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三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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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学生各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大气儿都不敢喘，非常严肃。严肃得让那个叫什么“向党”的同学，赶上如此重要的活动场合，竟然没了心思再去沏一壶红糖水，竟然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和女生逗闷子的机会……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始终惦记着我们班主任那“悲壮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时的年龄还要大些，但却没有心境去评判，当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恶演绎的悲壮，还是悲壮演绎的罪恶？
我的六十年代，如烟霭，如虚幻。激昂之中埋着惶恐，热烈之间藏着焦虑。但我总的说来还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断的吐血和我们家不断的动荡中。毕竟我们家还是完整的，毕竟亲人们都还在，较那些被毁灭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绝路的人一定是强多了，譬如：我那“永远的班主任”。
第四章“卧游终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梦续西山
据说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触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兴趣甚至改变你的理念。
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里，我的确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因此我是幸运的。即便这种接触是很平常、很短暂，但对于我内心世界的影响之大，恐怕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会是终我一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开始对一门本已经是毫无血色生机的语言——“满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人有骨子邪劲儿，学什么不见得能“成什么”，但确实是学什么就“像什么”。于是，会干活的就不如会吆喝的，我独辟冷门，一夜之间成了个“能翻译满文的清史爱好者”。于是，就有特热心的人，将我这“邪门歪道”介绍给了胡德平老师。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装，一双蓝色的旅游鞋，一副白色有机玻璃框的眼镜（有一只镜腿儿是断的，用白胶布缠着），一辆“二六”的凤凰牌自行车。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语调缓慢，缓慢得甚至略带点口吃，却是说话深思熟虑。
这就是我初识的胡德平，地点是在香山的山间小路，时间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顺着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后，我就注定与这片燕山山脉的支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不怎么胡德平头一天看见我，就拉着我满山遍野地跑。从这个时候起，我便愉悦的、振奋的有时候是忘我地跟在他的身后，随着他的脚印去踏遍青山，去寻访当年曹雪芹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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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曹雪芹的“足迹”
头一个晚上，胡德平带着我住进了香山樱桃沟顶头，一处僻静而又漂亮的小房子——“石桧书巢”。据说这一带曾是清初大学问家孙承泽的书屋旧址，相临的还有“鹿岩精舍”和“水流云在之居”等胜景。从入夜到黎明，山林之中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可以发出三种以上音节的啼叫声，真是惬意极了。惬意得都让我都找不着睡意。
胡德平也爱山，我认识他之前他已在西山一带转悠了数年，相伴的是当年旗下老屋“抗风轩”的主人舒成勋老先生。那些年舒先生和胡德平一起，两人渴饮山涧水，累歇松荫下，攀则“振策”，归而依仗，竟把这沟沟壑壑都走遍了。不久胡德平著就《曹雪芹在西山》一书，书成于八十年代初，墨绿反白的双色封面，铅字印刷，装帧虽不甚考究，但激扬文字，潇潇洒洒，无人不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我“介入”这宗美事儿的时候，其实已是胡德平西山考察工作的尾声，但我仍有幸陪伴他跑了不少的地方。如他曾带我反复地考察香山深处的“水源头”，那时候这里的山沟里尚能看见少许泉水，上可润喉，下可涤足，浑然是山野村夫的感觉。
而后我们考察“元宝石”，这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坐落在山沟深处，因形似元宝而得名，只是这突兀的石头顶上平白无故地长出棵松树来，受日精月华，这松树的根茎竟将石头撑得齐刷刷裂开一道缝隙，此既当地传说中的“木石奇缘”。记得胡德平曾指点着巨石跟我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有可能是受这“木石奇缘”的启发，他开篇所谈的“大荒山上，青埂峰下”说不定指的就是这里，当地人称此石的裂缝为“情根缝”，应该是“青埂峰”的谐音。
我方才知道香山一带，竟有如此多的历史故事可以供人们去挖掘，并大多与那部千古巨著《红楼梦》有着丝丝的关联。
寻碑
不久，我们就从山上的“石桧书巢”，搬到了山下的小四合院“龙王堂”。住进了龙王堂里，就不能不提起我的另外一位农民学长兼朋友——严宽。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刚好是这位农民秀才名字的引申。想当年，严宽兄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过当地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因此在四季青一带颇有“行侠仗义”的美誉。
严宽较我更早就认识了胡德平老师，是德平最放在心上的朋友之一，这让我从刚认识严宽起，便不免产生了一点“醋意”。但是在某天晚上，听见严宽向胡德平“报菜名”似的说起他搜集整理出来的海淀附近的老旧字号名称，以及他就《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西山一带的风土民情的“影射”所提出己见之时，始知他的学问原来十分了得。
一日德平遣我们俩进山，探访在群山深处有个叫“挂甲塔”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一块康熙年间的“禁碑”。我和严宽天不亮就出发了，背着干粮和饮水，翻过了不知道几座山梁，才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废村子。有位叫李阔亭的老人，带我们找到了那块被当作台阶的旧石碑，我用水壶里的剩水淋在碑面，渐渐露出来一段斑斑驳驳的文字：
“山前龙脉之地，奉旨永禁开煤。若有光棍偷挖，立时解拿，按律治罪。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马司勒石。”
从这通石碑的碑文上，让我突然地想起来，两年前我去黑龙江满族地区考察时，在“穆尔查氏”的满文族谱中见过“西城兵马司”的字样。这些生活在黑龙江的满族人，大都是于乾隆九年的“京旗拨民”，乃当年京西的“护军”出身。以此便廓清了“红学”中“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带无八旗驻防”之说，对曹雪芹的“身世”，多少有些“佐证”价值。
回到了龙王堂，我忙不迭地向胡德平“报功”，并结合东北考察的成果仓促地阐明了自己的“见解”，生怕被他人抢了先。我说：所谓“京旗拨民”，乃京师“生齿日繁”所带来的后果，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生齿日繁”所造成的乾隆年间的“京旗拨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盛世而衰”，曹雪芹一定是耳染目睹过的。因此，一个朝代的兴败，一部“红楼巨著”的形成，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说过我是“学什么像什么”，当年被胡德平点拨出的这么一丁点“火花儿”，或者是我个人对胡德平创建的“曹雪芹研究会”作出的些许“贡献”。
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光这通石碑就先引起了大家十足的兴趣，于是在胡德平的带领下，百十号人马重新进山，靠肩扛手搬愣是把这好几吨重的石碑“请”了出来，立在了“旗下老屋”的旁边。
那天的晚上，大家欢欢喜喜，举杯庆贺，胡德平在众人面前表扬了我。记得胡德平还给我们唱了首歌，唱的是五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英雄的夏伯阳走遍天涯》，唱着唱着，他就模仿指挥，在自己的两肩上使劲地一拍，惹得人们哈哈大笑。
然后严宽起来唱了段京剧，我只记住了那高亢的一嗓子：“八月十五哇——月光——明——！”
接下来我被推上场，借着酒劲儿，我想唱《嘎达梅林》，只唱了半句嗓子就“劈了”，有人叫道：“挂甲塔那边的狼来喽！”我被塞了一脖子的花生皮，嘻嘻哈哈地下场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地地道道的成为“红学”或者是“曹学”的专家了，日后我在这块学术阵地上栽了个“大跟头”，并不无缺憾地为这段生活画了个模模糊糊的句号，皆缘于我一向的自大妄为和爱出幺蛾子。
承认自己“简腹”
学术界向来讲究“百家争鸣”，以至于“曹学会”从创建伊始就不无非议，颇招来些学者的微词。有人还写了一首小诗，讥讽研究曹雪芹的所谓“西山学派”不过是些“简腹”之人。我当时好像不大明白这“简腹”究为何意，可能是指我们这些人的“肚子里没吗儿”，抑或是“傻×”二字的文言表述吧。当然就义愤填膺，伺机反唇，倒是胡德平自始至终保持着冷静和豁达。
时过近二十多年了，我想说句公道话，那时候在胡德平麾下，聚于先前曹雪芹著书立说的黄叶村里的学人们，还真不是“简腹”之流。因观点略微有所不同就“开骂”，其“贬他”未必就能“树己”，真学坛之弊端也，何苦来哉？
当年在这三环套月，远山近水的旗下老屋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您可以听到“曹雪芹”用吴侬软语梦释红楼；“乾隆爷”用京片子调侃“威宣壁垒，志喻金汤”的香山“演武厅”；《废艺斋积稿》的传承者闲来抖一抖“宝二爷”善画的风筝；沿着山间沟壑如果你仔细的话，偶尔可寻得几块暗表“林姑娘”的“黛玉煤石”……归去来兮我们再把这《红楼梦》细细地研读一回，区性个中滋味定是翻然不同。只可惜太多的“红学爱好者”，竟与八十年代中期这丰盛的“文化大餐”失之交臂。
如果人们非要找出个把“简腹之人”的话，那我只好就自告奋勇了，其实在这一哨人马当中，唯我最孤陋、最浅薄。这里有事实为证：
记得在卧佛寺的正北面，延山路径直攀登，有一个叫“马五寨”的去处，我随着胡德平在当地几位村民的带领下，顶着烈日进行“实地考察”，那一回可着实的把我给累惨了。这一带山路崎岖蜿蜒，荆棘丛生，一行人中就我最年轻，也就我最“”，还没到目的地，我先拉了胯，胡德平长我十多岁，却每每是他停下来微笑着等我，方知那些年来他的山可是真没白爬，攀登之路不以年少为先！
到了山顶，趁大家歇息的时候胡德平问我：“你知道‘马五’是何许人也？”我气喘吁吁地说：“马五？我知道！不就是那个披着破皮袄，满世界放羊的主儿嘛。”胡德平就怒嗔道：“你情歌听多啦？那是《五哥放羊》。看来你不光得练爬山，还得回家给我看书去！”
打这儿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该死的、让我在胡老师面前露怯的“马五”，敢情是后汉刘秀帐下的大将军。
夜宿“石桧书巢”之时，我秉承胡德平旨意，认真地看书学习。看着看着，就又出幺蛾子了。那时候我还喜好金石篆刻，没有师承，就投机取巧，我曾听溥杰先生说过，皇族中有位“旧日王孙”，即著名的书画大师溥心 ，在画册页时常钤一枚叫“与木石居”的闲章，这会儿我想起来了，就产生了“创作冲动”，就以刀做笔，即刻制得阴文闲章一枚。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看门道。在篆刻上胡德平是“外行”，心想我糊弄糊弄他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刻好的章子拿给他看。胡德平看罢还真挺高兴，说你这篆字刻的好坏我说不好，但这意境确实是不错，和我们现在的“居住环境”有些相像。我心说了：此乃溥儒之学术心得，能错得了吗？于是有点沾沾自喜。
接着胡德平问我，你篆刻的这枚章子是“典出何处”？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天天跟一位“考官”住一起，这不是找残废呢吗？我支吾着不敢再瞎说了。胡德平就解释道：此意境应该典出《孟子。尽心上》，讲的是上古时期舜居于深山，与木石而居，与山中鹿兽为游的经历。讲完了他就看着我，我却不敢抬头，因为他镜片后边的目光忒厉害了，也属于“照妖镜”一类的眼睛。
在一改大体力的翻山越岭为休闲性的看书学习的日子里，胡德平每晚都要整理材料，撰写文章。我则在一旁拿出我的“看家本领”，用满文粗翻些诸如碑文一类的零七八碎儿。实在翻不出来了，就在小院子里溜达，溜达出俩屁之后就又回屋里继续的苦思冥想。
忽然地想“明白”了就拍案叫绝，以为有了“重大的历史发现”。胡德平耐着性子提醒我，做学问可别这么一惊一乍的，什么时候学会了安静，你就“有长进”了，我便一吐舌头从他的手里接过一支香烟，得！自此我养成了大半辈子都难改的坏毛病——专爱抽“蹭烟儿”。
有一回我跟着胡德平骑着自行车往香山奔，走在半道儿上不知道他想起什么来了，突然地问道：“白明，你告诉我满文的‘六’该怎么说？”
我心的话儿：英文的“六”我还没说利索呢，就甭提满文啦！可我号称是学满文的出身，不能在“上师”跟前栽面儿，就顺嘴说了一句：“ˇ々～·ˉ。”（只当是“天书”，没人能听得懂）
胡德平立刻捏住闸，跳下车来指着鼻子训我道：“你这小子，瞪眼儿说瞎话！你想糊弄我是不是？告诉你吧，别的满文我自然是不懂，但是唯有这一句我知道。满文的‘六’应该叫‘宁古’，你忘了有本书叫《宁古塔记略》，那‘宁古塔’就是指‘六塔’。哈哈！原来你在滥竽充数……”说完话他骑上车就走，理都不理我。
我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完啦！在我崇拜的老师眼里，我的确是滥竽、滥笙、烂西红柿或者是烂土豆儿什么的。怎么就这么“寸”，那满文的“六”会让他知道了。这和我爸当年在战场上“甩枪”如出一辙，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
那几天胡德平对我是不理不睬，就让我羞愧到家了。于是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回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