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巅峰的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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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确实发现，在对面邻近的高楼上已经有“红军派”的恐怖分子租住在那儿。莫尼卡·霍尔迈埃尔曾经非常透彻地描述过这个时期以及它给玛丽安娜的三个孩子的心灵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许这种紧张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一些特别歇斯底里的表达：他骂作家贝恩特·恩格尔曼是“老鼠和苍蝇”，因为这位作家总是盯着他，而且老写一些不负责任的书。这种使用糟糕的纳粹语言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特别是使年轻人认为，施特劳斯本身就是个纳粹。很快，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要求“制止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家则是这样一个家庭：他们无比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来的真实的或是可能的威胁。“就像沥青和硫磺。”莫尼卡·霍尔迈埃尔说。每个人都完全支持家庭中其他人，妻子支持丈夫，子女支持父母，家庭就是避风港。因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认为，在家庭外边，整个德国上下，老的价值观已经沦丧。她仔细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变化，这种“堕落”——离婚、堕胎、同居的人数都在增长。以她之见，这都是“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的责任。她和她丈夫的观点一致。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她的孩子们有一天“站到对立的阵营”中去，那么“灾难马上就会降临。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将会崩溃”。
几年后，她的女儿说，如果丈夫、孩子们面临的危险没有改善，原来的价值观仍然被“社会自由主义”政策破坏，如果这一切再继续下去，那么她的母亲当时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基于以上的原因，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总是把很多钱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现金装在手袋里带过去。那里是完全安全的，没有恐怖分子，当然也不会有德国的税务机关。她已经积累了许多关于怎样在税务机关面前藏钱的经验。她死后很多年，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个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妇玛丽达·哈尔夫特去当地教会经营的二手货商店。玛丽达·哈尔夫特经常在这儿淘到一些价廉物美的东西，并且也注意给她收集旧手稿的丈夫找些东西。这次，这个家庭主妇在角落里许多书的下面发现了一堆文件夹，上面“基社盟”、“财务主管”、“FJ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姓名开头字母的缩写）的字样引起了她的兴趣。这11个文件夹被她作为废纸买回，并转卖给了《明镜》周刊，它包括了沃尔夫冈·博洛尔当时对基社盟财务状况记载的原始档案。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从1967年到1971年管理着基社盟的财政。正如一份报纸所写，这份来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档案，泄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从未能证明的有关基社盟的捐款丑闻。《明镜》周刊——当时“民主的突击炮”，用这发犀利的炮弹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经去世的宿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发出了一排齐射。据他们的报道，党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有着一张特别账户的网。他把高达百万的巨款转移到这些户头上并像他的私人财产那样使用，没有税务官员的干扰，也没有党内人士的监督。这些钱被指定用于基社盟主席的“个人政治用途”，它意味着施特劳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使用这些钱。当然，现在没有人能够证明，施特劳斯是否确实拿着这些钱作为私用了，因为早就没法追查。况且即使涉及到税务问题，主席收下这些“捐款”也是为了党的工作。这些账户的一大部分钱都由玛丽安娜为她的丈夫和党进行管理。
沃尔夫冈·博洛尔在施特劳斯周围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选，作为资深的律师，他曾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为工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辩护。几年后，弗里克让他做了弗里克集团独立负责的企业主管。博洛尔是个强有力的企业家，但他又想成为议员。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满足了他的愿望，把基社盟在阿尔高的一块选区划给了这个杜塞尔多夫人。没有哪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财务主管，博洛尔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捐款者又是收款人，作为弗里克集团的老板捐款，再作为基社盟的财务主管收款，而且通常经手的都是上百万的金额。只要基社盟的财务主管博洛尔需要钱，企业家博洛尔就转一些过来。其他很多大工业家也认为给施特劳斯捐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以此为荣。马克斯·格隆迪西曾捐过80万马克，弗里克曾捐过95万马克。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各自的目的，或者表明他们支持这个反对社民党的特定的政治阵营，或者要求共同的决定权，或者还有其他危险的图谋。账户的故事实际上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施特劳斯还在舍恩地区当州议员，只不过数额还很小，这边每个月从埃德卡公司得到600马克，那边从巴伐利亚光学工业公司得到800马克。此外，每个月还有来自“国民经济协会”的5000马克流进“特别账户”。到1961年施特劳斯当选基社盟主席时，账户里大约有65万马克。玛丽安娜，这位专业的国民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主管尝试利用这些钱，通过在巴伐利亚乡村银行或是杜塞尔多夫的波士根／马克斯银行等无数次的转账来为基社盟赚取资本收益。从博洛尔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玛丽安娜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位基社盟的财政部长想对玛丽安娜的决定施加影响，但都以失败告终。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8）
对施特劳斯来说，已经持续了九年的反对党生活一无所获。而此时，在63岁的时候，他终于想要“隐退”，为家庭和朋友们做些奉献——不如回去不受干扰地当个官，和玛利安娜一起应酬，同时享受生活。1978年，他决定回到慕尼黑担任州长的职位，他自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差事”。难道他真的想“做不成‘罗马的老大’，就去做地方的诸侯”？但“罗马”却又一次召唤了他。那是1979年５月23日，举行联邦大会的日子。卡尔·卡尔斯滕斯当选联邦总统，同时还讨论了联盟中总理的人选。科尔这回不想干了，因为尽管他在1976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仍然落选总理，而下萨克森州的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作为下一个候选人又不是那么理想。深夜，施特劳斯和他的亲信们坐在哥德斯堡的豪华餐馆“科洛普夫施图本”里，弗里茨·齐默尔曼突然说：“如果不趁现在，那还等什么时候？”所有人立刻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施特劳斯应该竞选联邦总理一职。他应该为了漫长的政治生命中的伟大目标而站出来奋斗。
在1980年的竞选中，他长时间扮演了他一直以来表演得最好的受害者形象。他自称是“最被东欧所仇恨的人”，说有人煽动反对他的情绪，利用“秘密共产主义分子”以及“伪文学的亚文化”来挑拨，这一切都让他想起当初戈培尔点燃反对犹太人情绪时的情形。直到有一天，施特劳斯忽然领悟到：“人们是不会选克珊德拉的。”人们不会去选一个“永远的受害者”。玛丽安娜也将自己投入了战斗。为了自己的丈夫——竞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科班出身的国民经学家举办了四十多场竞选活动，主题都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问题。她的想法、她的语言、她的动作——她的一切都和她的丈夫惊人地相似。这不意味着她就是丈夫的翻版，只是人们吃惊地看到，两人相似程度是多么的深。就连马克斯·约瑟夫（21岁）、弗朗茨·格奥尔格（19岁）和莫尼卡（18岁）也来为他们的父亲助威。他们表达了施特劳斯是怎样的一个好父亲以及他如何地理解孩子们。一切都无济于事，施特劳斯输掉了竞选。他比赫尔穆特·科尔的票数还要少四个多百分点。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联邦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原因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当他们在汉堡的那所别墅里扯着嗓子对共产主义进行争论时，主人决定：“要阻止这个人成为总理。”大多数公众一直追随者奥格施泰恩来批判他，直到这个决定性的1980年。现在，施特劳斯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就像《世界》报写的那样，作为专制的统治者，作为巴伐利亚的巴洛克亲王，用他“被岳父家族慷慨赠予的文艺复兴式的宫廷做派”。玛丽安娜认为，她的丈夫就是“为了统治”而生，而50岁的她现在已准备好，跳出私人生活，成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第一夫人”——或是“州母”，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有人情味的话。从儿时起，她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苦难的公主。但至少现在，作为州母，她完全改变了。彼得·高魏勒和其他许多人都发觉她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苦难的人们，偶尔还会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同情。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开始认真地关心老年人、患病者和弱者。她不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但她利用她的新角色去施加影响——在具体的每一件事上施加影响，同时也在基社盟的政策和巴伐利亚的立法上。如果施特劳斯在州议会里出人意料地要求对大学里教育时间进行评估，那么人们可以确信，幕后人肯定是他的妻子。 施特劳斯那些年在政治上坚韧顽强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他留下的功绩是什么？这就是他使巴伐利亚从一个农业州向一个高科技园区的不断转变。对他来说，其中还包括在瓦克斯多夫的核再生装置，它曾经引发了持久和极度愤怒的抗议。因为他顽强地坚持瓦克斯多夫项目，核电产业部门自然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实现了将许多单个企业的合并，首先是航空航天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MBB集团，后来它又进入了更大的德国航空航天公司（DASA）。施特劳斯还被选为空中客车企业集团监事会主席。这是一个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差事，他把这些工作不可分割地集于一身。每次他作为州长出访，却会作为空客的监事会主席带着一大堆定单凯旋而归。
政治对施特劳斯总是意味着在一张关系网的中心表演，现在对他来说，政治是一个由政府里的朝臣、不同的朋友圈子玩弄权术、互相包庇所组成的混合体。政治和生意，政治上的朋友和私人的朋友——他没法分开，也从不可能分开。他也是这样渐渐地把巴伐利亚发展成了一片乐土，一个直到他的继任也仍然在其中纠缠不清的关系丛林。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不由自主地喜欢那些从最底层爬上来的、像他那样“自我成功”的人。例如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扬、茨威克以及迈尔茨。弗里德里希·扬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餐馆服务生，但他有一个天才的创意：用维也纳的魅力来包装烤鸡，开了上千家名叫“维也纳森林”的连锁店。他在爱琴海上有一条漂亮的游艇，一架私人飞机，甚至在维也纳歌剧院舞会上有个人的包厢。爱德华·茨威克，他原来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医生，本打算在那儿把他的生命贡献给穷人，直到他发现了泉水的治疗功效。他后来来到菲森，在所有人的耻笑下，开凿泉水，建起了洗浴疗养中心。原来是穷乡僻壤的菲森由此变成了著名的洗浴胜地菲森，而这个热带病医生则变成了洗浴之王。还有约瑟夫·迈尔茨，施特劳斯在舍恩地区就认识他。他继承了一家小牛奶店，此外别无他物。而现在他在非洲的多哥有牛群，在巴伐利亚有屠宰场，销售额达十几亿，完全成为了最重要的肉类生产商，甚至向民主德国供货。他们所有人都向施特劳斯慷慨的生活提供捐助。洗浴之王茨威克显然认为，如果他直接给了施特劳斯和基社盟每月2万马克的钱，他在巴伐利亚就不必再专门交税了。这自然就导致了著名的“茨威克事件”以及相关的格罗尔德·汤德勒的倒台——他个人欠了茨威克的债，于是作为州财政部长，他必须把茨威克亿的欠税一笔勾销。但是施特劳斯也给他的捐助人回报，包庇他们，例如让他的朋友瓦尔特·施罗尔的广告公司时常能够揽到政府的业务。也许出自父亲的爱，施特劳斯还通过“康塔斯”公司，为他的小儿子弗朗茨·格奥尔格创造职业的跳板。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9）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州长自己就持有康塔斯公司15％的股份，每年约有6万马克的分红。而康塔斯公司赚的钱基本来自同巴伐利亚州政府所做的生意——也就是和他自己。施特劳斯的总财产至少有4000万马克，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来自玛丽安娜的遗产。施特劳斯在他当州长时每年收入100万马克，而且不算他29万马克的薪水。其中固定的一项收入包括他从1984年起作为弗里德里希·鲍尔基金会的遗嘱执行人所得到的30万马克。他的继任者马克斯·施特莱博尔后来也同样像施特劳斯那样堂而皇之地收下这笔钱——一年中只用工作一天他们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直到现任州长绍伊布勒在1994年才拒绝了这笔钱。
在镜头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比这个姿态更显示出退出“施特劳斯体系”的坚决了。施特劳斯的朋友、罗森海姆的肉贩子约瑟夫·迈尔茨和他神秘的东德朋友、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昂纳克的亲信沙尔克·格洛特科夫斯基把施特劳斯拉进了一场阴谋的历险。通过施特劳斯，精疲力竭的东德终于在1983年从西德搞到了几十亿的贷款。他发觉，和他在罗森海姆的餐馆里见面的民主德国的谈话伙伴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他的要求。这些“具有占有欲的共产党分子”、他的宿敌此时承诺他，用钱来换取拆除边界上的自动射击装置和雷区。这实在是历史的玩笑，施特劳斯用他自己牵线、由联邦做担保的这笔贷款，延长了贫困的民主德国这个他终生都在与之斗争的国家至少几年的存在。1983年7月，他和妻子玛丽安娜以及儿子马克斯到民主德国旅行。在这里，他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自发地向他高呼万岁。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埃尔富特、魏玛，到处都有人在国安人员的监视下给他塞小纸条求救。在与昂纳克的会谈中，他小心翼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