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翻译家王汶-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38年7月，位于东北吉林省珲春的中苏边境上，发生张鼓峰事件。张鼓峰，位于原苏联、中国和朝鲜三角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张鼓峰事件的起因，是当时日军想通过张鼓峰进攻原苏联，因而发动偷袭原苏联。后来遭到猛烈反攻，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珲春县，即今天的珲春市，正处于那块是非之地，无辜经历了炮火的恐惧。稍有办法的伪官员们，全以各种借口逃离该县。因此，珲春县县长的职务便成了无法补上的空缺，成了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

　　我父亲得知此消息后，想法活动到珲春县长的职位，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前往珲春赴任。父亲本来是个一心治病救人的医生和院长，忽然当起县长，县太爷，父母官。

　　反正当时我也是呆在家里。因此，我也就有机会到珲春去陪父亲住了一个时期。

　　当时的珲春，有几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茂盛的绿色植被，到处是绿茵茵的树林和青草，空气非常清新。大自然情趣浓厚，风景很好。

　　生长在松树林里的野猪的肉，大该是因为活动量大的关系，全是瘦肉，而且因是吃松籽长大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松籽香味儿。

　　那时，县政府办事处有一位年轻的朝鲜族女职员，温柔又秀丽，长得真叫漂亮，我对她印象很好，我们交上了朋友，至今有时我还会想起她的模样儿。

　　那时，珲春的居民，大多是朝鲜族人，与汉民同样过着亡国奴的苦日子。

　　父亲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和医院院长，变为善良仁慈的父母官，虽说职务完全不同，但却使我有异曲同工之感。

　　他又开始向我说起，哪家哪家如何如何“可怜”，需要帮助。“可怜！可怜！”这句口头禅，又回到他的嘴里。他经常心疼一些人，心疼得掉泪。有一次，珲春下大雨，许多居民区被水淹泡，父亲穿着胶鞋，淌水到一家家去慰问，解决实际困难。

　　伪满洲国大大小小的官员，无一例外，全是傀儡官儿，必须绝对服从日本下级的指挥。为了卫护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父亲不得不经常与比他权力大得多的日本股长争吵。

　　终于有一天，父亲被他手下蛮不讲理的日本股长气得倒地中风。

　　母亲带人到珲春去，将他抬回哈尔滨。有些老百姓自发地夹道流着泪送别爱护他们的老县长。

　　从此父亲瘫痪在床。几次三番，当我们喂他水喝的时候，他拚命咬住杯口，想咬下一块吞进肚里，因为他不愿拖累家人，试图自尽。一次又一次，我跪在他身旁，苦苦地哀求他为了我们活下去，我们不能没有他呀！

　　我家陷入更无耐的困境。

　　当时的情况：我母亲白天上班，下班后服侍病父。我大哥始终音信皆无。有小儿麻癖后遗症的三哥，被日本人抓去，送到远郊区去当劳工挖战壕。姐姐早已嫁到南方，住在上海。我知道，我责无旁贷地必须肩负起全部责任。白天，除了看护父亲，照顾他洗脸、洗手、喝水、吃饭、大小便等等外，我得洗衣做饭、劈柴生火、喂鸡、种菜……无论多么苦，多么累，我也必须咬牙挺住，我必须千方百计地帮母亲撑起这个家。

　　就在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责任感”。我懂得了，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多为亲人着想。在当时的各方面条件下，没有什么更好的医疗办法治疗父亲的病，医生朋友只能隔一个时期来给他放一次血，再就是控制他的营养。每天只给他吃高粱米粥。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段生活我心如刀割。

　　当时在伪满洲国，中国人的主食，实际上也都是高粱米和玉米茬子，当时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的，只有日本人才可以吃大米、白糖等所谓比较高级的、正规的食品。如果谁家发现了一粒大米，马上全家就会遭殃，被当作经济犯给抓起来，像犯了经济罪。可是我呢？当时却还能吃到一点营养，这可全靠我的母亲的自力更生，她在什么危机的时候都能想办法来解决困难。

　　当时我父亲病了以后，我们家的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后来我们家整个菜园子都荒芜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但果树上不再结又大又甜的果子了，而且树枝完全被虫子的网子给罩住了，都被害虫给吃了，没人管理了，菜园子也荒芜不种了，后来我们的小动物园也完全变了，所有的观赏动物全都没有了。

　　在我们家的房子的一端，有一个好像是现在人们说的太阳房吧，房子的三面都是玻璃窗，中间是一个花厅，夏天养花。我们常在那里吃饭。可是我父亲生病以后，我母亲为了给家里增加点营养，就在花厅养了80多只大白鸡，那个花厅就变成养鸡场了，当时喂鸡和收拾鸡舍都是我的事情。当时我记得一支凶恶的大公鸡跳起来，在我的右边的眼皮上咬了一口，如果仔细看那个疤痕到现在还有呢。我母亲养鸡做什么呢，除了拿着鸡蛋吃以外，还拿着鸡蛋到种玉米的农民那里去倒换新鲜的玉米，也去到养牛户的俄国人家换黄油，或换牛奶。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地。

　　可是那时连人吃的粮食都没有，我母亲拿什么喂鸡呢？我母亲总是有办法，每隔一个时期她就要到农村去一次，向农民收买草籽，拿那个草籽来喂鸡，所以隔三差五的我母亲就给我烧雏鸡吃，都是半大公鸡，大部分的公鸡都被吃了。母鸡留着下蛋。

　　我又说远了。现在回来接着说生病后的我父亲。一般说来，有许多患重病的老人，往往喜欢对家里人乱发脾气，但我父亲是例外。他特别不自私。我记得，不管他在多么难受时，也不忍心给家里人添麻烦，甚至要大小便时，都不忍心叫我。总是笑咪咪地望着我。唉！可怜我父亲，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幸生不逢时，一生坎坷！想到这里，我不禁心又要碎了！

　　我姐姐也同样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为了给家里寄钱，帮助家里度过难关，运动员出身的姐姐王渊（Jane　Wang　Holm）在上海给电影明星李丽华当配角，演电影，在舞台上表演草裙舞，直到她由于疲劳过度和节食减肥，患上营养性肝炎，大病一场。

　　怎么办？在经济方面，我能有什么办法帮助家里呢？

　　我向母亲提出，我想出去工作。母亲伤心地说：“你会干什么？你想去给哪个大官儿穿、脱大衣，还是给哪个局长倒茶啊？”

　　我哑口无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三章　躲不过去的婚姻
世上的有些事，确实无法预料。

　　我的父母亲在二十世纪初，曾经超时代地自由恋爱结婚。照理说　，一切一切都是应该不断前进的，却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女儿，反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到十七岁就不得不订婚，走了回头路，尝尽了比他们落后几十年的痛苦的婚姻滋味儿。但这能怪谁呢，我的婚姻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亡国奴身份的压迫下被迫成就的。如果当时国家不是那样的悲惨状况，怎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呢。当时，在东北，女孩子们十几岁就都有了婆家。

　　从我十一、二岁起，就不断有人找我父母为我提亲。大多是伪满洲国的大官儿们。都是什么什么长家里的“公子”。记得，有伪道尹，还有开当铺的大老板。反正全是我家得罪不起的人家。

　　我父亲的原则是：一，不可把我嫁到大汉奸家；二，不可把我嫁到奸商家。父母只好对外谎称，我早已与我南方的表哥订婚，而且在我十三岁那年初夏，真把我送到苏州的远房姨母家去暂住，准备秋天考入景海女中读书。

　　姨母能烧一手好菜。按照南方的习俗，尽管家里有好几个佣人，姨母仍旧亲自下厨。回想起姨母拿手的几道家常菜，如油豆腐塞肉、东坡肉、红烧仔鸡，真要不由自主地馋涎欲滴，因为我怎么也做不出那么好吃的味儿。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所用的原料就不同吧！那个猪肉跟现在的猪肉不一样。

　　虽然饭那样好吃，但是，我仅在姨母家住了不到半个月，就渐渐感觉出空气的沉闷。姨母是个性格十分软弱的人，常常在我和我姐姐面前哭诉，姨父怎样欺负她，虐待她。我们听了这些话，虽然同情，但又怎样来帮助她呢？

　　还有使我更难以忍受的事！

　　我表哥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少爷，暴躁而霸道。有好几次，我看见表哥为一点小事，手持木棍，追在买来的丫头荷香后面打。荷香年纪与我差不多大，又黄又瘦，一付营养不良的样子。我看到那情景，气得肺都要炸了！但我是住在别人家里，我没法管。我对表哥产生了难以言表的憎恶感。到我现在还能记得他的模样。他们家有三个丫头。

　　我实在无法再在苏州住下去。于是，快开学时，我还是以水土不服为由，回到哈尔滨。

　　我又回到俄国学校继续读了两年，直到父亲失业后，我无力教学费而退学。

　　父亲卧床不起，我辍学在家服侍病父的期间，我的婚姻问题不但仍旧纠缠着我家，而且越来越糟糕。

　　自从父亲从珲春回到哈尔滨后，不知为什么，有个姓比佐的日本年轻小伙子经常到我们家来。后来，索性住到我们家客厅里了，住了有一年多。此人长得虎腰熊背，膀大腰圆，据说，他精通柔道和剑道，一般，几个人也打不过他一个。

　　他对我们倒很有礼貌，很客气。不过，我母亲悄悄地告诉我，此人是日本当局特地派来监视我们的，以后说话要格外小心。

　　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一位日本老太太突然手提礼物，来拜访我母亲，说她儿子比佐爱上了我，非要娶我不可。我当时害怕极了，他二三十岁，而我才十五六岁。

　　这下子可把我们一家吓坏了！母亲只好又谎称，我早已与别人订婚，借此婉言谢绝。记得比佐的妈妈还拿着礼物来了，当时侵略中国的很多日本人都带来了家属。她们表面还算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母亲有那么多日本同学的关系吧。不过我们还是时时刻刻都感觉着危险。

　　这回，不立刻给我找婆家不行了。原则还是那样：一，不能嫁到大汉奸家；二，不能嫁到大奸商家。

　　这时，恰好我孩子的爷爷和大姑在教会看见我后，看上了我，前者想让我成为他的大儿媳，后者希望我嫁给她弟弟S，因此他们二人总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母，照顾我家。S　的父亲是汇丰银行行长，不是大汉奸，也不是奸商，而且喜爱读书，写的一手好字，很有学问。S的姐姐是我姐姐的老同学，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人非常好。（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跟生活在日本的她关系挺好的，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理所当然地，他们家就成了我家为我选婆家的最佳人选。

　　我和S，爱好还是挺一致的，都喜欢文学、艺术、音乐，就是性格不同，整个价值观、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等许多事情也都完全不同。这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生活背景有关。我当时之所以结婚完全由于当时生活状态所迫，可是没想到，S和她的姐姐完全不一样。他有才华却不去发展，有点桀骜不逊，玩世不恭。而我则是非常认真的人，和他大相反，甚至格格不入，但即使这样我也一定得坚持下去，我要躲避日本人，我要挽救行将衰败的家庭。

　　当时，S　和我一样，也是十七岁，尚未成年。他是他家最受宠爱的宝贝长子，长孙；一直在日本读书，日本小学和日本中学毕业后，刚刚进入日本庆应大学预科。

　　放暑假时，S回到哈尔滨。我们见了几次面后，两家就为我们两个尚未成年的小孩订了婚。

　　他父亲问我母亲，要什么彩礼。我母亲回答：

　　“什么金银首饰全不要！唯一的要求，是供小汶继续读书。”

　　对方当然同意。

　　于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实际上，那时我也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对于所谓“爱情”，可以说，那时我还没开窍呐！只知道我必须定婚结婚。这家比别家更合适一些。也可以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其他问题。我一心想的，是如何义不容辞地用弱小的双肩撑起我的家，如何使我可怜的父母过得更舒服一些。这样一场由时代造成的婚姻，几十年后自然理所当然的以离异告终。这其实谁也不能怪，怪就只能怪当时的社会和时代。

　　不管怎么样，我订婚后，我家的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他家热情地帮助我家，还不仅因为亲家关系，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我订婚后，过了不久，他父亲与其他许多当时住在“伪满洲国”的中国人一样，突然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日本宪兵逮进牢去，关了起来。全靠我母亲出面为他奔走，找日本同学帮他求情、花钱疏通等等，才将他救出。

　　他父亲与大姐本来就和我母亲情投意合，经过这次涉及生命的大事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变得更深了。而在经济与生活上帮助我家，好像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第十四章　难忘的日本学校
我定婚后，考入哈尔滨俄侨北满学院。那时，工科已不招女生，只有商科招女生，因此，我只好进了商科。老师大多是俄国人，用俄语讲课。既然是商科，当然尽是会计学什么的，反正全是一些我最不感兴趣的功课。

　　我只勉强念了一年，就退学了。跟着Ｓ到日本留学。那是我20岁的那年。

　　孩子的大姑毕业于日本东京自由学园高等科，据说，那是一所颇具特色的好学校，因此，我一到东京，就参加了学校的入学考试，并且顺利被录取了。

　　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我得知这学校确实与众不同，该校的创办人羽仁モト子是日本有名的教育家，创作和出版了大批教育学专著，她自己担任校长一职，她的丈夫羽仁先生则担任副校长，把这所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声在外。当时日本有不少社会名流子弟，包括日本首相子女也在这里上过学。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尾崎菊子的祖父尾崎行雄是孙中山的密友，我在日本上学期间一直就住在尾崎行雄的女儿佐佐木夫人的家里，屋子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