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钱好好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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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的电影《世界大战》，虽然有他的爱将靓汤哥出演，似乎也不能改变不叫好的命运，据说和《人工智能》一样，国际反应平平。我不太喜欢《世界大战》，因为我觉得场面过于恶心，而且因为地球的细菌替人们杀死了外星来客，主人公一家在浩劫之后重聚首的场景，使之前所有的大战显得有些儿戏。但是我极喜欢《人工智能》，喜欢那个一心想变成人的小机器人，他是那么忧伤那么无助，而在人类灭绝之后他终于和母亲的DNA克隆产品圆了梦。在我看来机器人的小小心愿比八角鱼似的外星太空船更震撼。
但是，也许的确像史蒂芬？金说的那样，这一切，不管是《世界大战》，还是《人工智能》，甚至是我只看了一个开头的《地心历险记》，都是负面的乌托邦。结局看似美好，但前提实际灰暗，人类终将自己毁灭自己，所作的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给自己制造一个不堪一击的庇护所。
小时候写作文，兴高采烈地说，到了21世纪中国就实现了现代化，飞行船载着我们漫游太空，机器人在家里殷勤地服务，老师在远程给我们上课。2006年的春天，我在城郊的墙上看到“家家有电话，才叫现代化”标语，晚上回家看不完一出在地心寻找新居住地点的电影，Negative Utopias（负面乌托邦），似乎慢慢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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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时代
苏姗？桑塔格1977年写成了巨著《论摄影》，之后在全球催生了大批艺术摄影爱好者，1995年，以生产传统相机和拥有强大胶片生产能力的柯达（Kodak）公司向市场发布了其研制成熟的民用消费型数码相机DC40，从此催生了更大批草根派的摄影爱好者。
尽管根据全球最大的电子相册网站Flickr开出的一张数码摄影爱好者的相机流行趋势表中，尼康占了四席；佳能占其五；索尼仅占其一，而老祖宗柯达则名落孙山，但是谁在乎呢？在长城脚下故宫墙边的一片咔嚓声中，没有人在意原来数字影像的起源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宇航员被派往月球之前，宇航局必须对月球表面进行勘测，然而工程师们发现，由探测器传送回来的模拟信号被夹杂在宇宙其他的射线之中显得十分微弱，地面上的接收器无法将信号转变成清晰的图像。于是工程师们不得不另想办法，这一想，就有了数码相机。
有人写文章嘲笑像我这样的数码相机一代说，这是一批没有接触过135胶卷相机的人。我很迷茫地问，什么是135胶卷相机？是的，在这个快速数字化的年代里，我们拥有很多只iPod，而对于黑胶唱片的印象也许只停留在12岁时学校广播室那台老式的播放机上——在我们毕业之前，这种播放机也已经被淘汰，换成了卡带式录音机。对于相机的印象，就只有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过的傻瓜相机，一按快门，咔嚓一声，不用对焦不用测光，自动过卷，明媚的笑脸永远被保留在天安门广场前的花海中，只有岁月能让它慢慢泛黄。
我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第一次接触到了数码相机，那感觉，就像刘姥姥见了鸽子蛋一样，忍不住赞一声：“你们的鸡长得小巧，生的蛋咋也这么俊呢。”报社的摄影记者特意将组版机的电脑屏幕调出报社的主页，所有的人排队在巨大的logo旁边照了一张相片，很快，在邮箱里就收到了自己的第一张数码照片。激动之情难免溢于言表，于是将照片发送给遍布祖国各地的同学，尽管邮件中只有一句平常的问候语，我还是很快收获了迥然不同于往日的赞美和羡慕。
从此，我也成为数码相机的拥护者之一，尽管第一我不懂艺术，第二我不懂器材，唯一懂的一件事，就是像素越高定然越好。所以随着数码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家的数码相机越来越多——用一位疑似行家的话说，清一色的卡片机，一看就是一不懂行的。我说，上次就是你，说我200万像素的照片是手机拍的，才导致我走上这条追求像素的不归路。疑似专家说，艺术或者器材，总得懂一样才行，器材太花钱，而且在你懂得艺术之前，瞎买器材也是浪费钱，还不如看上几年《国家地理》，当速成班——注意，不是中国《国家地理》，而是美国《国家地理》，“当然，美国的《国家地理》图片很少能登上摄影顶级殿堂的，但它依然是一本很好的摄影入门杂志。而且要看80年代以后的，之前的图片颜色有些偏浅。”他说。
听完这话，我越发懵懂。不过我发现，从前就有人嘲笑中国人到了旅游景点喜欢照相留念，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向街坊邻居炫耀心得。如今旅游成了新时尚，除了写游记的习惯之外，更增添了在博客上贴风景照的爱好，只不过，现在强调的是，自己是站在相机背后按快门的那一个，而不是站在相机面前摆pose的那一个，仿佛这一点区别，就划出了一道艺术与非艺术的鸿沟。虽然从照片的效果来看，他们显然也没有看过多少80年代以后的美国《国家地理》。
在十个博客有九个贴旅游照片的时代，我仍然咬牙宣布我就是喜欢数码相机，因为它节约——尽管有人提醒我，我花在更新数码相机上的钱换成胶卷也许够用一辈子了，更因为它可以PS，这项技术，让我在18岁以后第一次重新看到自己肤如凝脂的面容。这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福利，我坚信这一点。直到某天，我去杭州参加一项IT“盛会”，在面对世界顶级IT巨头心情激荡的时刻，身旁的一位信誉级别很高的网商大叔突然拉住我问，数码相机的快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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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男人不爱手机（1）
第一次听说手机，是在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和高中同学吃饭。饭桌上，大家各自谈论学校和功课，相互逼问有无拍拖，正在热闹间，没考上大学的那一个施施然走进来，手里拿着一部砖头大哥大，席上顿时鸦雀无声，事后我们回忆说，是那拔出来半米长的天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不过，当时萦绕在心头的一句话是，这小子发达了，我们用来上大学的一年的时间，他连手机都有了！说实话，这个事实直到现在依然能够对我脆弱的心灵造成打击，并在一定程度让我怀疑读书究竟有没有用。不过，在当时，除了羡慕之外，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一部手机。是的，手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绝对是一件稀罕物，尽管那时候的手机体积巨大、重量超乎想象、除了通话之外没听说有其他任何功能，而且价格很贵。还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根本不需要一部手机——我可不希望我在洗手间的时候都能被人找到，有传呼机就足够啦。
手机的普及和手机价格的降低，应该是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的。2000年左右，新上市的诺基亚8210，在南方卖到8000多元，还有几个朋友从北京飞去广州买，因为北京根本没有货。太好看了，太小巧了，他们拿到手之后爱不释手，觉得这8000块钱花得值。那年夏天，我工作了，诺基亚8210跌到大概3000块钱，就成了街机，基本人手一部，女孩子还要用一条绳子将手机挂在胸口——当时能够轻巧到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可不算多。8210没什么大毛病，有中文电话本和中文短信——这两点在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废话，但是在当时就算是亮点了——更了不得的是，能换手机外壳的颜色！每个正版的外壳大概要100多块钱，但是公司门口那家手机铺，还提供20块钱一个的山寨壳（抱歉，那时候其实山寨这个词还没有开始流行，但是我实在太爱这个词了，所以就让它穿越了一下），不是很严丝合缝，但是至少能让手机变个色了，所以买的人很多。2001年，诺基亚出了8250，和8210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屏幕的灯光从千人一面的黄绿色变成了蓝色，在电视上狂打广告，竟然又掀起了一股购买热潮。我们这群手握8210的人看着眼热，可是又觉得不值得为了这个就花几千块钱换手机。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过香港找了一个铺头，换手机屏幕里的灯泡，于是大家花了两三百块钱，给8210披上了8250的蓝色马甲。晚上在街上打手机的时候，就有一种自己比别人都时尚几分的骄傲。
再后来，中国的手机市场就进入了加速度的爆发式增长，手机从大老板的显富工具到城市白领的通讯工具再到社会各个阶层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也就三五年的时间。镶价值5元的人工宝石的国产手机和“手机中的战斗机”之类的口号红火了一阵，CDMA手机打了一段时间的健康牌，接着就有了彩屏手机，然后有了能拍照的手机，然后又有了能听MP3的手机，再然后我们开始用手机上网看小说泡论坛了，现在呢？大家等着上3G，就有了能看电视的手机了。每一次有新技术出来的时候，总有人说，哎呀，这有什么用呢？但是更多的人，或者说手机厂商在忽悠更多的人追逐手机的新功能，然后以更快的频率更换手机。
到如今，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了换手机强迫症，一只手机用过了一年，就感觉心痒痒，不管那只手机到手的时候是多么的喜欢，多么的感慨：这就是我生命里最需要的那一个，一年以后一样变成墙上的蚊子血、桌上的白饭粒。是的，这只手机没有任何问题，屏幕依然亮丽，手感依然出众，摄像头仍然是现在市场上没有几部手机能比的，但是，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换了吧。我想，大概是手机厂商无休止的广告轰炸，把人心底里喜新厌旧的坏分子，彻底激活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也有男人不爱手机（2）
所以，我一面鄙视自己，一面崇拜我周围那几个珍稀的不用手机的朋友。一个是学者，学贯中西受人尊敬，他不用手机的原因是嫌烦，当然，他的生活以做学问为主，故纸堆不会给他打电话。另外一个是IT精英，他未结婚自称享受离婚待遇，辛苦创业被行业大佬华某公司拖欠巨款，因为某些不明原因搬离深圳撤去珠海。前阵子我出差去了深圳，他在MSN上听说这个消息，吃过午饭就搭着一条小船乘风破浪来看我。见面就跟我说，俺用手机了。听到这话，我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
这里有个故事，我上一次去深圳，和他约9点在中信广场的星巴克见面。结果在深圳夜晚闷热的晚风中，我痴痴地等到了10点多，他才出现。以前一向鄙视肥皂剧中男女主角互相傻等，不打手机的行为——至于吗，偶像都是不用手机的吗？
事实证明，偶像不仅不用手机，他还没有固定电话，自从他在MSN上下线兴高采烈说出门的那一刻开始，除了等待他主动现身，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办法能够找到他。至于他的迟到，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那就是这位兄弟他没有手表，看时间就是抬头让目光穿越过城市高楼的丛林，看一看雾霭笼罩的钟楼。
他说他用手机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记录他那珍贵的电话号码备用。第二天他坐着小船回了珠海。之后再打他的手机，已经不通了。过了两天，他再度出现在深圳，说他一个人坐在船上，无聊得很，一时手痒，似乎是按了什么PIN密码之类的键，结果出错，于是卡被锁住，只好又换了一个号码。众人愤怒之余，纷纷更改通讯录上的号码，其中有一人更约他第二天修电脑，他诺然应承，然后继续控诉*要求他提供过去15日打过的电话号码以证明被锁的那张卡真的是他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下结论说。我们说，加上我们各人的电话，疑似前妻或者哪位前女友的电话，加上老爹老妈老姐的电话，怎么都能凑够15个。
他反问道：“我丢了手机怎么记得你们的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问啊。”
“我不记得电话号码，怎么打电话问？”
我顿时觉得自己无比愚蠢。
第二日下午，他一直和我一起憧憬发达大计，并阐述了许多他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大计。当天晚上，等我们碰到那个想修电脑的朋友的时候，那人见了兄弟就大叫，你的电话为什么又不通了？
兄弟苦想了一会儿，突然拍脑袋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没事做，去移动大战女职员，把我被锁的那张卡又给开了，看，我还签了很多字呢！”
从此，我们一致认为，让这种IT精英使用手机，的确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我的另一个在北京从事IT行业，准确地说从事软件开发事业的兄弟，从杭州到北京发展已经两年，至今使用杭州的电话号码，所有人找他都是他长途，而他就日复一日地漫游着。如果你想找他又想省钱，所以选择发短信这一方法的话，下一秒钟他就会打回电话来，严厉斥责这种“没有文化的行为”，他说：“不许发短信，一看到短信就烦。”为什么？需要理由吗？一个IT人憎恨短信，真的需要理由吗？
后来我不怀好意地揣测，他之所以憎恨短信，是因为他的手机级别太低，收发短信都不是很利索。是的，我这两个兄弟的手机加起来，据说总额不超过500块钱。
为何人人都在谈iPhone？
2007年6月底和7月初，几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媒体都在谈一款新手机，尽管真正见过这款手机的人没几个，据说苹果公司在短期之内也没打算把这款手机卖到亚洲卖到中国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它的热情，包括股市在内。实际上，在2007年1月，苹果公司宣布它要做手机，并且气势汹汹把自己的名字从苹果电脑改成苹果公司的那一天，苹果的股票就立马飙升，而手机厂商，包括做智能手机的PALM和美国手机巨头摩托罗拉的股票应声跌了一跌。
在中国的报纸上，我们能找到所有手机厂商对苹果手机不屑一顾的报道，三星公司说不做CDMA的手机不是好手机，诺基亚说没有3G的手机也很奇怪，PALM说智能手机不是谁说做就能做的，LG公司说，咦，这款手机看起来很像鄙品牌旗下的PRADA手机哦，涉嫌抄袭，告之。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苹果专卖店门外安营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