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事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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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四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九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没有障碍。
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
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
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偏偏在此时，上海中远状告《球报》的官司胜诉。
现在回忆七八年前那一系列戏剧性情节时，我都怀疑当年的足协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使出浑身解数来扑灭杭州燃起的扫黑大火；另一个战场是，他们怂恿或唆使上海中远状告《球报》，以达到敲山震虎、围魏救赵的目的。
事实上，中远状告媒体的胜利，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
闻听这个消息后，几名不时被媒体点名，或已进入宋卫平涉黑名单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
大意是：这是法制社会，如果你们再不负责任地说话、报道，你们将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被告上法庭。
人们疲惫了，麻木了，悲观了，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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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捏造的忏悔信？
只是，在任何一件引起公众瞩目的社会事件中，如果某些足球管理部门不想视民意为粪土，最终都会找出一两只替罪羊宰杀，以达到息事宁人、天下太平的目的，从而也完成对法制社会最蹩脚的注解。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打假扫黑迎来了转机。
在2002年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四十一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2002年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002年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被视为最高检察院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过去那些传闻都没有法律意义，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放在陈培德办公室里的那四万元钱和一封忏悔信。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这封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地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行为，深深地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我现在写的这份材料，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一、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二、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地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他就是国际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九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三十七万元。2003年1月29日下午，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十年。
同时，足协也作出了惩罚规定，对六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六人从事足球活动。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四十四岁。
仅入狱17个月的龚建平走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幅挽联，上联：人垂泪天降雨旷世奇案皆知晓，下联：卧花丛弃俗世众友相送早成仙，横批：天人共悲。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说当初龚建平案“旷世奇冤”只是他亲朋们主观判定的话，现在，那幅挽联流露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接受。
自发给他送行的球迷有五六百人，人们为他送上鲜花，洒下泪水。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对龚建平这个“黑哨”的情感不能用恨来表达了，人们开始宽容他的罪行、理解他的情感，甚至钦佩他当年敢于站出来的勇气……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足坛亦然！
在2004年7月13日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龚建平当年的辩护律师王冰还在沉默。可随后，他以一个律师的责任意识，不想再三缄其口了。面对记者，他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秘密——龚建平那封忏悔信是假的！
王冰说：“所谓的忏悔信是不存在的！我第一次会见龚建平时他就对我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忏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伪造出来的。龚建平已经招供了，关于赃款等情况都没有隐瞒，所以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我相信他这句话。”
那么，是谁捏造了这封忏悔信？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杭州的宋卫平知道！
第十一章？“渝沈之战”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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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演员合作（1）
在做足球记者的生涯里，经历过无数次采访，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那就是两次被人在体育场里扯起巨幅标语辱骂：第一次是1998年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另一次是2005年在深圳的中超赛场上。
当时，沈阳海狮队的那场甲A赛事正准备开球，忽然南看台扯出一幅二三十米长的标语，上写：铲除“文字汉奸”郝××……敏感的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对着标语一阵猛拍时，值勤警察也行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是侮辱人格的标语，及时喝令看台上的人把它收了起来。
从这幅标语，足可看出我当年和沈阳海狮俱乐部的紧张关系。
沈阳海狮俱乐部老总章健是个生意人，在北京开过一家很有名的广告公司，公司因为代理当年金杯的广告而生意兴隆。记得1995年初我采访当时金杯的高管苏强时，他隐约透露要搞一支足球队。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他们正和沈阳市体育局密切接触，要接手沈阳足球队。
苏强那时很年轻，但他已是金融投资领域里的奇才。我记得那时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而衬衣袖口处绣着“苏强”二字。这一细节足见他的生活品质，而这种生活品质又来自于他拼搏出来的社会地位。
章健和苏强是朋友，所以苏强要请章健经营沈阳足球的消息，我第一个在辽沈媒体披露出来。
记得章健在沈阳海狮俱乐部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以他良好的口才和思辨能力，给辽沈媒体留下了良好印象。但在接下来他做海狮俱乐部总经理时，他的自负、刚愎自用以及偏执都暴露了出来。在他眼里，媒体不能说他的球队任何一个“不”字；可在媒体看来，沈阳队不是他的，而是沈阳人民的，客观报道是对球队的最大关爱。
矛盾产生了。我的几篇稿子得罪了他。章健开始行动了。
除了在赛场张贴辱骂我的标语，他还上演了一幕震惊足坛的“驱记事件”。
1999年4月29日，沈阳海狮主场对青岛海牛的比赛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当时，我在办公室里忽然接到王宏的电话。
他说：“出事了！我被章健撵出来了。”
“为什么撵你？”
“他说我们《辽沈晚报》总批评他们球队，他们不欢迎我们采访。”
“你有采访证，你马上进去，警察不会撵你。如果章健再驱逐你，你就和他干，打得越凶越好，哪怕头破血流……”
我的想法是，既然章健如此无理，我们只能把事情闹大。但随后我又一想，如果王宏再闯进去，他没有与章健发生激烈冲突，并能顺利观看比赛的话，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马上给他电话：“你别进去了！马上回报社，我们不采访了！你只有回来，才造成了他驱逐你这一事实的存在。你回来吧，我们商量怎么报道这一事件。”
事情就这样被我鼓捣大了。
第二天，《辽沈晚报》用两个篇幅报道了“驱记”事件。其中，除了王宏描述驱记经过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法律专家解读这一事件，同时，辽宁省体育记协严正抗议书也刊登了出来。
《辽沈晚报》还要求章健为此事道歉。
章健导演的“驱记事件”一下子成了全国热点话题。
炮火中的章健有点儿招架不住了。他不时给沈阳其他媒体打电话，疏通关系，还找到当时的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让他找我们，表示要缓解关系。而我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公开给《辽沈晚报》道歉。
不与演员合作（2）
随后，我们的火力仍然瞄准他猛轰。记得当时我写的一篇文字让章健坐不住了，直接打电话找到了我。
“郝啊，啥时候我们坐下聊聊？你发在新浪上的文章我看了，你怎么那样看我？”
我说：“我应该怎么看你？我的判断没错吧？”
章健说：“许多事情可能是误会，我们以后多沟通就好……哪天出来坐坐……”
我的回答很简单：“坐坐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先给我们报社公开道歉。”
我知道，报纸的报道不能主观，但我给网站写的稿件是可以放开的，我当时的稿件标题是《不与演员合作》。
不与演员合作
演员是什么？女的凭借漂亮的脸蛋先打动导演，男的靠脸上的疤痕玩儿点儿性格，可有的人不论怎样卖弄*或矫揉造作，混一辈子依旧默默无闻。但有人要想在足球圈儿里当一把演员，到处都是身体健壮大脑平滑的踢球的写球的玩球的，成功率要比在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身边高得多，戏也会更有看头儿。
据说海狮老总章健曾经演过电影，他在去年谈论中国足球的天气时，从他走的台步和抑扬顿挫的话语里，多少能看到专业训练的痕迹。章健此前因大闹摘牌会和“驱记事件”有了一定知名度，他抛出著名的“天气说”后名声大噪。而时下，章健的脑子洗得更干净了，他一改自己暴躁的性格，眉开眼笑地与包括辽沈记者在内的所有传媒度起了“蜜月”。
比如，沈京战后，许多媒体开始把章健要状告裁判朱六一的举动视为英雄行为，球迷也为他这种为“正义”而战的行为感动。但还是有球迷骂完朱六一后，回过神儿来忽然觉得这场球好象是假球和官哨的“私生子”。因为这场球有许多地方让人觉得蹊跷——章健面对被判罚两个点球这种罕见的现象，为什么在赛场上竟出奇地平静？内姆（海狮队主教练）为什么在赛后对自己球员的反常表现表示奇怪？海狮队场上球员如果真看重这场比赛，为什么在朱六一判罚第二个点球时表现得很麻木？
带着这些解不开的疑问，我们有理由认为章健在赛后声称，是为了对得起沈阳球迷，他要就朱六一执法向足协上诉——这又是在演戏。这样的戏就像他不久前在北京扬言要取消什么升降组、改革摘牌制一样，都是一种不想留下任何痕迹的炒作。可有些人就喜欢把棒槌当针，章健因为*朱六一成了英雄；他的改革狂想也被看成了勇气和智慧的结晶。章健一下子在联赛初期成了最有新闻价值的人物。这是谁的悲哀？
相信见多识广的章健在骨子里一定很蔑视这些总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家伙们。退一步说，这也不是章健的错啊！经营那么大的俱乐部，没有一点儿超人的智慧怎么能行？笑脸、媚眼儿、台词和面具都是必要的，关键是有些智商低的人偏偏喜欢和演员合作！章健们一有风吹草动，有些人就前呼后拥，狂炒不止。章太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