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几的散文随笔文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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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乡里，在建设一个大型水库，该乡所在县市的数十个乡镇都将受益于这个大型水库，水库能够有效的解决地方上持续了数十年的干旱季节惯例性的遭遇严重旱灾的情况。于是在当地政府的规定、动员、号召下，数十个乡镇的数十万农民都开始按人头出钱出工并兴奋的追加捐款。历时长久，终于把水库给建设成功了。可是后来却透出一个确切的消息，原来上面拨出了上亿的专项资金，根本不需要什么出钱出工。于是就在水库工程验收的那一天，得到消息的上万愤怒的农民们带来了他们当初挖筑水库的劳动工具，把乡里的县里的市里的，还有省里来的十几辆小汽车全给砸了个稀巴烂，还齐齐赶往附近的几个乡镇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算不上特别贫困的乡村，有一个寡妇欠了乡政府几十圆的税费，乡长在一个赶集的日子里将她家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抬走了。寡妇在集市里独自泪流满面，这时候，就有热心人过来问候。寡妇把事情讲了出来。随后便发生了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件。竟有数千的群众赶往那个乡政府，同样也是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在那两个故事里，有太多的内容。我不觉得那些农民都是暴民和刁民。在那群情激愤的背后，有着太多长久以来为他们所眼见并忍受的几乎不能为人容忍的事实。沉默中有麻木的形成，但也有愤怒和仇恨的积蓄。
在澳洲，安乐死是非法的。一九九六年，澳洲的北领地通过了全球第一个允许自愿安乐死的法律，同年九月一名六十六岁的癌症患者成为援引此法结束生命的第一人。但是澳洲联邦国会在六个月后表决推翻了北领地的这项法律。
曾经有一百多位澳洲老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口镇静催眠药nembutal，他们不顾nembutal在澳洲属违禁药品的事实，也不顾及非法持有者最高可处两年徒刑的相关法律条文。
一批支持安乐死的澳洲老人曾经为维护自己和其他也希望安乐死者的自由与权利，不惜私自尝试生产可供作安乐死用途的药物，并取得初步成功，更计划扩大生产，好为自己和其他不想生存的人提供药物作自杀用途。据说，老人们打算在澳洲其他城市再设立四家这类后院药厂。而准备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约有800名。
一名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说，澳洲未将自杀列为非法，却禁止持有安乐死药物，想结束生命的老人只好服毒自尽，实在太不人道。另一名老人则说，我们迫不得已要这样做，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药让我们安详离世时，却又无法得到。了结自己生命并非违法，那为什麽获取安乐死的药物是违法呢？
在生活质量恶劣，对社会再无用处，很想了结生命的情况下，社会应该阻止老人们得到安乐死药物吗？社会竟然坚持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获得这种药物。只因为社会是由年轻人所主宰的社会吗？老人们失去了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利。他们因为年老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之沦落世间，正象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因为人要吃羊肉，所以人就要杀它们。羊不会去问：你们凭什么杀我们？即便它们问了人们，人们也不过是回答：因为我们要吃羊肉。羊不想被宰杀，但是羊并没有选择不被宰杀的权利，因为羊不能够与人争斗，羊也没有获得胜利的可能。老人们也想要安乐死，但是老人们并没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为法律规定为如此，而依靠他们的实际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能使得安乐死合法化。
规则总是掌握在强势群体的手中，在强势群体看来，规则是正确的，符合规则的思考和行动也才是正确的。弱势群体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他们只有被规则主宰的无奈。我常常想，权利这个词汇是很虚假的，因为它只能来源于自身实际影响力、势力与实力。
在一个贫富分化、权力两极分化的世界，谁能保证不同强弱的对立的人群的势力均衡？政府？然而，从古至今，人民正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
在古代中国，在那举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黑暗时代，土地哪怕就是归属于农民自己，他们也得向国家交纳税赋。皇帝老儿的官吏向民众收取税赋的时候，他们说的不只是天经地义这四个字，更多是是关于为什么天经地义的解释：什么得养着军队、官吏和皇帝来抵抗外族入侵、主持公道、抓住凶手、捕获盗贼等等。至于皇帝老儿以税赋所供养的那帮公差啊官吏啊，他们真的就只是做点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利益、保障百姓安全的好事吗？他们几乎从来不只是如此，他们自身沦为一个依仗公权的利益团体，公权私化，日日假公济私而已。
到了那个利益团体贪婪无比，完全无视民众利益的时候，民众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在数量上是多数，但是他们心理却从来就不知道真相，他们顺应了统治者的逻辑，将有组织性的奴役当作为少数人的*，认为国家是恶人当道，只需要清除恶人，便可以改变现状。他们中的一些所谓道德志士和有影响力的文人名家，竟将改变国家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崇尚道德、宏扬儒家的国家大道的风行，他们希望正派人士能够彻底挫败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他们希望皇帝能够在他们的批评下以民为本。
但当几乎所有百姓的希望都破灭，所有百姓都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团结起来造反，从而推翻了前人的*，创建了新的政权。那个新政权，好象是成为了百姓们的政权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百姓们仍然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百姓们一惧惮于军队，二惧惮于官吏与公差。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利益结构，他们仍然是被奴役的群体，只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自身正被奴役。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收取赋税天经地义。他们或者还知道：有一些官吏很*。但是他们永远不敢去想，也没有权利，从来没有丝毫权利去清楚的了解：那一个政权组织，到底取之于民几何？又用之于民几何？他们所取之于民的，到底用于何处？而这正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有组织性的奴役与少数人的*之间本质性的差别所在。没有监督政府财政的权利，正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最大的弱势所在。于是乎，赋税所得被用于建立妄图永久性剥削、欺压、统治和奴役他们的工具。
黑暗的时代中，衙役们作为主要的统治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恶霸的主体。然而，如果不肯同流合污，很多现任衙役就是被衙役管制和欺压的对象了。一个人还好，要是有家人，怎么养活家人？工具不过工具而已，打倒工具有何意义？只要支配工具行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还在，工具们总是前仆后继。
然而，工具们前仆后继，使得工具们前仆后继的被统治者因此而付出代价，这一切，都是无关于统治者而只属于被统治者的悲剧。
于是乎，利用被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没有杀死统治者，却杀死了迫于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干走狗和帮凶的被统治者，是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悲剧。。。。。。
历史上，那样的悲剧无数次的发生着……
在那两个故事中，乡民们砸坏损毁的财物，后来当然是使用国家税收予以重新制备，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我想起那两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不免怀念起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毛泽东。
六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对他的一位亲戚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是搞*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人类作为强势生物统治地球的后果是，人类越来越多，动物越来越少，很多动物甚至绝种。官僚作为强势人群统治的后果是，官僚的等级制将不被质疑不被反对。殖*义有多种，美元殖*义、商业家族殖*义、政治集团殖*义，在每一种殖*义的背后都是一种利益集团。精于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有这种官僚主义的文化基因，将官位看作为利益的来源而非奉献的机会和责任的归属。
保罗。斯威齐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趋向保守。而且这种保守很容易导致旧的权力结构的再生，即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将重新使社会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其实，这就是后来被妖魔化的*的由来。
毛泽东在书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时候所确立的*精神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这五个大字，简单的将提供行政、司法、立法等公共服务的共产党所主导的人民*专政之政治系统定义为为人民服务集团。在深刻理解这五个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了的是，在毛泽东的内心，如果名称为共产党的假共产党或只是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的假共产党，在实际上，表里不一，掠夺、奴役人民，站在残酷剥削奴役人民的资本家一边，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异化为一个非法的集团，异化为一个*的集团，异化为一个犯罪团伙。在这个集团的成员，有违这个集团宗旨的时候，就是*的。在他们*的时候，就需要反*。
我曾经听到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毛泽东是个大恶人，谁来监督毛泽东？很多右派学者以为这实在是对于左翼阵营的致命一击。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实却是：这个问题，正是毛泽东本人所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的时代，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毛泽东本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本人，也是对于毛泽东的时代持有批判态度的。毛泽东的时代并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少数人却拥有统治多数人的权力。所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时代，也反对。毛泽东所不满意的毛泽东的时代最大的可能就是向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演变。我们的时代的出现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毛泽东时代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个人和那个人，也会有其他人来改变历史。所以毛泽东一直在认真考虑的问题即为：如何有效的反修防修，如何通过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制衡来自内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和来自内部的官僚主义势力。
在支持公有制的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财产必须公有，权力也必须公有，即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在社会主义，既要防止公共财产被私有化，但也要防止公共权力在使用过程中被私有化。社会主义的*，体现为财产私有化和权力私有化。
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所谓文明，否定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不过是树立于压迫者和反抗者之间的一道篱笆。从革命到反革命，就是官僚们的演变之路。贪污普遍化之后便是官僚特权化，官僚特权化比之贪污更可怕，因为这是官僚阶层与百姓公然的对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领导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有违人民利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构成了最大的利益威胁，是一种最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迫使领导人在行驶公共权力的时候，最大限度的合乎人民利益呢？如何防止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的*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全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党也被异化了，那怎么办？正如掌握了舆论权力的集团往往将监督权力用于牟利而不能成为服务于弱势群体利益的集团；正如消费者委员会应该是一个为消费者服务的集团却异化为一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集团；党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集团，如果异化为一个为集团利益服务的集团，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开展文化革命。
不理解文化革命的思想，就不能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在改革以前已经就有过关于改革的负面想法，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诚如韩德强所言：“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才发现，毛主席确实看的比我们远，远得很；毛主席确实比我们高，高的很。”是啊！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从革命到改革，所走过的，是一条从劫富济贫到劫贫济富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行进在在一条逆反于革命的道路、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些毛泽东内心所担心的现象和后果，全都出现了。很少人提起，《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然而，对于党，毛泽东死后的故事，却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张冠虽然是李戴，但因此而带来的信誉损失，却属于张。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以披着羊皮的狼的作为来批评羊否定羊。
其实政治不过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讲的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从事政治运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争取的，不是将更多的经济利益分配与作为强势集团的商业性质的或官僚性质的少数人，而是分配于人民。如何*所针对的，就是一切*分子。萨特说的没有错。每一个*分子都是一条狗。还有的右派分子是在争取做狗，同时妒忌着已经做好了狗的那些右派分子。很多人认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