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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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寓西南（9）
坐镇昆明，李济多头遥控。此时，中博院人多到了昆明，战前收集的一百三十箱珍宝却转运在重庆。中博院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是郭宝钧，李济曾称赞他是同人中最不怕困难，最能想办法的人。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大轰炸。李济担心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内的文物安全，５月２８日致函郭宝钧，“此次敌机袭渝，美丰银行遇灾，查本处在美丰保险库存有箱件一只，内皆要件，是否有损失情形，务希即速示知。沙坪坝对象点交，亦请从速，完毕后应即设法移入山洞。”移入山洞只是权宜之计，６月３日，李济函请交通部何淬廉，“将此物之一部分运滇，需用载重车约四吨左右……”所档：考１８—２９、３７。６月中旬，首批转运文物五十三箱终于运往昆明。
剩余的文物只能就近转运庋藏。郭宝钧多次驰报李济，准备将那七十八箱文物运往乐山，已与迁往乐山的故宫博物院负责人马衡接洽，拟共同保存。但留守乐山的人选一时难定所档：考１８—４９。。８月初，七十八箱文物终于装上“民裕轮”，由中博院重庆办事处李开泽随行押运。８月１９日，李济电告郭宝钧，据乐山马衡电称，“民裕轮启运时李开泽未随行，托故宫照料；故宫无人，希自派，请即电马长寿赴乐山照料。”所档：考１８—８８。许是情况紧急，李济电文措词欠周，郭宝钧次日回电：“恳废年而后请予以接近古物接近图籍之方便；准予辞去干事职务，但愿不作事务专事写作；博院请假最好一年报告缴卷而后再供驰驱。”所档：考１８—９１。这岂不是釜底抽薪？李济立即复函开释劝慰。
这边还在信函往来，那边敌机猝然又至。８月２２日，马长寿赶往乐山，他领有两项任务，一是押运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近三年来采集的十二箱民族文化标本去乐山存藏；一是赶去乐山接受重庆转运来的文物。路上遭遇不测，他即电告李济，“敌机轰炸嘉定，成都运来公私书籍、仪器、衣物、新由越西采集之标本及公用家具皆毁，由渝运到古物万幸无恙，正设法起运，关于炸毁部分当另立清单，旅行社出证明详为呈报。”所档：考１２—１０—１０。
８月底，马长寿终于将“渝运标本全部妥措安谷古佛寺”。１１月，尹焕章从重庆赶往乐山，替换马长寿。年方三十的尹焕章，也是史语所的老人。他参加过殷墟第八次发掘，还在小屯、后冈、侯家庄及浚县辛村等地，多次参加田野考古。而今，他离开单位和同伴，独自留守古庙安谷寺。
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李济奉*令，冒着敌机轰炸和匪患不靖的危险，赴贵州安顺、四川重庆、乐山、峨眉等地调查故宫古物搬运及存放情形。乐山安谷镇的几户宗祠和古佛寺等处存放着中博院和故宫文物共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李济来到安谷镇，看到文物无恙，见到下属尹焕章独自留守，尽职尽责，既欣慰又感慨。那时，他们谁也想不到，再次相逢会是六年后的抗战胜利。
四、 鹤归去狼烟起
１９４０年，李济家住在昆明郊外的龙泉镇，三个孩子——长女凤徵、次女鹤徵和小儿光谟却要在离家有十多华里的岗头村南菁学校上学。每周只星期六回家，星期天返校，路上接送孩子多是爷爷李权。李权眼里，“姐弟三人来往相随，形影不离。予尝步至郊外迎送。虽当乱世，颇有家人之乐焉！”祖孙间的天伦之乐，在战乱流离的背景下被演绎得格外动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六章 流寓西南（1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权老人写道：暑假将届，鹤徵毕业初中，研究课程，志升高中。乃于五月三十一日忽患腹痛。凤徵即回家报知。予催济之省视，济之乃冒雨赴校，就近送入白龙潭医院。据云，系急性肠炎，须用手术，济之酷信西医，乃允开肠诊治。距离一昼夜，竟已殒命，时六月二日，为济之阳历生辰。
佑余与凤徵光谟痛哭入门，予乃惊悉其变，放声大哭。久之，作交致祭并赋诗词数首，以抒予哀。鹤徵循循礼法，励志前途，亲友皆钦其为人。忽遭斯变，闻者无不流１９３９年龙头村弥勒殿二楼李权老先生过七十二岁生日。（董敏提供）
涕……李权：《年记·民二十九年》（未刊稿），原件李光谟提供。李光宇是跟随李济多年的远房侄子，在外押运文物时收到芮逸夫６月５日昆明来信，信中写道，“近一月中发生两件大不幸事，吴均一先生之女公子及济之先生之二小姐均因病不治。”得知噩耗，李光宇立即致电叔叔婶婶，“惊悉二妹不幸去世，真如晴天霹雷，伏乞叔婶付之达观勉抑哀思。”均一，即吴定良的字。所档：考２０—３１、３３。这件事对李济是一次心灵的重创。６月２日那天，正值他的阳历生日。与那个时代的洋博士一样，李济对农历、中医、戏剧、对联和格律诗等国粹向来评价低调，但从此以后，他便不过阳历生日。
这年９月１０日，李济致信傅斯年：“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便中一商。”骝公即指骝先，朱家骅字。所档：李１３—３—３６。１０月２７日，李济正式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递交了请辞信。１１月１０日，朱家骅回函：“博物院之筹备得兄主持开始即已佳善，至于考古组主任一事，自始由兄主持得有今日之名，且同事皆兄之老友岂可言辞，万乞打消以上两意。”所档：考２３—９。１１月１７日，李济再致信朱家骅与傅斯年，“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永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所档：李１３—３—２。
时局已不容李济推辞。１９４０年秋天，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株洲，先头部队抵达长沙附近。日寇两支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胁西南，逼近陪都重庆。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１０月１３日，日机疯狂轰炸昆明联大，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同济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在小坝附近炸死。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都在酝酿搬迁。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石璋如回忆：长沙会战紧接而来、气氛紧张，同时广西边区也与日军有接触，放在长沙、桂林两地的东西都需要运回来，滇缅路却又遭到英国人封锁，情势便相当吃紧，日本人飞机又常来昆明，虽然在乡下的我们没有看见飞机，也经常听见警报，于是六月就决定再搬家，让芮逸夫先赴四川考察，考察过后再决定地点进行搬家。
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搬家之前就得预备装箱。此时图书馆的书都上架了，各单位预备作事情也都已开箱，却又要装箱准备搬家，于是分别装箱。比如说三组的铜器、陶器装箱，是有规矩的，装箱的王文林、魏善臣都是熟手。有的原先未开箱就维持原样。已开箱的，就运用田野、搬家累积的装箱经验——用棉花、纱布将器物缠起。原先在安阳装运甲骨的柳木箱子，箱子上头已有裂缝，此时就得更换新箱。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１９—２２３页。１９４０年秋，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由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浩大工程。行前，各单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货多少车，每车的货物都有清单。史语所的人员参与押运，个个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
８月，傅斯年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押运员潘悫很快就有回音：“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旅途辛劳，如１０月２１日董作宾致石璋如的信中所言：“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即宜宾），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从左至右）40年代在昆明。（李光谟提供）
月为好。因内人病，请代买鱼肝油和温度表。又，过毕节时，乞代买洋布数丈。”所档：昆１７—６—２６。李庄的长江边上。（石璋如摄）
其时，路上多有站卡，人货不能混装。史语所的家眷多是妇孺老幼，时值寒冬，长途出行艰难。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得到傅斯年的报告后，立即商请相关方面予以解决，最后云南方面同意从昆明开一客车，由史语所“包其客坐”。
李济要组织装车和押运，自然顾不上妻儿老小。二女儿殇后，长女凤徵一夜间老成了许多，她是妈妈的帮手，爷爷的拐棍。长途迁徙，就是她领着弟弟照看全家随大队伍艰难前行。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曲靖，懂事的凤徵写信向父亲报告一路平安的佳音。五天之后，李济得知了客车途中抛锚的消息，领队李方桂电告傅斯年：“同人搭中国运输公司车到曲靖时车胎坏了。如新车胎不来，应如何办理？请速示。”傅斯年内心的牵挂与李济一样着急，他致函交通管理部门：“乞发电文致王受庆，电告川滇客车停曲靖，与尊处卡车不能同行，前程堪虞。方桂来电可否退票，已电就近酌办，乞兄一查。如有匪警或客车太坏似退回；亦可乞代决定。”天寒地冻人烟稀少，又是一周过去。１２月１１日，傅斯年再致电王受庆：“内子所搭川滇包车破烂不堪，曲靖行后便无消息。因车多妇孺，恐山中出事。盼兄即询刘希古及他主管人情形如何。”最终总算化险为夷，此次经历在石璋如后来的报告中是“苦不堪言，两梁（梁思永、梁思成）均病”，李济一家老父病妻弱子一路受苦可想而知所档：昆１７—１—２３、１６—９—１２、１７—１—２４。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1）
黄剑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了人们对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热切关注。譬如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都曾引起轰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有“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明的灿烂，同时也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的甚至成为了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考古发现具有如此显著的效应，所以考古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日益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但如果要问：中国现代的考古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倡导和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是谁？能够准确回答的可能就不一定很多了。
其实这段历程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淡忘的。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发生过很多故事。在考古事业兴旺发展、影响日隆的今天，来追本溯源，对我国考古事业最初的发展历程加以回顾，无疑是一件引人入胜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读到岱峻著《李济传》，就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这段历程，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考古领域的人物和故事，读来使人神往，也令人欣喜，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传神精彩之作。
李济这个名字，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不会很熟悉，但学术界和考古领域的大都知道，无论是在考古和学术研究领域，或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他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李济，自幼随父居京，青年时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相继取得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和社会学硕士，27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以来向国外选派的众多留学生中，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1923年李济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讲授现代科学考古方法。不久，29岁的李济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五位导师”之一，主讲的课程主要是古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金石学，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李济在中国最高学府讲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科学的考古学”，不仅倡导了一种新的研究与治学方法，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之门，显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近代考古学已经走向成熟。1895年与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两次来到中国，对中国西部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古调查；接着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多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探险考察；此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彩陶文化”遗址。李济对此深为感慨，认为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但中国的考古事业还是应该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做。1926年李济来到山西晋南地区，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李济采用的探沟探坑发掘测量与绘图编号记载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张光直后来所评价的：“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