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几的散文随笔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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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从前是人吃动物，大家都认为是合理的。后来动物吃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人吃人。人吃人，也开始变得合理。在人吃人的过程中，地球上越来越多的人口将被淘汰，甚至达到目前地球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西方政治、经济精英大多信奉的是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理论。在地球生存竞争的历史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口，将要被如何处理呢？一种办法是通过一种极为残酷的手段将精英与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隔离开来。还有一种更具可能性的办法是通过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消灭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彻底铲除精英所谓的垃圾人口对于精英的威胁。　　

　　毛泽东死后，人类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上仅存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向经济强权缴械投降。全球化的力量所向无敌、跨越所有国家界限，所遇到的障碍，不过是石头对于坦克的威胁。地球被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抹平。地球财富资源面临新一轮、同时也是最后一轮的最为残酷的重新配置。英美精英战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中华民族的主体人群却面临逐步沦为在地球生存竞争中被打败、被淘汰的垃圾人口的巨大威胁。　　

　　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必须要以农民的血肉和牺牲为代价。中国农民所面临的残酷命运，远远甚于二战以前的德国农民和圈地运动中的西欧农民，以及斯坦贝克小说之社会背景中的美国农民。这是一个社会道德与正义缺失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农民，尤其是如此。因为作为中国主体人群的中国农民根本就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的选择权。全部弱势人群的命运都*持在强势人群的手中。　　

　　在地球物种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人类，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强势群体，其自身欲望的膨胀与利益领地的无限扩张给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所带来的是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消失的现实。而在人类之间，对于那些作为弱者的群体，也将存在一个同样的现实。　　　

　　
　　二、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所处的国内政治背景　　　　

　　
　　——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才是政府行为的真正动力。　　　　　

　　将民意纳入政府利益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进步。自古以来，中国的官方是以欺骗与表里不一的虚伪的方式，以愚民政策来获取民意的。政府利益是一种利益结构，其实质表现就是官僚集团及其同伙的利益实现。民意作为潜在政治势力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蕴涵了认识到并开始重视民意的统治者的恐惧。历史也证明了这些统治者目光的长远。商业统治者将慈善行为作为拉拢聚合民意的具有统治本质的公关策略。政治统治者往往将对于某种融合了感情的理论与思想的迎合作为拉拢聚合民意的具有统治本质的公关策略。在秦始皇的时候，民意竟然被完全撂在一边，连代表官方对于民意的表面重视的作秀都没有了，所以秦王朝只存在了两代便被起义当初代表了民意的民间力量的代表们推翻了。　　　　

　　汉王朝的时候，统治者认识到了民意的重要，开始在政治领域推行适合统治的官方文化。儒家被作为官方文化的代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地位。而儒家，也成为了自汉朝以来的封建愚民政策的最大帮凶。　　　　

　　自汉朝以来，政治家就开始学会了在阴阳两界左右逢源。在阴的一面，他们奉行的是以官僚集团利益为主导力量的潜规则；在阳的一面，他们表现与宣称的是所谓为民父母。　　　　

　　当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不复存在的时候，人类也将消失。当某种所谓真理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不复存在时，某种所谓真理也将退下历史舞台。后来，封建统治终于结束，儒家也告别了其由政治价值所带来的一贯所居的崇高地位。取代儒家的，是另外的学术。　　　　

　　在大灾害来临的时候，统治者为什么要救灾呢？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里，统治者也仍然救灾。统治者主要是出于对社会*的恐惧。社会*将要带来的对于自身地位的极大威胁是他们所恐惧的。至于救灾时候的讨好民众、获取民意的各种表现，那是他们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出于他们愿意施舍愿意献身的善良无私。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果然如此？　　

　　在免去农业税的时候，人们开始歌功颂德。但工业反哺农业早就已经成为各国趋势，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农民更是身有所感。以英国等发达国家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就业人口，一千万还绰绰有余。那么，多出来的那几亿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性质呢？不过是国家的失业人口而已！事实上，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但在人口流动的同时，城市却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个社会趋势带来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城市的治安恶化，就业形势的严峻等等。而更为严重的，农村地区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的撂荒问题也突显出来。随着撂荒问题的出现，原本存在的农业税尾欠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而国家粮食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由于农业税收取的难度的加大，农业税在收取的同时，潜在成本很大，在当年的很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成本大于利益而又不得不为的事情。更为突出的是：农业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干群矛盾与干群冲突的主要根源。在决定免去农业税的时候，从政府利益方面，已经可以下定论，农业税，是弊大于利的。而趋利避害，就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政府必然的选择，且不只是免去农业税而已，还需要鼓励扶持国家的农业经济与农村人口。这都是在经济规律与社会效应的作用下必须要由政府去做的事情，否则就将危害到政府利益。　　　　

　　在官僚主义的国家，存在一个官僚集团利益与民众利益博弈的过程。那个过程并不会给民众带来他们所真正要得到的。　　　　

　　在所谓政教合一及类似的国家，当民众在被欺骗与愚弄下，在官僚集团实现自身利益与损害民众利益的同时，往往很可笑的是，民众竟然被人卖了还帮着人数钱，就要被人宰了还帮人磨刀，表现的比获得了非法利益的官僚还高兴。这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荒唐的民众表现，只能因民众的觉醒而消失，否则就将永远的持续下去。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乎！　　　　

　　既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在一个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还算清醒的人们唯一的正道就是往上爬，巴望着成为了主子，就可以去奴役别人。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秋来野草枯黄，且被野火烧过，有的还可待来年重生，有的却只留下物质的灰烬。人类的个体生命死亡以后，被烧为灰烬，留下的也就那点物质的灰烬了。这个世界，能有什么给予恶人的报应呢？只图现世安逸了！　　　　

　　事实上，在一个非公有制的社会，在一个私有制度的合法性得到默认的社会，政府从不代表民众利益，只是代表了强势群体的利益。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实质上，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多半不会站在弱势的一方，甚至政府自身，也是一贪婪的利益方。　　　　

　　
　　三、新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历史。　　

　　中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中国农民的问题。　　

　　在新中国以前，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农民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历经无数治乱循环也不能改变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不再是地主的雇农与长工，却在家过以后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为官僚主义者所坑害，而沦为官僚主义者的雇农与长工。　　　　

　　人民公社制度是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的*高层领导集团集体智慧的产物，来自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是否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本人无法定论。但本人认为，这种制度的失败，并非来自于制度本身的矛盾，而是来自于执行制度的官僚们发扬官僚主义的罪恶。　　　　

　　事实上，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主义的官僚们欺上瞒下、压制民众、命令摆布民众的权力在人民公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所有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甚至还包括所有的劳动力，都被牢牢控制官僚的手中。告别了财产私有制度的人们，所获得的并不是平等与公正，而不过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境遇。这种境遇，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除了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　　　　

　　农民失去了人身自主权，因为他们自己也作为劳动力而成为公社资源的一部分。公社有权任意调配、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而丝毫不去顾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民完全成为了被奴役被掠夺的弱势群体。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时间刮遍全中国。农民被一次次的调配到劳动中去。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却并不与他们的劳动相匹配。因为，对于劳动成果，农民没有任何的支配权力。对于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力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官僚根本就不会公平的分配所有的劳动成果。这很显然引起了农民们的不满。农民认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官僚窃取。农民开始消极怠工，甚至开始肆意破坏劳动工具。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一是将本该属于农民的大量粮食和棉花调配到城市去供应城市居民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由于调拨粮食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所以在粮食明显不够吃的情况下，农民们不得不忍受人民公社先行向上交纳粮食的选择。统购统销制度对于农产品的管制相当的严厉，只有政府所辖商业部门对于农产品才有经营权。而农产品的价格制定权，也一直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政府几乎一直利用这个价格制定权来低价收购农产品。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普遍的贫困与劳苦。几十年间，农村缺少衣食的状况非常普遍。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农产品不再是农民的私有财物，而成为人民公社所有的财物。国家直接向人民公社征购农产品。农民对于统购统销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任何抵制的权利与效力。统购统销制度成为一种隐蔽性的掠夺方式，将本该属于农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到城市以用于工业发展。　　　　

　　1959年的时候，农村的饥荒要远远的甚于城市。一亿城市人口吃掉了至少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6亿农民所吃的不过是剩下三分之二的粮食。一时间，农村妇女纷纷子宫下垂、浮肿、闭经、干瘦。　　　　

　　低价收购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本该用于造福全国人民，但在实际上，却往往成为一种官僚主义的强制性的掠夺性的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支持下，才能畅行无阻。　　　　

　　官僚窃取劳动成果的方式，二是充分利用手中调配资源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支配农民劳动与分配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被完全集中在官僚手中，农民充满了被剥夺的感受。对于大量非生产人员的闲散、体现在劳动与劳动成果分配中的不公平、集体财务的混乱，农民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虽然毫无办法，但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消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们对于生产劳动毫无积极性可言，他们开始阳奉阴违，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本来深爱的土地。而一些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每况愈下。　　　　

　　当年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几乎所有党内高层领导都曾经去往那里参观了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的奇迹。有人识破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揭穿骗局。于是，一时间，中国大地全都开始披上了那一件皇帝的新衣。　　　　

　　作为一个公社的社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荒唐的骗局。但农民们，只是荒唐制度下被摆布的一颗颗棋子，只能任由或知道真相或不知道真相的官僚随意摆弄。　　　　

　　至于骗局的后果，三年饥荒的代价，则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目前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大多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估算三年里饿死多少多少人。很多报告的可信程度显然不高，报告所根据的官方数据，也不可靠。但在三年间，确实饿死不少人。　　　　

　　以毛泽东本人农村调查、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对于官场习气的了解，不可能不知道官僚主义在那几十年间所种下的恶果。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来得及补偿农民。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能够继续领导下去，如果毛泽东理想中的农业机械化能够真正实现的话，中国农村不会是现在的局面，也不存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当前被定义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1978年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这场农村改革彻底分废除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令中国错失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最好机会。　　　　

　　在官僚主义者所一手操持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被掠夺的一无所有。不但国外给他们寄来的钱物被剥夺，甚至连他们乞讨得来的、卖血得来的收入，也被剥夺。　　　　

　　从所有权的被剥夺来消灭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彻底的办法，除非接着消灭财物。对于财物与资源的支配权掌握在官僚的手中，这个，同样也造成了阶级的分化。这个分化存在于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之间，存在于支配他人的阶级与被他人支配的阶级之间。隐蔽着却真实存在的有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存在贯穿于整个人民公社的历史。　　　　

　　195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