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徒雷登-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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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思义1897年偕新婚妻子到山东登州传教，次年，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鲁斯。
鲁斯在中国出生，并与司徒雷登一样，也在中国生活了14年，与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们一样，他对中国的感情不言而喻。这就有了让中国人作《时代》封面和年度人物的设想。
蒋介石曾先后十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或年度人物。宋美龄也多次与蒋同时或自己单独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蒋介石第一次现身《时代》封面是1927年4月4日，这一年，蒋40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总司令。从1926年7月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927年4月，东南半壁的江山已经底定，4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不同，它的旗帜是孙中山认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代》是这样描述这面旗帜的：
基督徒兄弟？（6）
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的旗帜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
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成为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
38天前的9月18日，日本军人在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东北与中国分离达14年之久。
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
1932年5月7日，司徒雷登结束他为校务所需的第8次赴美后返华。在船上，他与鲁斯不期而遇，后者是和他的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前往中国的，这也是他自1912年离开中国返美20年后首次回出生地中国。
司徒雷登和鲁斯虽然在年龄上相差22岁，属于两代人，但两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出生在中国，都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在甲板上散步和交谈。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鲁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北平，鲁斯曾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的胡适有过聚会和交往。而结识胡适，可能也是司徒雷登介绍的。
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
雪耻，指的是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济南受辱，被迫绕道渡黄河北进，5月3日，交涉员蔡公时为日军残杀，是为“济南惨案”，自是以后，蒋每日日记，均特书“雪耻”二字。所谓“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
蒋在对日问题上，以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效法榜样，并对庄子的“欲取先予”之说十分欣赏，所以主张对日“忍耐”“忍辱”。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弱国。而日本虽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强国。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方略就是“战必败，败必战，战必胜” 。说到底就是持久战，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对蒋氏的对日谋略作了分析：（1）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2）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3）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4）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5）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杨天石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也是在1933年的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上了《时代》封面，这一次不是蒋氏一个人，也不是他和宋美龄两个人，而是和裕仁、溥仪、斯大林并列，体现了《时代》编辑的独具匠心。四人分别代表中、日、满、苏四方面，其中中日关系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而苏满关系却是歌舞升平，苏联不仅与“满洲国”建交，而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基督徒兄弟？（7）
当然，苏满关系也走入了尽头，随着苏日冲突的加剧，苏联的外交重心开始向国民政府倾斜。
同年11月9日，《时代》再一次将蒋介石列为《时代》封面人物。次日，中国发生了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其后，蒋成了“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1938年1月3日，《时代》将蒋介石和宋美龄列入1937年度《时代》风云人物。
宋美龄确实是一位非凡的女性，1941年6月30日，她在照片又上了鲁斯旗下的《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而这期间，鲁斯偕夫人又一次来华访问，他访问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时，也会见了周恩来。
材料显示，司徒雷登期间也在重庆，他正奔波于“中日和平”。他也会见了蒋介石，但此时的蒋对中日和谈已经没有兴趣，抗战到底，是他坚定的信念。
是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英、美、中、加、荷、澳、新、法等国联合战线形成。
1942年6月1日，《时代》将蒋介石推上了封面人物。而下一年的3月，《时代》又将宋美龄置于她一生之中最明亮的光环之中。
宋美龄是宋嘉树最小的女儿，留学美国卫尔斯利女子学院，是该院1917届的毕业生，也是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循道宗）的虔诚信徒。
美国左翼记者、《朱德传》的作者史沫特莱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这次，《时代》将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是因为她1943年的访美之行，从是年2月开始，宋美龄开始了6个星期的全美旅行讲演，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马萨诸塞州的卫尔斯利、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时间从2月17日至4月4日。而其高潮是她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宋美龄是第一位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平民，也是继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之后第二位对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
在对美国参议员及旁听的普通美国人发表的即席演说中，宋美龄说：
我相信不单是我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能说你们的口音，或者你们能了解他们的口音，那么他会告诉你，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土地上迴荡。这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锣，侵略者的丧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基督徒兄弟？（8）
她的演讲获得听众的数度起立致敬。
在众议院的演讲，宋美龄首先指出“击败希特勒比击败日本重要”的错误观念，认为“事实并不如此，而且也不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利益”。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为自己及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能有憧憬，但必须认定和平在精神上不应是惩罚的，在家园上不应是省的、国家的，或者是洲际的，而必须是全球的，在行动上是人类主义的。
宋美龄的演讲结束了，一位众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她的第二次演讲，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向全美广播。
身为康涅狄格州选出的众议员，鲁斯也在座。
1945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的次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1948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1955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1965年——中国大陆“*”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1946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 ，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1953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195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 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 Russia in 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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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1）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2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3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1900—1988），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
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其设立的目的。作为议员，傅瑞卿的思想较为开明，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谘议局提出议案：“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汉平权。”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他又续任直隶省议员，后弃政从商。因工作关系，他与不少西方人有过接触，由于不善理财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这一点上，父亲傅瑞卿对傅泾波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这样介绍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4
作为八旗子弟，傅泾波幼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傅泾波这种自幼俱存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赏识的一个因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2）
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1913），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
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