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轮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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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药）”、“一月减肥8斤，腰围减少6寸（药）”、“绝对天然物质，不厌食、不腹泻、不乏力，包你成为赵飞燕（药）”。假如真有此药，“楚王”九泉当高歌，厂方早获“诺贝尔医学奖”！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太平盛世可贺，靡靡之音、狂歌劲舞响彻长城内外；文化信马由缰，影星歌星、笑星球星走穴大江南北。有人且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漫天要价，霸道横行。这起因似乎也与言过其实的宣传有关：“歌星”、“大腕”、“著名歌星”、“国际级著名歌星”、“本年度国际国内票房收入最高之著名歌星”、“敢唱、敢露，敢拥抱、敢接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怎得几回闻，有幸听一曲、三月厌肉味之响彻云霄之超级大歌星！”须知，过犹不及。对此类明星，有头脑的人从不买账。
近读流沙河散文《诗界五品制》受益匪浅。先生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那种滥给诗人“戴高帽子”的时弊。他依次归为——国际知名诗人——著名诗人——诗人——诗作者——广大诗歌爱好者。
他说：一品到五品，从高排到低，尊卑井然有序，暗合周公古礼。不过，这五品的名称长短不齐，长到七字，短到两字，不统一。还有，前三品是人，后二品是者，也不统一。建议改称诗公、诗侯、诗伯、诗子、诗男，冠姓于前。例如，艾诗公啦臧诗公啦，邵诗侯啦公诗侯啦舒诗侯啦，流诗伯啦等等。这样正名，叫起顺口，排字省工，填表醒目，且有助于振兴国粹，让洋人看了眼红。
忆“*”，咱们早尝过“四个伟大”、“最最最”等“副词”之苦头。毛泽东同志对“高帽子公司”也颇为反感，并身体力行反对之。近来受命修史，读1986年《胡乔木关于辞书重要人物条目不用颂扬性评介语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更使人耳聪目明。他建议《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其他辞书的重要人物条目释文，各种代表性著作（如《毛泽东文选》、《*文选》）的注释，一律不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有威望、杰出、卓越”一类形容词。他说：“这种写法除可减少争议、减轻中央领导人负担外，还有利于避免已故者、现任者、未来者评价悬殊所引起的不良影响。”*同志批示：“我赞成。”其他常委圈阅同意。
原来，列宁在给英国格拉纳特百科词典所写的《卡尔·*》的著名条目中，就仅有导师简要的传略，并无其他颂扬性语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美方所编华盛顿、罗斯福词条的身份陈述语，也分别为：“美国将军、政治家，首届总统。”“美国第32届总统，曾连任3次，任职13年。”我方所编毛泽东条为“中国最主要的*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看看，何等扼要持重，言简意赅啊！纵比伟人，横比自己，喜戴大红大紫高帽子的歌星影星笑星球星，能不汗颜吗？胡扯神吹产品质量的厂家商家广告家，能不羞赧吗？
媒子情形
“媒子”，其实就是旧时说的“掮客”，重庆地区叫做“羊儿客”的便是。这“媒子”我查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字、词典，均未见收录。而查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862页，却赫然见条——“用来诱骗同类上当的人或动物”是也。
好了，我为时下一种类似媒婆般牵线搭桥而又准保让你在商业行为中上当受骗的角色，规范了一个权威的称谓——媒子。
且让我们举目看去。
“*”结束后的北京某街头。一妇人突然拦住一男子去路，满脸诚恳地说：“大哥，我丈夫要出国，单位用福利费给他内批了两套西服面料，价格比市面便宜得多。我一下买不完，看你人还面善，就让给你一套吧！”说完亮出全部证件、手续，并带这男子到附近一商店购货。原来，这大姐就是店主放出的媒子，为推销其假冒商品而招徕顾客。
改革开放初的广州某夜市。一先生正与一皮鞋摊主讨价还价不休，此时，便有一瘦骨伶仃后生悄然来到这先生身旁，拉一拉衣袖，轻声道：“我刚从那巷子里买了双同样牌子的皮鞋，价格便宜多了。我带你去！”这位乐于助人的后生把你带往小巷深处——虽不是孙二娘所开之黑店，要“吃”你的人肉包子，但让你吃一回“便宜没好货”的后悔药，是大体不会有错的。
某商店一妇人正为购买一件豪华昂贵的貂皮大衣而犹豫不决时，一摩登女郎走上前来，三试两试之后，说出手时就出手，照价开票付款，昂扬而去。购物的同类在这女郎的示范、感动下，也立即付款不迭，而买回来的定是赝品无疑。那摩登女郎所买的“貂皮大衣”呢？自然又退回原处。
旅游景点上的媒子颇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出租车司机、人力车夫或者导游小姐之类，而实际干的却是典型的媒子勾当。外地游客一到车站码头后，不是要住旅馆吗？有的出租车司机或人力车夫自会按你所要求的标准声称保证送你到最满意的地方去，结果往往是花了钱吃大亏，保证挨宰生闷气；你不是要买旅游纪念品吗？有导游小姐又会热情引导你到某“最信得过”商店购物，结果买到的差不多都是“贾（假）宝玉”，为此而打官司的事儿，常见诸报端。
因此，大凡走南闯北之人若对媒子情形见得多了，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京媒子的嘴，广媒子的腿，成都媒子人最鬼，旅游点媒子赛土匪！
以上介绍的，大体算得上“纯媒子”的正宗骗人技法，我们倘若上一回当后就能识别其奸了。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信息传媒的大进步，一种新生媒子或者叫“准媒子”、“亚媒子”至少带有媒子气味的人物，却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上了。他们以现身说法为某类并无实际效果的产品叫阵，靠搔首弄姿帮某些伪劣商品扬名，甚至以“今夜老虎要吃人”之类的惊人之语提醒人们购买某种产品，这类违犯广告法规，骗取消费者腰包的行为，通过现代传播，其危害是在各色“土媒子”之上的。因此，我们的执法部门和广大消费者，对这类“电媒子”、“报媒子”特别是其中的“明星媒子”之类的洋混儿，是应当特别高度警惕和严厉查处的。
当今媒子活跃，究其成因，无非两条。一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给媒子的活动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使他们有大显身手的社会条件；二是媒子靠无需本钱的一点小聪明、小模样或者玩世不恭的小劳动，便可从主人那里分得“一杯羹”。这种以阿Q为传统基因又注入商品社会中为发财而敢于上绞刑架者的血型而杂交起来的角色，据说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类人物，好像馒头发酵时，必然带上多种菌类一样，是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它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与精神文明建设大相抵牾，但对某些流通领域、生产领域甚至管理领域是否又会带来某些实利呢？因此，就目前的情形看，媒子可以警惕，可以防范，但要大面积地消灭，全社会地根除，似乎还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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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拉兹
近来，有人在报上著文《重提帕帕拉兹》，竭力为1997年戴安娜事件后国人曾一度怒斥过的中国“帕帕拉兹”鸣不平。好像中国的“帕帕拉兹”在报道、炒作名人中还无聊、糟糕得不够，离开了他们，中国或世界就“少了声音”。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
“帕帕拉兹”原本是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人名，后来成为西方新闻界专司追踪名人、*名人隐私的记者的代名词。
近来，《四川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对中国当前追踪、炒作文艺圈名人的“娱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两相一比较，我又发现所谓西方的“帕帕拉兹”，即中国过去称为的“小报记者”，现在尊为的“娱乐记者”、简称“娱记”的便是！
一说起“娱记”，大凡识过几个字的当今中国人，对他们的情状、行藏、品味就绝不陌生了：成天奔忙于演艺圈、影视界和当时当地最热门的体育赛场，为个中名人写报道、拍照片，偶尔也干一些双方有利、牵线搭桥之类的私活。其中，不乏上层次、有水平、写出高质量报道的大手笔、名记者。然而也确有不少类似旧上海滩无聊小报记者的主儿，常以猎奇的角度、低下的格调、谄媚的口吻、耸人听闻的标题、粗糙俗气的文字、卖弄*或故作酷相的照片，去报道那些影星、视星、歌星、笑星、球星和节目主持人的种种生活。比如他们又领了什么角色、获了什么奖项（芝麻大点的也要渲染一番）、写了什么“自传”；新恋了什么朋友、新买了什么别墅、新购了什么小车、新访问了什么国度；爱吃什么菜、爱喝什么酒、爱穿什么时装、爱用什么化妆品：深更半夜爱到什么地方；“三围”是多少、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出场费是多少，有多少异性被他（她）的风度、美韵所击倒，下一步可能演什么角色，可能与谁搭档、可能与谁结婚、可能何时生贵子麟儿、可能何时拿大奖等等。我不是说明星们的生活不该报道，也不否认名人报道的新闻价值，只是必须说、郑重其事地说：近些年来这类报道太多了、太滥了，有的太俗了。与其他类别的报道相比，它成了类似相扑运动员那样的肥胖儿，咋看咋别扭。这不仅很多读者反感，就是被报道过的不少明星也同样反感，许多时候对他们的采访避若瘟疫。而对于“娱记”们同样应该开展的“舆论监督”，譬如明星偷税漏税的恶行、道德沦丧的丑态、粗俗不堪的举止、质量低下的演出等等，有报道，却不多、却不深、却不了了之！我这里也不妨套用贾宝玉对林妹妹的一句话：“我心疼都心疼不过来，还敢惹怒你！”
中国的“娱记”与外国的“帕帕拉兹”，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西方，十八世纪，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新闻业也扶摇直上，“帕帕拉兹”便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广大市民读报、休闲、猎奇的需要，又为演艺和文化业的发展充当了“催生婆”，起到了“活广告”的商业作用。特别是当后来电影、电视业的出现、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帕帕拉兹”更是走红，他们的视觉又从单一的演艺圈子扩大到文化、体育、宫廷、朝政等各类明星之中。只要有明星的出现，就有帕帕拉兹的跟踪。
我国的“娱记”是近年来各新闻传媒（主要是报纸）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纷纷扩版后迅速衍生和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劳动，对传播信息、活跃版面、争取读者、增强报纸的可读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娱乐的低层化、表象化、泛滥化，他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诟病娱记，核心的还是要诟病那些主管娱乐的部门领导、单位领导、行业领导，只有他们在整体宣传的思路上，把握住了娱乐宣传在整个社会宣传中的比重是多少，娱记该安排多少，哪些娱乐性的内容根本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必须限制报道。如此，帕帕拉兹猖獗泛滥的势头才能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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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面对两只船
以下的故事，有人说是周总理回答的，其实我是从隔壁农民周大爷处得到的。
儿时，周大爷问我：“你说咱们县，有多少个茅坑？”
我掰着指头算不清。周大爷嘿嘿一笑说：“两个茅坑。一个男茅坑，一个女茅坑，不是吗？”
周大爷又问我：“你说咱们省有多少演员？”那时正演样板戏，演员从公社开始就有，多如牛毛。我歪着脑袋想半天也难以回答。周大爷又是嘿嘿一笑说：“还是两个。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
对于周大爷这机敏的回答，在我整个童年中都充满敬意。多少年后才得知，周大爷答案的精髓，也是师承前人。前一个脱自郑板桥，后一个脱自李笠翁。
现在我又见到一则有关“两”的故事：乾隆皇帝游江南，爬上了镇江金山寺，龙目一望，见江面上往来船只如梭，就问身旁一位老和尚：“僧家，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啦？”老和尚答：“住了几十年了。”乾隆又问：“你既住了几十年，可能告诉我，你每天看见长江上有多少船只往来。”老和尚答：“只看到两只。”乾隆惊奇地问：“何为两只？”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后感慨不已。
是的，对人来说，任何群体与个体都会经常遇到名和利的问题。俗话说：“人生在世，吃饭做事。”“吃饭”，当然牵扯着利，做事，自然关系着名。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对待名利的问题呢？
还是先看看伯夷与叔齐的故事。
伯夷与叔齐都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为老大。叔齐名致，字公达，为老二。相传其父君临死时留下遗命，让老二叔齐继位。及至父死后，叔齐不做国君，要让位于伯夷。伯夷心想，父亲既然有遗言让叔齐接位，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推让呢？于是就逃跑。叔齐看到哥哥一跑，自己也随他同跑，都是为了躲位。二人跑到周国，时值周文王死后武王正誓师伐纣，于是兄弟二人便叩马相谏，指责武王父丧用兵不孝、为臣弑君不仁。武王左右的人很恼怒这事就要杀死伯夷叔齐。武王坚决不准，以为他们是“义人”，将他们赦释。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便逃隐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这段故事大约就是我国记载较早而又影响最大的淡泊名利的典型例子了。试想一想，老国王死了，顺理成章得到一个王位，但是兄弟二人你推我让，谁也不去继位，反而双双逃位。不是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做得到吗？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为显清白，不做“贰臣”，干脆逃到首阳山中，不食周粟，而靠挖野菜充饥过日子，终于饿死首阳山中。不是冰清玉洁之人，能够坚持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