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皇帝:布衣刘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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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世失其鹿，丰沛发龙颜，
王侯与将相，不出徐济间。
当时数公起，四海王气闲，
至今尚想见，龙光照人寰。
我来千载下，吊古泪如潸，
白云落荒草，隐隐芒砀山。
黄河天下雄，南去不复还，
乃知盈虚故，天道如循环，
卢王旧封地，今日设函关。
多数学者在盛赞“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千古功业时，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对该局中重要成员，尤其是其统帅刘邦的平民出身，却持不屑的态度。如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在论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及汉初诸臣如张良、张苍、叔孙通、萧何等出身时称道曰：
……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至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 想看书来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8）
但他却又说：
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可见，赵氏仍然无法摆脱儒家门阀观念。在刘邦集团中，张良、萧何等口碑俱佳，自不必言；对于所谓亡命之徒说，试问，立志替天行道以武力打天下者，有谁不将生死置之度外？
说到底，古往今来，“打天下坐江山”的开国元首，哪个不曾用过流落街头之“贱民”及“愤世嫉俗之士”乃至前朝所谓“盗匪、死囚”等亡命之徒？所以，赵翼之说未免失之偏颇。
近些年来，随着弘扬两汉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关刘邦事功的研究硕果累累。学者们对“布衣将相之局”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
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曾将起义做倒秦运动的各地义军头领称之为“平民领袖”。④
何兹全教授指出：“古今人物中，有刘邦这种气度的人是很少的，他开创了平民天子布衣将相局面。”⑤
许辉教授评价：“‘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在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完善典章制度，稳定统治秩序，确立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汉初政权等方面，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⑥
作者曾认真探索司马迁记述布衣刘邦的良苦用心，结论是刘邦少怀大志，从事反秦活动较早，可能在暴秦占领“丰沛”之先，便参加了当地反秦地下斗争组织，“丰沛将相集团”主要成员均来自这一组织。⑦
安作璋教授在论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事功时亦指出：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与刘邦本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变成现实，却是通过刘邦之手完成的，所以刘邦的活动也就成为布衣将相之局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出身的帝王，他对来自社会下层的那些布衣贤者（请注意“布衣贤者”这个词——本书作者注）既没有项羽所抱的那种偏见，也没有陈胜称王后对故旧亲朋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刘邦对布衣贤者就形成了超越任何其他人的吸引力，以致使各种出身不同、气质各异、才能和秉赋千差万别的人才，从不同渠道，通过不同形式，汇集到刘邦麾下。如此一来，汉军就形成了拥有布衣贤者最多的集团，不仅参加“丰沛起义”的亲朋故旧一直追随刘邦到底，而途中还有不少人从项羽和其他集团中陆续前来投奔。……这些布衣贤者之所以一经跟定刘邦就死心塌地、毫不动摇，是因为他们认定在刘邦那里可以找到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机会。这样刘邦与布衣贤者就组成了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朝气蓬勃的军事政治集团。在秦汉之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集团比较体察民情，善于利用历史机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成为新一代封建王朝的创立者。布衣皇帝和布衣将相也就相得益彰地决定了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由于他们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在农民战争战火中灰飞湮灭，所以他们在制定汉初政策时能够多少考虑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不自觉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对汉初六十多年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③
安教授在上文中不厌其烦地用了六个“布衣贤者”。可以看出，其论述与周谷老“平民领袖”之说大概有些类同，的确恰到好处。然而，笔者认为安教授和史学界也应该将刘邦四十余年的平民历程，也明确定位为“布衣贤者”， 较之有史以来“坐天下”之###人物而言，摘掉戴在刘邦头上的“无赖”、“流氓”等不公正的帽子是有必要的。这里，笔者所述诸史家之论“汉初丰沛布衣将相之局”的卓越功勋，似乎脱离评品布衣刘邦之主题，其实不然。平民刘邦与“布衣将相之局”之间是因果、鱼水关系，高祖刘邦与布衣刘邦也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出现及其不世奇功的建立也绝非偶然。如果说“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一棵参天大树的华美树冠的话，则布衣刘邦等数十年左右的平民人生历练就是这棵大树的躯干和根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9）
况且，公正地讲，史界肯定“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之历史贡献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毋庸置疑地认可了其统帅——平民刘邦，也应是当之无愧的“布衣贤者”和“平民领袖”。而标榜“品三国，必须品前汉风云人物”的品说家易中天先生，一方面极尽华美之词称颂汉家王朝，一方面则把其开国皇帝描述成无本之木，继而恣意品说平民刘邦为“吃喝嫖赌、性情###”， 恰似浪子回头，小人升天。这种做法已凸显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7。给刘邦戴“反儒”的帽子有失公允
随着暴秦的迅速覆灭，禁锢思想意识形态，绞杀文化异学的秦朝之苛政、法规、刑律一夜间变成废纸落叶。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学思想重新活跃，汉初刘邦君臣还对震撼人心的“秦之教训”进行了值得后世称道的深刻反省，从而迎来了中华历史上政治文化的又一次繁荣。甚至各种反对派思想也得到生息发展。后世皇朝尤其是元、清两代专制帝王均无法与之比拟。
值得指出的是，布衣刘邦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贯反儒的。在对待儒生问题上，刘邦的思想始终是活跃进步的，其态度也在因时而动。
随着形势逐步明朗，包括儒生在内的各派贤达也大都来到刘邦身边。虽然他们均领教过刘邦的所谓大不敬，却都有感于刘邦的豁达大度，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并成为知己。如刘邦的重要谋士，常居其左右的楚人陆贾经常在与他交谈时称引《诗》、《书》。刘邦便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当时陆贾还体会不到似后世帝王那样对臣子的淫威，于是便针锋相对地回敬：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番尖锐却贴心的言语便打动了刘邦，“……高帝不择而有惭色”，转而向陆贾等人请教，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为《新语》。
——见《郦生陆贾列传》
可以想见，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是深深为高帝的谦恭人品所打动了的。
在陆贾等人的启发下，也是因为巩固汉初政权的需要，刘邦的思想开始向儒学倾斜。为完善礼仪制度，儒生刘叔敬及百余弟子逐步得到重用。特别是在汉十二年十一月，即刘邦病死前几个月，在平息淮南王英布叛乱后的胜利归途中，刘邦还忍受着战斗创伤带来的严重伤痛，绕道曲阜，以皇帝身份在历史上第一次以隆重大礼祭祀儒学始祖孔子。如果他确实像始皇那样真心反儒的话，则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此举不仅彰显他自身高尚的文化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帝王尊孔的先河，这在中国儒学史上极具意义。它透露出一个也许当时人们还不完全理解的信息：“封建统治者已开始发现并认识儒学的价值，并愿与之结为同盟。”刘邦集团这一行动，对统一的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的汉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前无古人的奠基作用。⑧
平心而论，身处社会空前动荡时代的刘邦对儒学的兴盛，尽到了他所能尽到的责任，给他戴上一顶“反儒”的帽子实在有失公允。再者，恐怕也并不代表儒家的主流本意。 。 想看书来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10）
诚然，汉高祖在世时未能将儒学作为汉家指导思想，但也未采取秦朝之文化专制主义，而是对各学派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千万不要忽略刘邦时代的重要意义，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昌盛和繁荣，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对此，司马迁曾无限感慨地称颂曰：
……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汉兴，承弊应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见《高祖本纪》
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一定会令你无限倾慕不由自主地随之融入那个伟大的时代。
刘邦病逝50年后，强调维护和神化皇权的儒学，自然得到了急需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刘彻的重视和支持，武帝时代在成功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完成了汉王朝对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构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伟大贡献。人们往往将此归之于武帝，实际上，如果没有其先辈高祖皇帝的奠基之功，则无法想象刘彻能成此不世功业。
8。“独尊儒术”者容忍了戏辱刘邦之流言
董仲舒是西汉精通儒学的大学问家，在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几次王国谋反事件，认为应当树立大一统思想。他顺应汉武帝政治上的需要，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又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等及迷信思想，使儒家学说变成一种服务于封建皇权政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的理论。因而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汉武帝采用策问（考试）的方法，凡对策，公开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不取，独取董仲舒等儒生，都给好官做。……从此诸子百家被黜，儒学独尊。”*然而，尽管儒家们忠于汉武帝，却无法摆脱其学说之狭隘的“唯我独尊”思想的禁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前朝乃至开国皇帝刘邦曾经有过的“不敬儒”之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在排斥###了黄老学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后，他们容忍了恰恰是由于刘邦的宽容大度才形成的民间对刘邦人身侮辱谩骂之流言，尽管其中有许多只是宫廷倾轧中见怪不怪之事。
虽然《史记》对刘邦的记述也均是称颂有加，但却无法阻挡某些文人以隐晦手法将这些流言记入演义、野史之中，使之传留后世，甚至对太史公书进行随意篡改，更不必说民间夜话之类。俗话说“恶人不可得罪”，或许正是“作茧自缚”这个谶语也令刘邦难以逃脱被后世戏弄的命运。
9。人们总愿同情弱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邦之为司马迁称道并为史界公认的另一主要长处便是“能谋善听”。他虽然一言九鼎，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却总能虚怀若谷地广泛听从臣属的建议。宋代学者洪迈《容斋随笔》赞之曰：“事无大小，必谋之于众人。”即便是立废太子之家事，他也能倾听群臣意见，而不受爱妃戚夫人之左右。与唯我独尊的霸王项羽形成了鲜明对照。
可以讲，“丰沛将相集团”的军政大计虽然是通过刘邦发布的，但其中许多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张良、萧何、陈平等常出妙计良策，其中不乏诡诈狠招儿。据《汉书·高帝纪》载：
汉（王）遣陆贾说（项）羽，请（放回被楚军俘虏的父亲）太公，羽弗听。汉复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危）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十月汉军（背信弃约）追项羽至阳夏南，……十二月，围羽垓下。……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三、平民刘邦蒙辱的历史背景（11）
意思是说：楚汉双方在长期对峙消耗后，约定以鸿沟为界，罢兵言和，各归东西。此时张良、陈平意识到有机可乘，趁楚军因签和约失去戒备，移军后撤之混乱时，建议汉军立即全线跟踪追击，以猛烈攻势致敌于死命。刘邦接受了建议。虽然“兵不厌诈” 但汉军之行动必竟属弃义之举。然而后世极少有人责备张良、陈平狡猾阴险，却均剑指刘邦奸诈无信。
罪在上皇，功在臣属，同情弱者，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评价政治人物的一个特色。后世帝王则大都从“刘邦受侮”之史实中吸取了教训，无一例外地强化了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监督，并加大了对邪教异说的打击力度。
10。文人不可轻，人言真可畏
魏晋隋唐以来，儒学孝道随着封建社会逐步进入了鼎盛时代。各种矛盾加快激烈碰撞，落魄政要、失意文人、骚人迁客，对世间丑陋现象严重不满，自然要寻找话柄发发牢骚。
只是他们心里还清楚，当朝皇帝是骂不得的，指桑骂槐，攻击前朝帝王正可一石二鸟。这些自命不凡的劳心者，自然会把流传于民间抄本之中，曾对儒学大不敬的秦始皇、汉高祖作为攻击对象。
始皇赢政，本来便是个凶残至极的野种，焚书坑儒，世人皆知，自不必说；刘邦，外号刘三（易中天先生则为刘邦新命名为刘小），出身贫贱，市井流氓，包括父辈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的乡间老儿，凭什么五十多岁还坐上皇帝宝座？我等举人秀才‘，学富五车，却只有受气的份儿，……既然你刘邦已成为众矢之的，不骂你骂谁？而私下则会骂杨坚、赵匡胤背逆篡朝，骂李世民逼父杀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