有理我，他转头对记录员说：一般情况下，审讯室里只要求犯人在“是”和“否”中选择，我们并没有破坏规矩。但我们现在审讯的是一个狡猾的反革命，一个须从灵魂深处获取罪证的复杂案件，所以要走点弯路。记录员脸色苍白地对他点点头，他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记下黄公安所说的话。后来他想出了主意，拿出另外一张纸记录了。黄公安再次俯向我，亲切地说：说贫农没有文化，这认识是错误的。哦，是的，我急出一身小汗，连忙说：我认罪。黄公安没理会我的惶恐，他说：就算你妈没有文化，但是你，你是个被伟大祖国培养起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那么……他停了停，加重语气，似乎在提醒记录员注意：你为什么不改名？
记录员的钢笔飞快地摇动，他很兴奋，写完后瞪大眼睛望着我。我正要说话，他忍不住叫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理所当然就叫这个名字。问题就在这里，黄公安说，按照你的履历，你似乎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你根正苗红，被伟大祖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民教师。你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竟然无动于衷，竟拿你说的理所当然不作丝毫改变？他竖起一个指头，指向我：你那理所当然的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如果我没听错的活，他加了个“到底”来强调那个“理所当然”。我觉得惊奇，因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来强调“理所当然”。我惊奇着，因而露出傻样。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而他们亦目不转睛地将我望着，等我的回答。我觉得记录员都紧张得快要出汗了。但是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只能默默无言地傻看着他们，或者拿眼四处瞅瞅。
玄机无穷的审讯一结束，我就觉得无聊，像站在个没底的地方一样。我躺下，通过门上的栅栏看外面被分成一条条的阳光和其他东西。阳光在栅栏里很亮，亮得只看见阳光而看不见其他。发现这一点，我就盯着阳光使劲地想，想了很久发现它们还在那里，影影绰绰的：院子、院子对面一楼和二楼四道黑而静的门，还有一辆很少见的吉普车。
杀李哥 2（5）
我猜想我很快就要坐那辆吉普车了，它在九道沟的河沟一定会跑得很棒。那时候没有公路，所以只有这种吉普车能够沿着河沟开到九道沟来。我望着吉普车想了好一阵，又看出视线里还有一个人的影子勾着头打瞌睡。那是成都来的女知青。看起来女知青很喜欢世界上有反革命，那样她就不寂寞了。那样她纯洁的青春就不寂寞了。
我记得我每次醒来之前都伴随着粗暴而剧烈的声响，好像我的睡眠是由一道生锈的铁门锁着需要暴力才能打开一样。正因如此，我每次醒来都因受到震撼而晕眩。这次我看见小马站在面前，边拿出饭盒边说：他们抄家了。乘女知青看着别处，她很快地说：他们要我交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吃了一惊：这关灵魂什么事？小马愣了愣，后来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他们什么都没说，他们还用得着说吗？接着，她很快说：我成分不好。害了你！我说：哦，哦，没的事。她继续说：我成分不好，我害了你。她低声哭泣起来。我烦躁地说：我的灵魂和结婚没关系，和你的成分也没关系！小马感到迷惑不解，止住了哭，想了想我的话，以为我不爱她了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又想起点什么来：哦，你是想保护我才这样说，你还是爱我的。
正如结婚和灵魂没什么关系一样，我的灵魂同样与小马的成分没有关系。我的灵魂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飞来的横祸，只知道这灵魂是专案组手里的一个罪证，至于是什么样的罪证呢，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急于了解自己的灵魂，我迫切地等待审讯，但他们总让我惊奇。我记得他们问：为什么要混入党组织？我说我渴望进入先进行列。他们说：挺能伪装的。他们问我：混入党组织干了些什么坏事？我说开会写语录写社论标题。他们便大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后来的几天，既没有批斗也没有审判，像被遗忘了一般，这让我很担心。无聊透了的我发现对面二楼上的三道门从未打开过，也许那种黑和静就是永还不能打开的意思。小马准时送饭来，她把狗肉全省给了我吃。吃了狗肉，我很想要她，她走后我又想要成都女知青。后来的几天，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见，而他们也许遗忘了我，也许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观察、揣摸着我，却迟迟不作判决。
后来，他们突然在某个夜晚，将我往吉普车上押。他们先用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光照定我，好像这样我就无处遁形了一样，然后再由一个人拿手铐铐住我的一只手腕。这个人爬上车，在车上拖动手铐拉我上去。我无意反抗，但他们认为恰恰相反，所以那人用了很大的力气扯动手铐。这种手铐一动便紧缩，灵敏而冷酷的机械力量刀一样切入我的腕骨，我疼得全身发僵。同时有人用枪管猛戳我的后腰，我惊跳起来，头重重磕在车厢上。当我终于全身被汗水浸得冰冷冷坐在车厢右侧的凳子上时，身上的狐臭味浓浓地散发出来。这狐臭味使我心灰意冷，什么话都不想说。
拿手铐的人将另一个环扣在车厢顶部的铁棍上，挨着我坐下。再上来的两人坐在对面，膝盖上放着枪，其中一个是那女知青。于是，吉普车就在山村夜里，发出很大的隆隆声奔跑起来了。手铐异乎寻常地敏感，甚至可以说是神经质的，车体的每一阵动荡均化作它环扣的紧缩，我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地流出来。我用另一只手将手铐的链条紧紧挽住，全身绷紧地侧坐着。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只知道每一阵动荡过后，总要痛出一身冷汗，随着冷汗涌出很浓的狐臭。他们为了克服这狐臭，不停地抽烟。走出不久，女知青捂着嘴要求停车。她跳下车，弯着腰呕吐，另两个跟着跳下去，拍她的背，往她的前额上浇水，同时用最恶毒的脏话咒骂我。
我心中充满歉意，可是我很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们故意这样颠三倒四地让我的肉体痛苦、劳累，是为了在我放松戒备时找到我的灵魂。他们认为我的确藏有那个灵魂，那个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与“三二案件”沆瀣一气的灵魂。但是在极度的劳累中散发出这种恶臭，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我的确想对那个成都女知青说声对不起，她真的很纯洁，很爱干净。但是我的确太累了，我的歉意模糊不定地和散了架似的处在混乱状态的身体纠缠不清，以至于我怀疑自己就算开口道歉说不定也只散发一股狐臭。人在突然的紧张之后会散发出浓烈体味，而在要死之前会胡乱地打屁。我不知道他们捂着鼻子朝我扑来，究竟能从我身上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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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3（1）
看来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词组就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因为它是特定的，所有人都可以不用负责——我妈的成分不好，而我爸作为很有希望的年轻教师违背潮流娶她为妻，按理说他们曾有过短暂的浪漫爱情吧？可是因为入狱，一切都毁了，出狱后的不振作又令他慢慢输掉了自尊。是这样吗？
随着天色渐黑，我的视线渐渐模糊在日记簿的棕色封面上。我停止阅读，但不能停止想像。像往常一样，我待在温泉办公室的玻璃门旁边，苦守着桌上的日记本，努力把模糊的记忆还原成清晰的图像。这样的努力要持续很久才有效果。通常我手上无意识地拿着打火机，一旦注意到它，我便把它弄得“当”的一响。这声响在方圆十米内，安静的坐椅、花木之间，显得相当突然。
四周有非常非常多的黑。尽管星星也不少，但更多的是黑。我留在玻璃上的微弱影子渐渐隐入黑暗，慢慢透出极其纯净的黑以及星星。星星的出现不是为了照耀，而是为了显现古老印记。（这是我爸写在日记本上话，看到星星我就想起这句话。）在这种感觉中我发现乡村夜晚是一次不易觉察的下沉。暮色连带大量的云，从高处降落，压下来。我身处的山谷像一艘船一样变得沉甸甸的，并微微摇晃。它深陷下去，那是没有底的。黑暗，寂静，微微摇晃。
随后，我看见记忆中的我爸，像个鬼魂一样在漆黑的院子里反复擦拭着他心爱的摩托车。那么孤独，连我妈都不再向他唠叨了。那是一片记忆，除了我强烈的感情倾注其间，没有人到达那里。那里一片黑暗，但摩托车的油箱、镀镍龙头、排气管，流线型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微弱的金属光泽好像夜里渗流出来的油一样。摩托车擦拭完毕，我爸在摩托车旁边拉一把二胡。二胡的声音丝丝缕缕，也许在摩托车的闪光里滑动，也许在旁边的黑夜里将那些莫名的东西缠绕。
我坐在房门敞开的房间里听着，觉得脸颊上有些发痒。等他从院子里进屋来，一开灯，猛然看见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房中，吃了一惊。
我连忙说：“好听，爸。”
他习惯性地笑笑，在我旁边坐下，认真地用松香擦拭马尾，回松琴弦，弄得二胡咯吱作响。房间的四堵墙壁洁白无瑕，这无瑕的洁白是真实情况还是我的记忆使然？
在那间洁白无瑕的房间里，我爸把二胡挂回到墙上。那二胡的棕黑色形状看起来非常逼真地像一把二胡。
半夜里，挂在墙上的二胡不时响起嗡儿嗡儿的微响，我睡得不甚安稳。次日下午，我爸送我回吉木中学。他的技术还不算熟练，不过，在某些较为平直的路段，他还是痛快地轰着油门挂上了四档。在野猪沟，遇到暴雨。我和我爸扶着摩托车，背风站在路边，被暴雨击打得弓起背部，硬起肌肉。十多分钟后，暴雨停了。刚修的简易公路上土质松软，经暴雨冲刷，很多地方都滑坡了。摩托车走得很困难，我爸将两腿叉在摩托车两侧，时常在将要滑倒时支撑一下。不少路段是我爸一个人歪歪扭扭地骑过去的，而我跟在后面小跑。到了108国道，我和我爸都累出了一身大汗。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在吉木中学第二次参加中考，此番我怀着农村孩子跳龙门的愤怒倾力一搏，感觉相当不错。中考之后，我带着一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林阿姨母女俩衣食住行的笔记本离开吉木中学，回九道沟老家等待发榜消息。为隐秘故，我现在写日记的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事无巨细地记录，详细描绘，绝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好恶，好像在作严格的描写练习一样。为了保险起见，日记中林阿姨的名字全用某某某代替。夜里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阅读。读一小节，闭上眼睛想像一阵，这样我就获得了一种直接将林阿姨带入梦中的能力。
梦，有点像化学实验课上使用的试管，放进去两种以上的物质，引发燃烧、融合，然后变化出东西。我肯定我就这样进化了。除了做梦，我还试着像夏小那样写了一些诗。做法是将日记上面的一些段落，按照诗歌的形式分行，尽我所能加入比喻、排比以及发音特别的词语表达思念之情。有三种东西被我反复写在诗里：一是林阿姨的美丽，二是她与李天寿的关系带给我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