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记忆-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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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此种事件何其之多，罄竹难书，你感慨历史上的饥馑、蝗虫与灾年，你也唏嘘此妇人之刚烈愚氓可风，自《左传》自《国风》自浩浩皇皇的二十五史，竹帛的，纸页的，横竖排的蝗虫有多少？旱魅有多少？兵爨有多少？冤魂有多少？脚下的土壤埋藏得太厚太深，很多的东西像蝗虫来了又去了，令人一直无法弄得明晓。离开父亲回忆蝗虫的事已经好些日子，而今父亲故去了，我读到《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才悟，蝗虫不是可悲的，可悲的是历史频频出现的蝗虫一样麇集又像蝗虫一样斗狠撕扯肢腹，大嚼其肉的一些民族现象，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其中的谜障了。
父亲说过蝗虫的那一年，鲁西平原上突然多了一些眼睛亮耳朵听不见东西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
无望的正义（1）
一
慰安妇？我说是屈辱的*。越过五十年的屈辱，她们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站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们以日本国为被告。
第一次的原告是：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陈林桃
第二次的原告是：郭喜翠、侯巧莲
这些女人的名字是最普通的中国常见的符号，里面的秀字、喜字、巧字、香字、翠字，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唐朝、宋朝女人都有这些字了，这里埋藏的是父母对女儿明天的祈愿，或者是对心底的质地和女红的追求？中国人对女性最好的评价是“心灵手巧”，这样女儿出嫁后，在婆家能赢得地位和尊重。
而名字里的梅字、桃字、莲字，既是普通日子里自然界的普通的植物，也是女性的专有，这些植物是可观赏的，也是阴性的，她们和男性的那些虎啊、豹啊、龙啊形成了一种可爱的对等，女性是植物，是可依可靠的岁月里的一枝缀满的花朵，是花，枯萎后可以结实的，而男性是动的，动物凶猛，是阳性。但这一切美好的祈愿都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原告刘面换的名字，对于现代的知识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律师来说有点不可思议，面换？按字面的意思，面还能换什么人么？
是的，在山西的一些地方，有这样淳朴的风俗，为了孩子能成人，就做一个和婴儿一样大小的面人，和婴儿一起睡觉，一起喂奶，过一段时间后，用麦草把面人包起来到野外埋掉，那附在婴儿身上的恶魔也就随之埋葬了。
刘面换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这是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素素朴朴，春温秋肃，夏耘冬藏，刘面换的父母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境也算殷实，有田地，还养了很多的羊，但是父母生养了七个孩子，都在幼年夭折。这时刘家又生了个女婴，父母双亲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于是就为这个女婴做了驱除恶鬼的仪式，母亲回到娘家，在七户人家借了七个石臼，然后把七个石臼里放上七家的小麦，然后舂成粉，做了一个和婴儿一样大的孩子，有胳膊有手有眉眼，穿上小孩的衣服。
把面人埋掉的孩子身上没有了恶鬼，孩子就能长大，父母也就给孩子取个名字：面换。
这些来自中国的年已七十的老人，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伤的灵魂到了日本，一些不屈的日本律师，把她们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写成诉状，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森村诚一说“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面对国际*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无疑，这些律师是可尊敬的，他们是想把沉重的受害的事实如实告诉日本的法庭，但他们知道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准确的记录，因为虽然这些受害者打破长期保持沉默的乡村生活，提起了诉讼，但她们讲述自己受害这件事本身，对她们来说仍然是痛苦的，她们又重新唤起的是恶魔般的记忆。
我想到了索萨的演唱，有不识西班牙语为何物的朋友听到那歌声十分震惊，他曾评论：“一个穿民族服装的老太太，挥着一条小手巾。根本不了解唱什么，但那激情的力量、浑厚的嗓音、朴素而高贵的气质震慑了我，我感应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潜力。”那是来自南美的阿根廷的歌手梅塞德斯。索萨演唱的一首歌，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揪住了人们的心：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望的正义（2）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多少鲜血随波流去，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我知道它的含义，
它不会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
剜出深藏的灵魂。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月亮她像一个万古不变的证明，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将把同一个网结的线头连接在一起，
我将平静地离去，我将缓慢地离去，
我将给予你一切，你也会给我一些，
你的那份将使我再得到一点安宁。
当远近再没有旁人。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卫星失去效应，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要讲述各个国度和各种希望，
我要为生命讲述一切，也许我讲述的一切并没有目的。
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也许来自中国农村的老人不知道梅塞德斯。索萨为何人，阿根廷在何方，但“谁说一切都已了结”，无疑是说出了她们内在的最隐秘的东西，那些沉潜的痛苦并没有了结，它们如蛇盘曲在不知哪块肌肤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就会发作。
二
一九九六年春天，大森典子律师从日本来到中国山西一个藏在山的褶皱里的村子同侯巧莲见面，侯巧莲告诉律师，自己十三岁被日本人从家里抓走，关在窑洞里。不到半个月，和窑洞里被关的妇女一样全身都肿了，像农村过年杀猪时候，先把猪吹得圆滚滚的。她们的关节不能伸展，每天连衣服都不能穿，回家的时候连毛驴坐也不能坐，路也走不了，那些女人有的则是背回来的，有的则是用箩筐给抬回来的。
像平常一样，律师接着问：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侯巧莲蓦地大哭起来，浑身抽搐，十指如鸟爪紧紧地团在一起，泪水不可遏止，犹如溃堤的水流，冲决树木水草，汩汩滔滔，站在旁边的张双兵慌神了，急忙抓住侯巧莲的手，将紧攥成拳头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反复揉搓。
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这是精神创伤后遗症（PISD）带来的痛苦经历“闪回”发作了，大森典子律师不知道世间还有PISD病症，但她感觉到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
PISD是以日本阪神大地震和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为契机，才为世人所知的精神后遗症；所谓的“闪回”，其实是指对创伤等严重应激因素的一种异常精神反应。它是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现在的研究表明，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有发生PISD的可能性，而且女性是男性发生的两倍，时间不是使所有的一切都能淡漠以至遗忘，有些东西还在人的某些地带沉睡着，也许这些瞬间的闪回，正是女性遭受性的或身体上的攻击的痛苦的浮现。
当这种痛苦被偶然“惊醒”闪回时，受害者有一种再体验的感觉，那些创伤情境再现，而且再现的内容非常清晰、具体。尤其，生活中与创伤可能产生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引起个体对创伤情境的再体验。并且这种体验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痛苦，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产生一些PISD相关的共病；如：焦虑、恐惧、自责、失望、抱怨等。
再就是人本能的回避反应：出于对再体验的痛苦，个体会主动回避一些可能引发创伤体验的事、物。而且这种回避反应可能无意识化，即表现为“遗忘”。这种回避反应一方面对个体是一种保护机制；但另一方面它会延缓个体PISD相关障碍的复原；再就是高警觉，就是对许多小的细节事件都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侯巧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像孩子大哭，一九九六年七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当对受害者李秀梅进行询问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当律师询问她时，她也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大哭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庭长很吃惊，法庭只好暂时休庭。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望的正义（3）
灾难太深了，她们的记忆深处，是一片布满蒺藜和针刺的荒地，在战后五十年，侯巧莲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们怎能知道那些细节？家里人说她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她最害怕的。这些受害的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虐待自己的孩子，平时温和的母亲会突然像疯子一样，拿着铁棒打自己的孩子，像对待陌生的异类，有时手持菜刀沿着村子四处追赶，有时把自己的孩子的两只脚吊在房梁上殴打，像吊着一只羊或者猪狗——所有的孩子都能栩栩如生地讲述自己的母亲的这些怪异，其中有的孩子也患上了精神创伤后遗症，日军造成的创伤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一代人，殃及到没有经历被占领的孩子们身上。
人们说拥有记忆的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创伤的记忆是可怕的，精神创伤后遗症还有一个症状，是记忆的一部分被深深烙印在脑子里，但其前后的链接或关联被丢失。律师在与受害者会面调查时，经常会遇到受害者对某个场面记忆清晰，叙述得非常具体，至于什么时间、怎样发生的，却没有了清晰的记忆。侯巧莲能讲述她被抓进炮楼，关进窑洞，日军玩弄她，强迫她“跳舞！跳舞！”，在强烈的日光下，机器里传出咚咚的音乐，她被迫跳舞，就像击鼓传花的一个玩物，这个人捅几下，那个人捏两把，五十年后侯巧莲可以讲述得如同烙铁烙印在肉里一样清晰，如同自己养的生灵，傍晚时抛了几把草，喂了几口泔水；但当律师问她这是被抓后第几天的事，以及到场面为止的过程，她却全然不记得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精神创伤、精神创伤后遗症这些词汇，但这种病症如何痛苦地折磨受害者，没有这种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的。当时侯巧莲还是一个孩子，突然被抓进日本人的据点，远离亲人，不分昼夜地被蹂躏侮辱，这滴血心灵的伤痛，岂是一个“PISD”的词汇所能概括？村子里的人把她当成疯子，那是对的，因为她的人格已经完全被毁坏。她的孩子们也因为她的经历，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那空气也有看不见的压抑。随时的，在公众的场合，或者在说书的牛屋，在打井的工地，人们常侮辱孩子：你是日本人的种吧？
我曾多年关注所谓的慰安妇的事情，二○○五年，我曾在《东方卫视》“深度105”看到关于慰安妇“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一连几天，肠胃呕吐，夜不能寐。那是一个深度报道，我用文字稿记录了当时采访的年已耄耋的女人和当地淳朴的村民。也许这不符合文章的规范，但我以为所谓的文章应以大义为重，形式毕竟是形式（后面，我还会引用在日本法庭的证词），如果内容冲决了形式的限制，那不也是一种形式？
当地村民：村里人给她（侯冬娥）起名叫“盖山西”，这个名声就大了，哪里都知道高庄有个“盖山西”，日本人早听到这个消息了，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这个“盖山西”，那清乡队把窖口扒开，叫她出来，不出来就拿刺刀对她，在逼迫之下，她就钻出来，钻出来（清乡队）就把她从窖子里扯出来，就带走了。
李秀梅：四个日本鬼子，拿着枪，上着刺刀，把我拉上来，我叫我妈，前面拉我，后面把我妈推倒，我叫妈妈，他拿个小手巾，把我嘴扎上，拉到村底下，抬了个死毛驴，把我搁到驴上，我这边逃，不能，我这边跑，这里有两个人拿着刺刀，说，杀，还朝我脸上打了好几个巴掌，我往这边跑，这边人也说，杀，吓的我不敢（跑）了。
无望的正义（4）
侯巧莲：赶上我们走，把我家房子烧了，把我家窗户烧了，把炕上的席子烧了，把铺盖也烧了，把那柜子里的东西都烧了，抬上我们走啊。（根据班忠义的初步调查，仅仅在一九四○到一九四三年，被日军强行带进圭村炮楼的中国妇女就有二十多个。当时，这些女孩年龄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当时只有十三岁。）
陈林桃：把我关起来，关进窑洞里，然后他们进来六个日本人，然后又进来一个人，七个日本人糟蹋我的。
侯巧莲：那夜黑里，就把我们三个人叫上，各分各的地方。他（日军）和我在了，黑夜，在了。
班忠义：是他（日军）给你脱的衣服，还是你自己解的衣服？
侯巧莲：他脱的，脱了。那（时候）大娘小了，把大娘欺负的，大娘出的那水（汗），咬的那牙，吓的浑身发抖，难过的，比那生娃子还难过，等我起来拉那灯，我起来穿衣服，还看到这么一团血。
（耿立注：在受侮辱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盖山西‘侯冬娥’，她为了姊妹受的屈辱更深重，所谓的舍身饲虎，佛经里的文字，怕和这相比也是自愧弗如。）
侯巧莲：有一天能来十多个（日本兵），有一天三个，五个，我年龄小，我不能，我在哭，侯冬娥看我可怜，就说，妹妹你不要哭，我替你吧，你不要哭，我抱着她叫姐姐，她就帮我办了那个事了。
陈林桃：在（炮楼）那就全凭她（侯冬娥）照顾我了。第五天，獠牙子又来了，侯冬娥就替我了，獠牙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