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1-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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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派快板 《小寡妇上坟》 何云伟
传统相声 《学西河》 郭德纲 邢文昭（伴奏：张长纪）
评书小段 《三打瓦岗》 潘云侠
传统相声 《双学山东话》 郭德纲 李 菁
相声小段 《三个妖怪》 曹云金
传统相声 《八扇屏》 郭德纲 李文山
相声小段 《推车》 徐德亮
快板书 《奇袭白虎团》 梁厚民
群口相声 《卖马》 郭德纲 王文林 张文顺
助阵演出的梁厚民先生是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当天表演的《奇袭白虎团》当年由他首唱并举国皆知。电影《没完没了》里，曾经当过相声演员的傅彪还打着“七块板”演唱过其中一段。
而郭德纲演出的四个段子中，《学西河》属学唱为主的“柳活儿”，是他常演的保留节目，很多前辈演员如天津的于宝林、北京的郭全宝等人都曾表演过这个段子，但郭德纲曾拜师天津的金文声先生学习西河大鼓，所以能够真刀真枪地在台上手执鸳鸯板、打起鼓套子、跟着弦师唱起正宗的西河大鼓书来——这在当今的相声界没有旁人可以办到；《双学山东话》脱胎于传统相声《学四省》中的学说山东话一段，郭德纲除在其中加入大量新的包袱外，甚至还加入了一些颇具无厘头精神的元素——他扮演的有钱人身穿长衫头顶礼帽，脖子上的白围巾则是用卷筒卫生纸代替的，演到一半嫌那围巾长时还会当场揪短一截；《八扇屏》是传统相声的经典作品，以行云流水的大段“贯口儿”见长，郭德纲从小学评书，这一段又是常宝丰先生给他开蒙的段子，自然驾轻就熟；而最后一段《卖马》是歪唱京戏《卖马》的群口“腿子活”，当年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大师曾合演过并有录音传世，郭德纲在广德楼就曾搬演过这个段子，其中秦琼的几句唱词：“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郭德纲第一句学余派、第二句唱谭派、第三句用言派，第四句又变成了麒派，之后几句又先后转到评戏、河北梆子……每唱一句台下便炸出一片叫好儿声，至于后边唱着好好的《卖马》突然串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黄鹤楼》甚至“卖布头”里的吆喝声，每个包袱都堪称奇绝火爆——一场演出里放进这么多有份量的好段子，占够“说学逗唱”四个字，郭德纲是铆足了劲了。
相声大会的声势愈发壮大，茶园经理也不断要求增加分账的份额，先是“三七”，即所有门票收入后台三成演员七成，后来逐步升格为四六、五五，而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倒二八”，演员二成、剧场八成。当时的票价是每人十元，即使每天都能坐150位观众，按倒二八的分账比例，后台十几位演员总共也只能分到300块——每人不到20块钱。
郭德纲说：我不干了。
在华声天桥停演约一个星期后，郭德纲来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找朋友串门儿，得知这茶园除了每天晚上接待一些来北京的游客，演一些顶伞、古彩戏法之类的节目，大部分时间都闲着，便有了在此继续把相声大会办起来的心思。他找到负责人去谈这事儿，竟然很顺利的就成了。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9）
一星期后，2004年10月23日，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易址重张。
北京文艺台相声节目《开心茶馆》的节目主持人大鹏在天桥乐茶园的北京相声大会开演第二周，也就是2004年10月30日，就赶到了这里。据他回忆，当时台下也只有不足三十个人。大鹏此前曾经到过华声天桥的相声大会演出现场，并且有过要在现场录音后在节目中播出的想法，但当时后台的设备达不到录音要求，而这次的天桥乐茶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录制了现场演出录音，剪辑后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一周后，北京相声大会再演出时，台下人数增长到大约六十位了。
直到2004年11月27日，一场名为“传统相声濒临失传曲目专场”的演出在天桥乐茶园上演，之前的几天，郭德纲以及张文顺、邢文昭等几位演员被大鹏请到《开心茶馆》节目的直播间，进行了一期直播访谈。几天后的这场演出，台下坐了二百多位观众——这是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后的第一次爆满。
一周后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则又是一场爆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当天有一个观众自上海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2005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年12月4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90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
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
祖师爷赏饭
在郭德纲忙于转战几处茶馆剧场办他的“北京相声大会”演出的2004年，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拜师。
2004年6月8日，郭德纲与一位来自东北的名叫荆林野的曲艺作家，一同拜入相声演员侯耀文门下。主持拜师仪式的相声演员刘全刚在当天说的最多的词就是“拜入侯门”。
解放前的相声界对师承辈分非常看重，没有拜过师的演员在行内被叫做“海青”，这和梨园界里不允许没有正式师承的演员搭班唱戏是一样的。解放后，曲艺行经历了诸多变革，但拜师收徒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下来，甚至还有不少“组织上”安排拜师收徒的先例。比如，和郭德纲长期合作的张文顺拜入“滑稽大鼓”名家“架冬瓜”门下学习滑稽大鼓，便是由组织上撮合安排的。
郭德纲童年时，最早教他评书的高祥凯老先生便曾一度想收他为徒，但后来听说他在随他学评书的同时还在学相声，便很有些不高兴，对郭稍有疏远，再加上高先生家当时因为家中琐事常闹家务，家里气氛不好，去了也没什么时间说活，郭德纲也就去得少了。收徒的事儿再没提起过。
而在郭德纲随常宝丰先生学相声的其间，也曾有人提议常宝丰先生：这孩子跟您学，收了他不得了么？可是常先生却坚持说：我不能收徒弟。其中的缘由，到现在郭德纲也不曾弄清。所以，虽然后来曲艺界的一些人士向别人介绍郭德纲时常会说起：这是常宝丰的徒弟。但是，郭德纲却从来没拜到过常先生的门下，也从没主动提过这拜师的事儿——当时年纪也还小，觉得“拜师不拜师也无所谓”。所以，常宝丰和郭德纲只能算是有师徒之实而无师徒之名。郭德纲认识常先生时，常先生尚不足四十岁，所以当时郭德纲对常先生及夫人一直都以“叔儿”、“婶儿”相称，直到最近几年才按照相声行内的辈份改口叫“九爷”、“九奶奶”。
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经历其实颇引起了一些波折，他1995年的“含恨”离津，也与第一位师父有关。
这位师父姓杨，郭德纲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按照郭德纲的说法，这是一个“很执着很认真的人，但是可能是受文革的流毒侵害，行为意识和做事都有点左，左得厉害”。郭德纲1989年自北京回到天津时，这位杨先生正担任天津市某区文化馆的馆长，他很喜欢郭德纲，便建议郭德纲到他所在的文化馆去工作。
一天晚上，郭德纲与这位杨先生，以及另一位相声演员靳先生一起吃饭。这位靳先生门下尚无弟子，而几位师兄弟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时正急于找寻一位合适的弟子，以免师父传下的这条相声支脉在自己和师兄弟们这一代断绝。于是，酒席之间，靳先生便向那位杨先生提议道：不如收了德纲吧？咱俩人收了他吧。杨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于是郭德纲就同时成了杨先生和靳先生两个人的徒弟——这是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相声行内对这种拜师形式有专门的说法，叫做“一马双跨，一门两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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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0）
相声界把徒弟拜师的仪式叫做“摆枝”，并且还要有“引师、保师、代师”等等说法，郭德纲的这次拜师并没举行任何仪式，但天津相声界也大都知道郭德纲的这一层师承关系，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相声演员谱系中，郭德纲的名字被写在这位杨先生的名下，郭德纲证实说：“这是对的。”
拜师之后不久，郭德纲就被招到杨先生工作的文化馆，除去负责一些群艺工作，馆里的一些往来帐目也由他经手。在此期间，区里调给这位杨先生一套房子，身为杨先生弟子的郭德纲当仁不让的帮着师父家忙起了装修。杨先生是馆长，装修中的一些费用便都是从文化馆的账目上报销掉了，这些事情，都是由郭德纲经手。时隔不久，郭德纲家也要装修一套房子，便私下里找到师父，问我们家也快装修了，可不可以也这样报销？却没想到杨先生马上翻脸，教训起了郭德纲。根据郭德纲的回忆，杨先生当时义正言辞的姿态让二十出头的他心中很不服气，“不让报偏报”，就将自己家装修时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款项拿过来以同样的方法报销掉，共计有几千块钱。
就是这几千块钱，成了后来师徒反目的导火索。
不久，文化馆里查帐，会计看到馆里的账目心中纳闷：小品队的演出开销里怎么竟然还有什么油漆钉子之类的东西？于是将此事做了汇报。当时天津市正在各级机关中开展反腐倡廉运动，文化馆里一些员工联名写信给市委书记，检举揭发杨馆长。杨馆长大为恼火，尽管文化馆的书记及会计都打算息事宁人，但他还是赶奔所在区检察院去揭发检举本单位职工郭德纲的贪污行为。
后来，检察院立案侦查，最后的结论是免于起诉。但从那开始，杨先生停止了郭德纲的正常工作和收入，其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郭德纲的工作安排是：每天早上七点到文化馆，开始打扫前后两个楼，以及其中四个厕所的卫生；八点钟，准时到杨馆长处领取一本稿纸；八点到十二点，必须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一本稿纸写完，要写的是自己的思想认识，要“挖出思想深处的错误”；中午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下午一点，回到文化馆，再领一本稿纸，继续写。而且，郭德纲每天写满两本稿纸的思想认识中，如果某一天写出的某一句话和之前某一天的内容重复，杨馆长会把这一本稿纸撕掉，让郭德纲重写。而在郭德纲每天清晨扫厕所的时候，杨先生偶尔会出现在他的身后，对他说：你认便宜吧，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用舌头舔也得给我舔干净了……
文化馆的一群业余演员偶尔到各地演出，这种时候，郭德纲的任务便是负责装台、跟车。通常是用一辆天津雁牌的双排座卡车，卡车后斗装完道具布景后，郭德纲也坐上去押送这些东西。有时候东西装得太多，郭德纲就得骑着自行车在车后边跟着。而且，一旦杨馆长发现卡车到了演出地点，而骑自行车的郭德纲还没到，便会马上派人到郭德纲的父亲所在的区公安分局把他找来：为什么你儿子还没到？
郭德纲后来离开了那里，文化馆扣发他的几年工资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离开时，杨先生专门找到了郭德纲的父亲，对他说：只要离开我，他会死得很惨，不是被逮起来就是会犯大错……
从文化馆出来之后，郭德纲去投奔天津的一个小品演出队，负责小品队的是一位著名的相声作家，听郭德纲说要来参加小品队，作家高兴地告诉他：好啊，我们这正缺人呢。而第二天再去，作家却一脸尴尬地告诉郭德纲：我跟你师父通了个电话，我们不缺人了……
此前的郭德纲对师父一直很尊敬，每年师父去医院疗养，他都要在医院陪床，陪他聊天到凌晨四五点钟，睡两三个小时后爬起来再去文化馆上班：“我对他的尊重本来是要超过我对我父亲的尊重。”但是，这些事情发生后，师父的形象在郭德纲的心中“被彻底的颠覆了”。而师父给他施加的压力，也成为他最终“含恨”赴京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事情，郭德纲几乎从未曾对人讲过。在天津时，他是相声界的晚辈，说了也没人信没人听。来到北京，离开了那个人群和环境，也就更没什么讲述的必要。2005年11月，郭德纲离开天津整整十年之后，在北京天桥乐茶园的后台，他用低低的声音向我讲述这些事情时，后台包括他的徒弟、朋友一干人等也在一旁屏气凝神的聆听。讲述完毕，郭德纲叹息一声，换好大褂，登台表演。
当年拜杨先生，是郭德纲在相声界的第一次拜师。几年前，他曾拜在天津的老曲艺艺人金文生先生门下，算是金先生在西河大鼓门儿的徒弟，并由金先生赐艺名“增福”，但这并非相声门里的事情。相比之下，郭德纲在相声门内的第二次拜师就更加为人所知，这恐怕也与侯耀文的鼎鼎大名有关。很多曲艺迷中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