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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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６—１８９页。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９０７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3）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１９０８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１９０２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他讲国文大概也会讲一些中国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茶花女》之类的新鲜事。
李权的家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后因有民族歧视之嫌，改为“达智营”。１６号，距离皇宫不远，距离五城学校也近。课外，李顺井仍从父亲补习《孟子》。晚年李济回忆：他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为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精神，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８页。父亲津津乐道的“性善论”，儿子听着听着就生出疑问：孟夫子提倡的“以牛易羊”的“不忍人之心”，似不如佛教“戒杀生”更为彻底。父亲斥责儿子的怪念头是受了佛教异端邪说的影响。李济在五城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对孟子的信仰越渐动摇。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人生观，父子间的思想冲突自此而生。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4）
晚年，老友费慰梅在记录李济的口述历史时写道：李济谈到少年时所受教育，认为“……当然，每个人的天分是有差异的，文学家从他记忆的文字中取材，历史家则从他记忆的历史中取材，如此等等。李济记得，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１９１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很重视科举考试这种绵延千年之久的对知识的测验，并表示赞同……（这仿佛说明）读书人是一贯受到尊重的”。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是否依稀折射出李济对父亲既感激又有些保留的矛盾心态？
第二节优游清华园
戊戌变法，迫使晚清行新政，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最初倾向东邻，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６年十年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后日方以学生滋事为由严加限制。１９０７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庚子赔款，计本息二千九百万美元，用于选派留学生。正是这笔尴尬的“庚款”，造就了后来的清华。
建于宣统辛亥年的清华学堂。（岱峻摄）
清华原是皇家避暑胜地，据说乾隆驾临工字厅，见山林变幻，清水环拢，绿树葱郁，不禁想起晋朝诗人谢琨的诗：“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于是，他题写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皇帝遂把工字厅命名为“清华园”。１９０９年夏，清朝外交部在清华园工字厅里设置“游学肄业馆”。先后派出了两批庚款留美学生漂洋过海。内中有李济日后的同事：语言学家赵元任、法学家王世杰和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巨匠胡适。
１９１１年，“游学肄业馆”易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十五岁的李顺井与一千多名士子同上考场，糊里糊涂地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他侥幸地成了同科录取的一百二十名新生的一员。
４月２９号，带着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在工字厅东侧落成，学堂里传来阵阵蹩脚的洋腔洋调，内中有一缕略带湖北口音的童声——李顺井开始了为期七年半的清华岁月。新的生活点燃他新的希望，“李顺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济”，字“受之”。
１２月２５号，隆裕太后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这一天，在清华园悠扬的圣乐声中，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此时的李济，自然想不到“小京官”李权因改朝换代生出的困惑。民国后，李权改在内务部做了几年佥事。
李光谟告诉我：父亲进清华以后，祖父对他学业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但刚到北京时还很有影响。爷爷对新东西还是接受的，觉得应该吹进一点清新空气，但他与现在的开明是不一样的。他反对孙中山，一场革命破坏了传统的东西。思想习惯有点清朝遗老的味道吧？他讨厌哪个人就骂哪个人“杂种”，他觉得孙中山不该搞辛亥革命，骂孙中山是“杂种”，很轻视他，认为他犯上作乱。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清华园中，庭院错落，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当时学生不多，教师不少。学校从教育方针到教学管理，从师资延聘到校园风气，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１９２０年到校参观的感受，“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清华的教育，从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这类小事做起。李济回忆：清华学堂在开办时，建有特别设计的洗澡间。在民国初年的清华，斋务处（等于现在的训导处）的一种特别工作为强迫学生在固定时间洗澡，为此，斋务处印了票，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在每一周的固定时间到澡堂去缴票洗澡。奇怪的是，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嫌这一办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就串通了澡堂的管理员，缴票而不洗澡，逃避记过的惩罚。……清华的清洁运动以及守时刻和讲效率的习惯，大致说来，并不是短期培养成的；但行到十年后，确在校内发生了若干具体的成效。所以大为哲学家如罗素等人所注意。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９页。清华的学生进校从中等科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初中至高中水平。开始读起。学校功课安排以英文为中心，要求“读写听说”四会，就连图画、音乐、体育课也由外国教师上课。这些正合李济的心意，他学好英文的目的就是想去学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科学知识，好为国家社会做点贡献。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5）
以培养留美学生为宗旨的清华学堂，向不重视“国文”，多把这门课程排在下午。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李济始终有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此间，他还遇上了两位使他终身受益的国文良师。教授马季立精通八股之道。据说他曾教过梁启超，颇赏识梁的作文，说梁下笔快，别人作八股，而梁可作十六股。民初，梁启超已为中国第一大名士，他在“反袁”运动中所写的文章轰动一时。因此李济等同学少年对这位岭南夫子佩服有加。马先生八股文式的训练，培养了李济快捷写作流畅表达的文字能力。高等科一年级，李济遇上国文教师饶麓樵。他讲授《荀子集解》，口讷不善言辞，偏好写黑板，等到板书写完，也就差不多到了下课时分。其实这也是一种重证据不尚空谈的训练。饶师对李济的读书札记颇为欣赏，批语中曾有“所见可与《困学记闻》相比拟”之语。《困学记闻》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读书笔记，这种夸奖自然令李济受宠若惊。从饶先生读《荀子》，李济不限于辞章义理，逐渐对荀子的思想发生兴趣。他以为荀子《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很合乎自然科学的发端思想；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也契合了现代*政治的理念。然而，这些两千年前就绘就的社会蓝图，至今仍难以实现，到底是先贤的思想不彻底，还是*与科学这东西本不符合中国国情？李济想到，也许只有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才能寻到“救国良方”。00清华的环境，与城市隔绝，来往的交通大半靠骑驴、坐骡车；人力车与自行车是最快的代步，火车每日停清华园的班次极少。城内的新闻纸，要下午方到，那时北平的报纸除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外，都是为当权的军阀宣传的。上海报总在发行日期一礼拜后方能到北京。城内、城外通电话是有限度的，我在清华园作了七年半学生，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理由极简单，我的家中固没有电话，学校内也没有让学生通电话的任何方便；有事时，只有写信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