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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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2）
无论如何，应该谢谢《黄巴士》促成了这场争论，惊醒了不少成年人。因为，孩子对
“新移民”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成人社会不同看法的折射。
。 想看书来
香港原来是戒烟好地方
2000年3月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八十岁时仍然身板硬朗，别人问他有甚么养生之道，回答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加上连串笑声。不过，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不算特别长寿。我的长辈中多位老太太活过九十，有的也是“抽烟、喝酒、不锻炼”，有的则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锻炼”。所以，世事无常，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作准的东西。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我从来不会劝他们戒酒、戒烟或者节制饮食。人老了，生活中的乐趣本来就不多，还要他们放弃那些嗜好，为的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趣无味半死不活多拖上几年，弄不好还会催命，又何苦呢。有办法让他们吃得好，喝得好，能抽上最好的烟，才真正是为他们着想。不过，我自己还是把烟戒掉了，而且已经整整七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够成功戒烟的几乎没有，有的人说是戒了，但看到别人在抽烟，仍然会忍不住讨一支点上，可见他心里还是很想抽，平时只是强忍着。我却没有这种痛苦。我停止抽烟之后，闻到别人抽烟就会不舒服，甚至反感。据说，戒烟的人到了此“境界”，才算彻底戒了。但我也没见过别的甚么人像我那样戒烟的。实际上，我不是“戒”烟，就只是不抽了。一九九三年，我还在一家美资媒体集团里打工，有一天，公司管理层要全体员工投票表决办公室应不应该禁烟。为了照顾吸烟者的感受，规定须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禁烟令”才算通过。这反倒使我们这些吸烟的人有点不好意思，结果全都投了赞成票。从那一天开始，进了公司，不管在会议室、资料室以及通道等公共空间，还是自己的办公室里，都不可以再吸烟。开头几天，谁烟瘾上来了，就会到门外电梯前那一小块地方，站着抽上一支。不多久，那里的空气就变得特别污浊，垃圾筒顶上堆满烟头，不少还染上口红，由此可以估算出女性烟民的比例并不低。有一天，某位同事在电梯门口的墙上贴出一幅漫画，讽刺我们“物以类聚”的狼狈状况。此后，到那里吸烟的人也少了许多。有几次，我会到办公楼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里，找一张椅子坐下，抽支烟，看份报
纸，倒也不错，如果风和日丽，还有点忙里偷闲的味道。但碰到刮风下雨或者烈日当头，就变成受罪，只好匆匆忙忙抽上几口就回去，一点享受都得不到。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工作实在太紧张，一篇稿子刚改完，本来想下楼吸烟，另一篇等着发排或制版的稿子又送到桌上，这样一拖再拖，常常半天下来没有空隙时间可以吸烟。我的戒烟，就这样开始了。本来，一面动脑筋写稿、改稿，一面抽烟，大概是所有“文化烟民”的习惯。公司的“禁烟令”，等于强制性地把你的习惯分拆为二，写稿时不能抽烟，抽烟时无法写稿。但我打工就是写稿、改稿，而抽烟则已经变成偷闲，相比之下，打工当然更加重要。事情一多，抽烟时间就不得不推到后面，次数越来越少。渐渐的，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烟瘾”小了许多，半天不抽也没有甚么了，再下去，有时从早到晚没抽一支烟也就过去了。就那样，也弄不清楚从哪一天开始，我就不抽烟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戒”了香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下过甚么决心，或者对自己采取甚么强制性措施。香烟、打火机、烟灰缸始终放在桌子上面，抬头就看见，只要自己想抽烟，随时可以拿了就走。之所以不抽了，无非是工作压力太大，远远超过了“烟瘾”上来的痛苦。我有二十年以上的抽烟历史，别人问我戒烟的经验，我就先问他愿不愿意找一份从早干到晚，上班的地方又不可以抽烟，而且时时刻刻都忙得喘不过气来的工作。也许只有在香港才会有这样的“非人”环境，我若不从内地移居此地，今天可能还在抽烟，甚至更加厉害。另外还有一点，香港住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狭小，对我这种抽烟的“一家之主”相当不利。回想起来，我的戒烟，还是从家里开始的。一家三口，就我一人抽烟，另外两位就算不公开反对，看到你抽烟时皱起眉头，或者打开几扇窗子，你也会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平日上班，几乎每天都要半夜回家，不会再抽烟，大家相安无事。到了周末在家时，不能不顾及她们的态度，只能少抽烟以至不抽烟。一个周末才两天，“熬”过去还不算太难，碰到过年或者圣诞节放大假，那就要整整一个星期“节烟”。能够做到这一点，进一步戒烟就有了初步的基础。说到底，成功戒烟的最大动力一是怕老婆翻脸离婚，二是怕女儿离家出走，三是怕被老板炒鱿鱼。其他甚么为了自己健康啊，甚么奖励活动啊，甚么保护环境啊，甚么节省金钱啊，烟瘾上来时统统不会有用。我有个上海的朋友抽了几十年的香烟，老婆为他算了笔账，说是他这辈子花在烟上面的钱如果买手表（那时买只手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以把两只手臂都戴满。他回答说：别人不抽烟，我也没有见到谁有那么多的手表。”老婆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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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
2001年7月
这次暂不写上海，不写内地的事情，原因是最近去了几次台北，回来又看到香港几个蛋头学者搞的一份狗屁“研究报告”，很想讲一讲台北地下火车“捷运”。那项“研究”的结论居然认为香港人特别喜欢排队，而且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热爱排队的程度超过美国人一倍，十足的胡说八道！任何人只要在香港住得久一点，根本不需要甚么研究，都会发现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乐意排队的人群之一；除非在强制排队而且有人管着的地方，像是银行、邮局或者办入出境手续等等，香港人绝不会心甘情愿守秩序等候。最好的例子是香港的地铁站台上面，都画上了一道道排队等候上车的黄线，当中还特别留下让人出来的空档，可是你每次搭乘地铁到站时，哪一次不是被挤着要进车厢抢座位的人堵在车门口？而最近在台北坐了几次地铁，却发现那儿的乘客才是老老实实排队上车的。不仅如此，在所有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面，几乎所有的人，不管老少，都很自觉地靠右边扶手站着，留出旁边的空间让赶时间的乘客走动。香港地铁站里本来也应该如此，但就是有那一对对的恋人、一伙伙的学生、一窝窝的“全家福”，还有那些三五成群的菲佣，总是理所当然地把全部空间都挤满。看来台北的普通老百姓要比香港人文明一点，香港人则比台北人自私又自大。在台北，地铁车厢里面听不到“港式”的大声喧哗，也见不到年轻的父母只顾自己说话或看报，听任孩子一旁胡闹，肆意骚扰其他乘客。香港人本来就喜欢在地铁里面高声讲电话，旁若无人；近几个月，我发现他们在搭地铁时又有了新的娱乐方法，即一首接一首播放手机里面的“来电乐曲”，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好听还是无聊至极。香港地铁车厢里面能够打手机，算是领导世界潮流；台北的“捷运”系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预计年底就可以全线接通无线电话。为了预防车厢里打手机妨碍他人，破坏“搭车环境”，台北“捷运”公司已专门制订了《车厢内行动礼仪》，要求乘客打手机时一要“轻”，轻轻细语，降低音量，二要“短”，长话短说，三要“简”，车厢内尽量使用简讯传送。另外，在四个“捷运”车站里面试行电话禁音区，在三列火车上面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车厢定为禁音车厢。香港的地铁公司可曾想到过？台北的地铁叫做“捷运”，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建造时间最长、耗费最巨、黑幕最多的地铁工程。由于许多地方采用“开膛剖肚”的方法，又是几条线路同时动工，台北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都处在所谓的“交通黑暗期”，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建成之后，捷运”不仅已成为台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形成一种与地面上的台北市很不一样的“地下台北”。作家龙应台受市长马英九之请，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她最近在文章中谈到台北市的蜕变时特别指出：台北市地面上的街道壅塞不堪，人行道被机车（电单车）盘踞，骑楼被流动摊贩霸占，人们要在排放废气的车牌缝隙里穿梭。而地面下的台北却是个干净有秩序的环境，没有乞丐、没有嗑药族、没有娼妓、没有醉汉，甚至扒手也少有所闻……会有甚么例子比地下捷运空间的明快线条和时间效率，更能象征‘现代’呢？”香港的地铁管理有序，却从来是冷冰冰的，任何人进了地铁站口，除了搭车，没有别的事可干。据说当年香港设计地铁时，英国人认为中国人邋遢，车站里面就是不能开店铺，特别不能开饮食店，所以至今也只有几家小杂货店。台北的“捷运”车站里似乎有点乱，但热闹许多，像“台北车站”这站就是个商场，那里的诚品书店比敦化南路的总店还拥挤，那里的一家手机店月销量为全台北之首。与车站相通的停车场，则为台北市外来的驾车者提供了不小的方便。有个名叫“几米”的台湾艺术家，出版了多种“绘本创作”，最新一种题为《地下铁》，画的是一个盲女孩对地铁情景的想象和幻想，每一个场景都配上一首乐曲，一共二十五首，好看又好听。有一个场景画的是列车停在某个站台旁，一半的车厢里是天使，另一半则是死神，当中一节是那个盲女孩。昨日的悲伤，我已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一站是终点？还是另一个起点？”配的曲子是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理查？施特劳斯的《在寂寞的家园》。香港的地铁很难引出如此的意念。台北的“捷运”还有另外一些不同于香港的做法。类似“八达通”的电子卡尚在试用当中，储值卡新台币一千元的打八折出售，五百元的就卖五百。车站里面的站台上，特设夜间专供妇女候车的地方，可能有监视器录像监察。另外，台北的地铁站内设有男女洗手间，不像香港的地铁设计者那般不近人情，乘客连拉屎撒尿的权利都没有。
香港最神秘的货柜车“司机大佬”
2001年8月
他们每天清早开着货柜车从深圳出发，经过皇冈—落马州口岸进入香港，傍晚前后又原路返回。他们驰骋在香港的道路上面，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十分偶然迷了路，不可以打开车窗同路人说话；就算他们有机会同香港人交谈，十有###也是“鸡同鸭讲”，因为他们多数只会说普通话，更听不懂广东话。他们在香港的开车时间最长的不过四五年，但对香港路况的熟悉程度绝不逊于有几十年经验的本地老手。甚至，他们在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熟背《香港驾驶员使用手册》的每一段、每一行，熟记香港和深圳的每一条干线道路，对香港近二百种的交通标志“一看准”、“一眼清”，可谓名符其实的“活地图”。他们还知道每一条隧道的位置、长度、单管道还是双管道、几线行驶，知道香港所有隧道都限制时速七十公里，唯有大榄隧道限速八十公里。亚视《百万富翁》里面如果有这样的题目，不知道谁能够准确答出？这批香港最神秘的“司机大佬”，就是开着“ZG”车牌货柜车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官兵。他们每天为香港的十四座驻军兵营运送物资，却几乎从来没有踏足兵营以外的香港土地，他们的纪律就是如此严格。可以说，他们天天行驶在香港的道路上面，但从来没有真正“到过”香港。某位班长有一天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我真想到香港的街上走一走呀，体会体会，到底脚踩在香港马路上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嗯？”一九九八年之前，他们开的货柜车（山东潍坊出产的“斯塔尔”）没有冷气设备，天气再热，阳光再猛，哪怕驾驶室里的温度上升到摄氏五十度，汗流如注，他们都不会开窗透风。如果不巧遇上大塞车，他们在车头里憋上几个钟点，浑身上下如同洗澡一般，只能够靠随身携带的一壶冷开水解渴，还不可以下车“方便”。他们天天从许多香港人身旁驶过，有谁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今年六月，也就是香港回归四周年的时候，北京《中国作家》杂志刊载了两位军队作家的长篇报道《往来香港的军车》，对这支驻港部队的内情作了罕见的披露，却不见有香港媒体转载或介绍。香港报刊这些日子最感兴趣的是富豪争产或者明星互斗，早就不再派出“狗仔队”去监视驻港部队的动静，甚至常常忘了他们的存在。报纸上面偶尔有点关于驻军的报道，除了兵营向香港民众开放参观，多数是军车发生交通事故。前几天一辆驻军的吉普车驶出石岗军营时，在荃锦公路与一辆电单车相撞，虽然无人受伤，但按照驻军的规矩，驾驶吉普车的军人有可能被调回内地，从此与香港拜拜。去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某条道路干线上面超速行驶，香港警方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开车半年。这群特殊的货柜车“司机大佬”平均年龄要比香港同行小许多，开车的本事却不小。有一位班长参加驻军军事技术大比武，表演的绝技是把几十吨重的大型货柜车原地不动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掉头。他凭着感觉和经验，先找准车子的重心点，以最快速度把下面的地面打平，再用一个千斤顶把整架车子举起来，一个人就能够推着货柜车掉转头来。在每天的实际行驶中，这种绝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