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这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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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线图与时间表（1）
胡适一生好作日记，令人奇怪的是，他第一次出洋读书，在那近一个月的太平洋之旅中，居然无一字记载，真辜负了那漫长旅途的大好时光（当然也有可能是丢了，胡适曾自云：“1910年8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我们并不知道胡适出国伊始的经历和心历，尽管我们很想知道。好在从他追忆友人和给朋友的信中，还可以窥其点滴。
刚到美国，胡适便给国内朋友写信，由此我们知道了他此行东去的“路线图”。8月16日从上海启程，驶向茫茫的太平洋，经过东邻日本时，胡适不止一次地上岸盘桓。在太平洋东岸，最初抵达的是旧金山，时间9月10日。休息两天后，换乘火车向东，大约四天路途，来到芝加哥。又一日，方到美东纽约州的绮色佳（Ithaca），这个小城就是胡适此行的目的地，亦即胡适将要就读的康乃尔大学之所在。
为补胡适记录之不足，不妨抄一下赵元任的回忆录。赵元任和胡适同榜录取，胡考了第55名，而赵却名列“榜眼”。他和胡适“一苇杭之”，同船赴美，后来又同在康乃尔就读，一农学，一数学。以后，胡适投奔哥伦比亚，赵却进了哈佛。回国后，胡适任教北大，赵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再以后，他们又成为终生莫逆。在赵的笔下，他们的行程是：
“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们搭乘横越大陆的火车去到水牛城（Buffalo），然后换车到绮色佳，由一位高年级学生金邦正（后为清华学校校长）来接。以前选送的第一批清华学生，大多数送到高中读书，他们觉得高中课程太过浅显，这是北京政府的错误。这次，我们全部送到大学，有些人甚至被承认具有稍高学分。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乃尔大学，作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名为Suh Hu）和周仁……。”
从西部的旧金山向东横贯美国大地，刚刚上岸的胡适对这块新大陆印象颇佳，他在上封信中写到：“途中极蒙学界欢迎，每至一城，可不费一钱而得周游全市。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慕。”人对异地总会有种新鲜感，因此胡适如此羡慕美国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对日本，日本对胡适来说也是初到的异地，但它没有留给胡适一丁点儿好印象，以至胡适在信中刚刚夸过美国之后，笔锋陡转：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
语多不屑，这就是胡适对日本的最初的态度。
奇怪的是，同样从上海乘船赴美，同样也在日本上岸观光，对日本的观感却截然两样：这是若干年后，同样是清华留美学生萧公权对日本的首次印象，可与胡适形成比对：
船到日本，停泊了一天。我们全数上岸去横滨和东京“观光”。虽然“走马观花”，时间短促，两市街道的整洁固不必说，人民普遍的有礼貌和守秩序，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坐公用电车的人都自然地、自动地，按到来的先后在车站上排成一列，电车来了，让车上的乘客下车之后，才鱼贯上车，绝不拥挤先入。这虽然“无关宏旨”，但确是国民军育程度的一种表现）。我此前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大看得起“东洋人”。现在我开始修改我的态度。
胡适赴美是1910年8月16日，小他六岁的萧公权则是1920年8月23日（他们都是赶美国大学的秋季开学），时差不过十年零七天。可是从胡萧两人的文字看，落差好像是几个世纪。一个仿佛还在“化外”，一个却忽地井然有序并高度文明。是他们当中哪一个观感走偏，还是日本十年就飞跃了一个时代？
一 路线图与时间表（2）
“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胡适不服又不解的，这里不妨继续用萧公权的回忆来回答。1920年初到美国的萧公权，就读密苏里大学，当时远东学生，除中国十多人外，尚有日本、印度、菲律宾等若干。在萧眼里，那几个菲律宾的学生热衷于结交美国姑娘，学业无甚出色。印度那位学医，但喜欢放言高论，但，所说往往不着边际。让萧看重的，是日本学生，一共三位，其中一位不但与萧公权同肄哲学，而且在一个宿舍又同住一年。近距离的观察，让萧公权感触良深：
他同其他两个学生（似乎是一个学农，一个学工）都潜心向学，毫不外务，他们朴实的态度给我以良好的印象。民国九年我经过日本时已感觉到我们看轻“东洋小鬼”是一个错误，现在我更觉得日本学生的不可轻视。我曾想，如果日本的青年人大部分都像这几个日本留学生，这个岛国的前途未可限量。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去看，确是可怕。中国的同学笑我时时与日本学生来往，送给我一个“亲日派”的徽号，其实我并不亲日而有点畏日。
回到这时尚不知畏日的胡适。
胡适在美国读书费时七年，这是一个大致的“时间表”：
1910年9月30日，康乃尔大学开学，胡适入其农学院习农。
1912年春，三个学期过后，第四学期开始，胡适因兴趣决定弃农学文，转入康大文学院就读，学习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学等。
1914年6月17日，胡适完成了八个学期的学习，参加康乃尔大学的本科毕业典礼，获学士学位。由于中国学生一般读书用功，不少人三年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胡适也是如此，他本科第四年其实是在该校的研究部读研究生的课程，主修依然是哲学。本科毕业后，胡适没有离开康大，而是在研究部又读了一年，直到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为止。
1915年，因仰慕美国实验主义大宗师杜威，胡适于9月20日离开绮色佳（此时，胡适在康乃尔已经读书生活了五年），次日抵达纽约，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随从杜威读博。
1917年5月22日，经过哥大近两年的学习，再加上康乃尔大学研究部就读的两年，读研四年的胡适考过博士论文的最后考试（亦即论文答辩），完成了自己在美国的全部学业，准备打道回府。
1917年6月18日胡适离开美国，入加拿大境，于21日登“日本皇后”轮，从太平洋向西回国。归时便是来时路，如同当年赴美一样，船过日本时，又经横滨、神户等地，终于7月10日到达上海。
胡适自1910年8月16日离沪，至1917年7月10日返沪，太平洋上一个漫长的来回，差一个月零六天就是七年。
二 走向乐观主义（1）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
胡适的悲观当然是从母国带出去的。在上海新公学之后的阶段，受自身处境和朋友影响，胡适意志消沉，精神颓唐，而且容易感伤。比如，见日出而霜犹未消，胡适便作骚人状：“日淡霜浓可奈何”。无奈何的胡适打起精神，总算考上了庚款，自踏上美国的土地，便融入了一种新文明，这个文明于胡适是陌生的，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的胡适感同身受，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的悲观。不仅对于悲观主义“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而且在个人的精神意志上，胡适逐步变成了一个进取型的乐观主义者。1914年冬，某一日，“此间忽大风，寒不可挡。风卷积雪，扑面如割”。一个俄国人因未带手套，两手受冻，几乎残废。然而，这样一个悲苦日，独身一人滞他乡，胡适长诗明志，却结穴以“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 “何有哉”的胡适此时何曾有一丝当年“可奈何”的无奈气？
胡适自己认为，去国数年，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自己成了个乐观主义者。其所以如此，胡适自云：“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说到这里，胡适绕有意趣地谈到他第一次观看足球比赛的情形：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
狂叫欢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
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我也就开始领悟到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了
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Mr W ）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
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至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
胡适少时好静不好动，以至五岁时便被周围人笑称为“贰壬薄Ｈ缃瘢蹦甑摹胺‘先生”看到白发教授却像五岁的“贰壬蹦茄冈臼保男睦泶ザ遣谎远鞯摹Ｕ馐橇街治拿鞯谋瓤觯胺‘先生”虽然年幼，除了生性，却背负了千年古文明的负担；劳理先生虽然年迈，但他所依傍的那个文明却使他非常年轻。不能说胡适从这时就走向了乐观主义，但这毕竟是向乐观主义捩转的一个契机。身处在美国这种生命力勃发向上的文明形态，胡适的转变并不令人奇怪。1914年春，胡适以《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为题参加康乃尔大学每年一次的“卜朗吟奖赏征文”，该征文由康大某已故教师捐设，面向全校学生，“凡学生作文论卜朗吟之诗文最佳者得之”。这一次，得奖者是胡适，学校给他颁发了五十美元的奖金。因为胡适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奖，不仅“校中人诧为创见，报章至著为评论”。胡适写信向母亲报喜，也给比他大几岁的族叔兼老友胡近仁谈及，信曰：“去国数年他无所得，惟能随事存乐观之念，无绝望之思。今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但一息之尚存终回天之有日。去国以来所得仅此一念持献老友。”然后，又持献老友一首他自己最喜爱的卜朗吟临终诗，诗是胡适早先在日记中用楚骚体翻译的：
吾生惟知猛进兮 未尝却顾而狐疑。
见沉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
知行善或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
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
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受欧美文明的熏陶，胡适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打此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个乐观主义者，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精神意志上，更表现在他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宏观把握上。1940年代后期，有外国记者称胡适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这个乐观，这个对人生和人类历史的乐观就是在美国养成的。1947年的胡适，在北平做过一次广播讲话。那时的政局，已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反转，它对胡适所信奉的英美自由主义已经极为不利。不仅年轻的学生和大批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左转而去，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也对形势抱以悲观。可是，胡适却作了一个明显不合时宜的讲话，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在胡适看来，世界文化的共同趋向，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但胡适似乎料到有些人会嘲笑自己，因为，当时时髦的政治制度已经不是英美的民主政治，而是苏俄的“集体专制”。但胡适坚持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同样，在一年以后的又一个讲演中，针对更加浓厚的失败主义倾向——有人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什么”，有人甚至叫“胡适之准备作俘虏吧”——胡适依然认为，这“集体专制”的三十年在三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历史长流中，“只是一个小反动”，“虽然这两个东西我们无从证明那一个好，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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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走向乐观主义（2）
什么是乐观主义，在胡适看来，希望就是乐观主义。“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此邦有一谐报，自命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W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 这一转语，将生命附之于希望，再引申一步，将人类的发展命运附之于希望。爝火不息，日月出矣，光华在前，这就是乐观主义。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过这样一首台湾校园歌曲，那就是1921年胡适所作的“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然而，同样在“希望”的题目下，又同样是在20年代，鲁迅于希望的困顿后，却唱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是在“希望”的题目下写出的“绝望”诗章。两个“希望”对比，我们并非无端地说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绝望主义者（这同时可参见他对许广平说的“绝望的抗战”）。胡适呢，他的乐观一以贯之，即以上述而论，虽处危变之局，但他本身就是历史暗夜中的希望之爝。在自由主义凋零的深秋却预言它明年春天“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