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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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是很赏识他才华的。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狱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酒醉，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长生殿》剧作家的一生，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小人虽然难防，但却是绝对不能不防的。我想起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里，那最后一句话：“人们，你要警惕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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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1）
北京在大变化，菜市口也在大变化，完全不是旧日模样。曾是大清王朝斩首示众的这处刑场遗址，已经了无踪迹可寻。
想到那三百年间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所谓康雍乾三代，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为了讨好邀宠，未免说得太过头了的屁话而已。
那是一个冬日的小阳春，我从报上得知，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在出售一批旧书，遂去到那里。翻了半日，凡想买的书，定价都偏高；便宜的书，又不值得买，这样，乘兴而去，兴尽而返，因为空着手，而且时间富裕，便信步往虎坊桥走去。
自打两广路修成以后，一年有余，尽管有时坐车路过，匆匆一瞥，未暇细品，常以为憾。趁着雪后新霁，空气清新，便迈开老腿，打算一步步地体味一番。俗话说“走路”，“走路”，大概只有走，安步以当车，用自己的脚问候大地，才能找到这条路的具体感觉。
真是变化万千啊！
说老实话，走在这条极其敞亮，极其光鲜的展得特宽的新马路上，恍若来到陌生地界。如果不是一些老字号的牌匾，一些公交车路的站名，提醒我这是原来的骡马市大街，原来的果子巷，原来的米市胡同等等，几乎不敢认了。尤其，沿途不少旧房子拆掉，新房子未盖，已经面貌全非的工地，站在那里，难辨东西，焉知南北，举步迟疑，不觉踟踌。
由此可见，北京市在旧城改造方面，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动作之大，因而，城市面貌变化也着实是非常之大。不知不觉间，明代权奸严嵩题写牌匾的中药店“西鹤年堂”四个大字，映在眼前，金碧辉煌，阳光灿烂，自然，这就是菜市口了。
菜市口，可是一个拥有特殊历史的地段。
这可是古都一绝，京城一景，曾经是近代史上，拥有很大知名度的秋决场所。明、清两朝都在秋季处决犯人，而且都在菜市口。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适过菜市口，值秋决，刑人于市，阻不得进“，因而出名。但眼前焕然一新的菜市口，已是繁华喧闹的商业区，不但没有当日刑场肃杀的气氛，连前些年南城的萧条痕迹，也看不出来了。
然而，谈大清朝，不能不谈杀人；谈杀人，不能不谈菜市口。这些年来，电影，电视剧中的清宫戏，长篇小说中的清代帝王题材，用得上“泛滥成灾”这句成语来形容，这也给菜市口做足了广告。于是，这个原来矮趴趴，拥挤狭窄的丁字街，借着秋决的血腥镜头，遐迩闻名，世人皆知。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的塔桥旁的那座16世纪的监狱，成为东西方世界两处酷刑文化的重要遗址。
我记得1949年秋天来到北京，住在国会街老北大的工字楼。有人告诉我，出宣武门，一路往南，就是当年戊戌维新六君子殉难的刑场。到达菜市口，竟无人指点得出杀场何在？而且颇讶异我的好奇。也许那时革命成功，建国在即，对于改良主义的失败者，懒得提它，不屑提它，大家竟十分生疏起来。颇费几分周折，才打听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掉脑袋的地点，已无任何标志，更甭说纪念物了。
那时，四十年代末，这座城市还叫北平，南城一带，平民稀疏，街市冷清，破房旧院，路窄巷挤，很难想象清末百姓的民谚，“到菜市口看杀人去”，万人空巷，堵塞在这样仄隘湫陋的地段，看杀革命党。不免为烈士临终场面之局促，之龌龊，感到窝囊。
对好看热闹的中国人来说，戏文是主要的，角儿更为主要，至于戏园子的好赖，是无所谓的；京剧翻译成英文，叫做“Beijing Opera（北京歌剧）”，尽管北京歌剧出现过梅兰芳等许多名演员，而大清朝历经三百多年，民国又历经三、四十年，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一间像点样子的戏院。这就是北京人既能穷讲究，又能穷凑活的习性了。
几百年来，他们很满足这份厂甸庙会式的看杀头的娱乐，这份不花钱，不打票的血淋淋的真实场面，这份可供好些日子里，饭后茶余，对被杀头者或褒或贬的说话由头。挤就挤吧，挤着热闹，杀就杀吧，杀头好看。至于杀谁？谁杀？为什么杀？为谁而被杀？这些看戏的老百姓们，是不去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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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2）
我在想，当谭嗣同戴着枷锁，在槛车里，向围观者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班一脸亢奋的观众，会有什么呼应吗？他们只对马上就要砍掉的头颅感兴趣，而对这位革命先驱的豪言壮语，绝对是无动于衷的。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伸辨否？众曰不必言矣。乃径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门派来哨弁兵役二百人护之行，抵法场三下半钟。先杀康广仁，次谭嗣同，次林旭，次杨深秀，次杨锐，次刘光第。事毕已薄暮矣。……菜市口距广东会馆最近，康广仁死后，粤人竟莫敢过问。谭嗣同、林旭殓俱迟。……谭嗣同死不瞑目，李铁船京卿慰之曰：‘复生头上有天罢了。’”（民国· 姜泣群《朝野新谭》）
谭嗣同，字壮飞，又号复生。这最后一句令其闭眼的抚慰，告诉冤魂“头上有天”，又如何呢？不过由此倒也证明，作为先知先觉者，与那些后知后觉的民众之间，确是存在着不被理解的鸿沟，这才是他九泉下无法排遣的寂寞和苦恼呢！甚至，一个世纪过去，又有多少人在菜市口时，会想起封建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场百日维新，士子们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呢？
然而，1898年，六君子之死，清廷的丧钟随之敲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从此，菜市口作为行刑开杀的法场历史，也就结束。但是，回顾三百多年的大清王朝，那刽子手的大刀片儿，到底在这里砍下了多少人头，恐怕是永远也统计不出的数字了。
“康广仁便衣无服，被杀后刽子手将其首抛之极远，林旭穿补服未挂珠，余均便衣。杨锐血最多，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同上）
想到那些抛洒在菜市口的血，对于甚嚣尘上的，几成定论的，康雍乾三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说法，很不以为然，相当不以为然的。窃以为这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故作惊人语，说得太过头的大话。
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位皇帝，在奠定中国的一统局面，划定国土的疆域版图上，是作出巨大贡献的。然而，盛世二字，是加冕不到他们头上的。
第一，在经济上，并未达到汉代孝文，孝景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丰足；
第二，在政治上，也不曾达到唐代贞观年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取给于道路焉”，“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次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清明。（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第三，公元1662年至1796年，闭关自守的康雍乾三朝，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万邦来仪的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维护传统的农本主义，不求进取，拒绝整个世界的变革潮流，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失误。16世纪起，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欧国家，采取重商主义，已经积极向外拓展，而且人文精神的张扬，自由思想的提倡，促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而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异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偏窄心态，对民众实施严密的极权统治，对士子进行严酷的文化箝制，对海外保持严锁的封闭格局，对汉族精英分子加以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尤其可怕的，是最广泛，最深入，最彻底，最持久的 “奴才”教育，使得中国人（除极少数例外者），都成了失去思想，失去活力，失去神气，失去自我，永远匍匐在地，永远罪该万死，永远不敢抬起头来的磕头虫。
走过菜市口（3）
试想一下，一个三亿磕头虫趴在那儿，一口一声“奴才该死”的中国，怎么能称得上盛世。
甚至，到了18世纪中叶，近邻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康雍乾三朝的继承人，仍以祖宗规矩不可改变的死硬，顽固抵制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气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贻误良机，磨耗时光。直到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以后，才明白所谓的“盛世”光景，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是使中国落后于欧洲一个半世纪。
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象，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盖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覆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