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着的火和飘着的灰-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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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段文字写得境界如此开阔，天地之广大，鲲鹏之变化，展翅高翔的景象也只有像庄子这样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高士所能写就。正是宣扬一种“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王先谦《庄子集解》）的思想。
庄子达到这种思想，也是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磨练，从而超越了“愤世”和“玩世”的两种生活态度，达到寻找自我，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进而实现对自我的消解，实现心灵的解放，由自任到达自由，再由自由到达自我，这是何等的境界。
生于乱世的人们往往感到痛苦，生出“生不逢时”的感慨；或者那些积极的生命，觉得匡正天下的时候到了，乱世出英雄，多了一种踌躇感。稍稍留意古代典籍的人就会知道，庄子目睹社会不平，心中大有愤忿之意。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庄子真是一语惊人，道出了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仁义的虚伪性。这显然是一种常人所未有的愤世嫉俗的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使他从一个知识分子救世的理想中走出来，开始拯救自我。
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们往往是在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而试图去拯救他人（他们的思想也只是一种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诸子百家政治理想只不过一种试验，而试验品正是普通百姓。试验不成功，付出代价的是人民。老庄抛却了这种济世的热忱，返回到自身，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老子主张的“无为”，而庄子比老子更进了一步，主张的“无用”。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是同出一辙，都是想让人们顺其自然，从而达到自我生命的自由，由己及人，最后，到达社会的安定。“无为”故无不为，“无用”故于己无害、于人无害——这一个无为、无用的社会，就是“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是人民期待的“大同”。
当然，这种思想对于一个积极的生命来说是种逃避。经验告诉我们，人在选择逃避的时候，往往会意识到自我这个生命体。因此，人一下子返回到了自身，从而挖掘出了另一个世界，那就生命本身的价值。应该说，生命自身的价值就是自由，而人达到最终的自由只能从精神上实现。庄子就是从精神实现了他的自由梦想。他从对乱世的不信任走向自我的返朴归真，正是他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途径。
他的庄生梦蝶、鱼我相忘、鲲鹏之比，何等的飘逸、洒脱。为什么庄子在魏晋的时候，如此被士大夫们所热衷，甚至超过了老子，而且他的文风也影响到了魏晋的文风，应该说魏晋风骨，骨子眼就是一个飘逸的庄子——我想这与庄子追求精神自由分不开的。
我不禁想到读《世说新语&；#8226；伤逝》篇里王戎的一句话：“圣人忘情，最下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细细解读庄子，可以看出庄子也并不是一个忘情之人。他愤世嫉俗，内心充满着矛盾，但是最后不得不退缩到自我忘情，也就实现了他的自我拯救。
庄子就是这样的人，骨子眼就是一个充满想法，对生命、理想，总是抱着一种真诚，这种真诚就是人们所谓的“赤子之心”。但是，处在乱世中庄子选择的超脱，选择自我拯救，从而开始了中国文化中的对心灵的探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庄子的意义。
庄子的散文尤如李白的诗歌一样，他们秉承的是同一种传统那就是追求心灵的自由，读《蜀道难》如读《逍遥游》，正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血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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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绝唱——阅读嵇康
为了全生，他只有韬光养晦，敛性纳垢。他的业余爱好“锻铁”，也不过是“炼性”而已。可以这么说：嵇康手下千锤百炼的不是铁，而是他那颗充满热度的心。
——作者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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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合垢匿瑕，宽简（者）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为《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8226；嵇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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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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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少孤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值，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敢请而已”。（《文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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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1>；所衍射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条启示，大致地说就有三条，而这三条都是能置嵇康于死地的原因。
其一，当然就是嵇康与曹魏宗室通婚，嵇康成年后与曹操的曾孙女为妻，因此算得曹氏姻亲。这样，他天然地被划入到曹魏集团。当时曹魏家与司马家逐争天下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站在其一方，必然会遭自另一方的攻击。嵇康如此身份，是极为容易遭受羽毛渐丰的司马家忌恨的。该杀！
其二，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为《老》、《庄》”，这又是他遭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嵇康有此才识，所以能做出“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事来。这明显与司马家唱反调，与当时社会主意识形态相牴牾的，是显性的“持不同政见者”。“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家篡夺魏鼎可是大大的不利。他们是想假“名教”以“治天下”，名教就是孔老夫子的那一套理论，微言大义，是祖述尧、舜、禹的，而尧、舜、禹以禅让为德，司马家就是想学学这个历史上的“样板”，要曹魏客客气气地将天下“禅让”给司马家，正如曹丕逼汉献帝禅让汉鼎。而嵇康如此行言，岂不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更令司马家怀恨在心的是，嵇康还写了《管蔡论》一文。管叔、蔡叔是被周公旦杀掉的和放逐的，嵇康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韪，既然为那些“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所定性的“乱臣贼子”翻案，说他们是忠于周王室的，见到了周公旦不利于周成王的统治，所以“乃抚言率众，欲除国患”。而这些惊人之语恰恰打到了司马昭的“痛筋”上了。 该杀！
司马昭是向来是以周公自诩的，而且正有觊觎曹魏天下的野心。你如此一说，岂不是使“（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不跳起来与你急才怪？除非不是男人！要塞住你乱发厥词的嘴，当然，从肉体上消灭为上上策。于是，杀人之刀在加速磨利，缺少的就是一个杀人的借口了。
其三，读<；2>；可知，嵇康乃是文坛泰斗，举足轻重的人物。知识分子从其进步意义上来讲，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良心的。而嵇康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够代表全国士大夫们的心声的。也就说，司马家动刀的不仅仅只针对你嵇康一个，而是整个知识阶层，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嵇康临刑惊动三千太学生。可见，当时的知识阶层还是一股社会力量，并且他们还想维护这股力量。而这股力量从今天来看就是一种“社会良心”，但是与王权相比起来，显然是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三千太学生一来，并丝毫没有减弱司马昭杀嵇康的决心，反而使他杀人的决心更为坚决。人越多，越会加重嵇康死的砝码。司马家这么一杀，是让天下所有文士看着，并且老实点。在他们篡位的时候，你们老老实实地闭上眼睛或者视而不见。这一点，后来文士也从中学得挺不错的，甚至“竹林七贤”中与嵇康交善的阮籍、向秀知趣地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那时嵇康已是非死不可，可怜的是嵇康至死不悟。你再弹十首像《广陵散》这样旷古琴曲，甚至把司马昭感动得“三月不知肉味”，也不能改变他杀你的用心与决心了。《晋书》中“帝寻悟而恨焉”，只是那些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学家给司马昭涂脂添彩的漂亮话而已。即使司马昭有悔恨的表示，也只是鳄鱼流眼泪、老虎拔佛珠，假慈悲而已，以拉拢一些士人，给人们一些好印象，在中华史书中留得万古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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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个人业余爱好是就是锻铁；正如<；3>；中所记载的那样。“炼铁”实则是“炼性”。嵇康是才识超众，博大精深，可谓全才。史书中称其“博览无不该通”是名副其实的。他对哲学、史学、文学、音乐、医药、农桑乃至冶炼术无所不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又能深究各门知识的底蕴。
嵇康的知识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又从理论上升到哲学层次。要说文学方面的才华，人们只要看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天下奇文便为之倾倒，想来也只有嵇康这等才俊之士才能写就；史学上的成就一看史论《管蔡论》，就足以为他独到的见解而叹服不已；音乐方面学养，拿他的《琴赋》为例，不仅对音乐有极细致精深的理解，而且将音乐上升到了“道”的境界，深得中国哲学的堂奥，更难能可贵，它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其音乐理论著作《声无哀乐论》有更明显的体现；而医药方面，嵇康关注生命本身，创立了生命科学，他的《养生》一篇历来得到文人雅士所称道；而农桑方面则写有《蚕赋》一篇留于世；至于冶炼方面就不用说，他就有锻铁的嗜好。可见，嵇康是一位全才，包容时代文化的全面尖端人物，当时士人中的代表者。
但是，他生不逢时。更可悲的是，他聪明到这个程度，已经明白自己不能容于“乱世”。为了全生，他只有韬光养晦，敛性纳垢。他的业余爱好“锻铁”，也不过是“炼性”而已。可以这么说：嵇康手下千锤百炼的不是铁，而是他那颗充满热度的心。
按常理说，嵇康也算够深沉含蓄，据《世说新语&；#8226；德行》篇中记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见，他炼性也炼到家了，俨然不管世事风云的世外高人。然而，嵇康的死也是跟炼铁这事有关，正所谓“善水者溺于水”。
这里必须引出一个历史人物——钟会，他是史书上定了性的头生疮脚流脓——坏透了的“种儿”。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对嵇康这位大先生也十分地仰慕的。有一天，他邀请了一群贤隽之士，前往竹林去看望这位“竹林七贤”中的“大腕”。偏偏在那个时候，嵇康与向秀一起正埋头打着铁，热火朝天，专心致志，旁若无人。钟会一干人在一边站了许久，见嵇康毫无谈话的意思，感到很失面子，便准备开走。这时，嵇康才开口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已经怀恨在心，这话摆明了有刺，把钟会看成奸细、走狗，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听得这话时，钟会倒炼性到了家，讪讪地应付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一回去，就对司马昭进谗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司马昭听钟会这么一说，岂不是杀嵇康之心愈坚？嵇康也真是太不知趣，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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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家杀嵇康的借口说来也极有戏剧性的。不过，用中国的俗话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此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据《文选》李善注引干宝《晋书》所说，吕安的长兄吕巽，衣冠禽兽，垂涎吕安之妻的美色，用酒将她灌醉，然后奸污了她。丑行败露后，这个小人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并串通好钟会，诬陷吕安与嵇康有对司马家不恭之辞。这样，吕安就被关进了监牢。嵇康因为朋友气谊，为吕安仗义执言，司马家好说歹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治嵇康死罪的机会了，于是便有了嵇康赴刑场，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命，嵇康临死奏“广陵散”的历史场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机会难得，杀之而后快。
三千太学生真书生气太盛，未有司马昭政治家的雄才伟略。他们只认为嵇康只是庇护吕安而遭罪，罪不该死，只要大家委屈一下自己的膝盖，跪下来向司马昭求个情，也就死罪可免。
其实不然。让我们头脑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不难揭穿事实真相的。其实，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中的大腕才是“主犯”。他并不是因朋友气谊，丢了小命，司马昭杀吕安目的就是为了杀他这个“*者”。表面上，嵇康为哥们气谊为吕安陪葬，死得有些屈；实际上，吕安才不明不白地成了这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司马昭之心”岂能吕安甚至嵇康辈所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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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一曲广陵散后，便乘鹤西去（一命呜呼），天下的所有文士更知趣了许多。就拿“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中的人物为例，阮籍他疯疯癫癫，啼笑皆非，处世能力比嵇康老到许多，好不容易得了个善终；阮籍的侄子阮咸则“处世不交人事”，“独善其身”到了过分的地步；而那个与嵇康一起锻铁的向秀也知趣多了，连悼念挚友嵇康的《思旧赋》也不敢淋漓尽致地抒写，刚短短几行开了头就急急煞了尾，最后，也只得向司马家低头认个错，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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