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做的一件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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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那天是情人节，街头四处飘扬着各色玫瑰花。玫瑰和巧克力不适合我已成熟的“季节”，准备了另一种浪漫等候。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情人节也到了，在小渔家的楼下，趁着燃放烟花爆竹的欢笑，我送给她一本又是全世界印数最少的书，一册装帧精致的漫画绘本，由专业的绘画公司手工制作，书名《一起去北极看圣诞老人》，书里平安夜邂逅的漫画故事是我编写的：永不更换的手机号码，永远为你开机等候，带你去北极实现你和我心中的梦……
缤纷焰火的衬映中，小渔红扑扑的脸庞更显文静、美丽，她欣喜地接过这本书，认真翻看着书中那些惟美的漫画和那个浪漫的邂逅故事，显然已为之动情，突然，她却意外地把书还给了我，说：漫画很美，故事动人，书很精致，但是我不“借阅”。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是一本早已被子菲比喻的“借阅的书”，再好，读后必须归还。小渔更明白这个比喻，索性她连“借阅”都不愿意。
回到家里，我把小渔没有收下的这本书，顺手插进身后的书柜，隐藏在满架的好书丛中。
最古老的树与最高的桥
漫山遍野飘散着油菜花味道的时节，经历了沪蓉西高速路的一路风情，在这里拣起其中的一二片。
从湖北省利川市汪营镇进入沪蓉西高速公路，要经过谋道镇，老特突然把车停在路边，说：这里有一棵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水杉树，称为“水杉王”，我们去看看！
可能是我无心，曾途经往返这里多次，一直不知道，也未曾听说过“水杉王”。顺着老特的指引，这棵水杉树就生长在离公路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树高30多米，差不多12层楼房的高度，根本不需要我的形容，她就挺拔、伟岸地矗立在那儿，我由衷地派生出一种敬仰。
1941年10月，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在谋道的路旁发现了这棵古稀大树，后经多位植物学、生物学专家反复考察、研究、鉴定，于1948年正式确定为“水杉”，树龄约600余年，胸径米，冠幅22米，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水杉树，被称之为世界“水杉王”、“植物活化石”。水杉在世界其他地方早已绝迹，最早发现的水杉化石距今已有约六千万年至一亿年之久。谋道这棵水杉的发现，推翻了“水杉早已灭绝”的定论。
曾有一位日本植物学家远渡重洋来到谋道，当他走到“水杉王”面前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磕三个响头，然后抚摸着粗糙的树干，流着泪、发疯似的大喊大叫：“我终于见到了活着的水杉啦……”
面对眼前这棵古老的“水杉王”，我毕恭毕敬地站着，心底突然化成一泓清水，映出两个词来，于是，我双手合十，默默地祈求我和我的亲人、朋友：平安、健康。
谋道“水杉王”的存在是我事先不知道的，但沪蓉西高速路上的“世界第一高桥”我却听说过，并一再告诉替换老特开车的建哥，说：恩施境内有一座“四渡河大桥”，是世界上最高的桥，桥面与峡谷底有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开慢点，停下来看一下。
我两眼直盯着窗外，特别留意路上设置的地名标牌，惟恐“四渡河大桥”一晃而过了。谁知这一路上都是桥连着隧洞、隧洞又连着桥，大大小小的桥梁有339座、遂道43条，路、桥、隧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沪蓉西高速路因此被称之为“桥隧博物馆”。桥、隧的交叉让我有点目不暇接了，突然，盯着地名标牌的斜视目光中，路边的一块石碑上好像“世界第一高桥”的几个字一晃而过，我忙喊叫“四渡河大桥到了！”等建哥将车减速、打开靠右指标灯、减档……再打开应急指示灯等一系操作程序做完，停在应急车道时，我们已在桥的中间了。
四渡河大桥东接宜昌，西连恩施，全长1365米，比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法国米约大桥还要高290米，被誉为世界第一高悬索桥。这里峡谷太深，两岸绝崖峭壁，用飞机、热气球等方式都无法抛送架桥的先导索到达对岸。后来大桥的项目经理生病住院时，从针管的原理中突发奇想：发射火箭抛送先导索。正是这个奇想，成为了世界桥梁史上应用军工火箭成功解决施工难题的首例。
下了车，感觉凉飕飕的，峡谷弥漫着河雾，看不见谷底。这时的老特比这位项目经理还敢想，站在桥边，对着峡谷就小便，得意扬扬地边撒边说：看！我撒了泡世界最高的尿。
建哥当然不甘落后，也跟着撒起了小便。撒着撒着，老特觉得不过瘾，翻过大桥的护拦，下到狭窄的检修道上，说这样才撒得出去一些。我连声阻止道：“兄弟伙，太危险了，莫下去！”他哪里听得进，回头笑着问我，恐怕这尿还没落下底，就被风吹散了？
我本来提议在桥上临时停车已属违章，对他俩的不雅行为也不好制止，只能催促快点上车离开。
我坐到驾驶位上，转动车钥匙，启动汽车向前驶去。我想，前面已虔诚地敬拜过古老的“水杉王”，现在又踏上了“世界第一高桥”，前面还有什么样的路能够阻挡得了我们的奔驰呢？！
再说，过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桥，就是宜昌的地界，我们将踏上的是“夷陵”之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稿 费
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稿费只有八角钱。
“处女作”在报纸上占的位置太小，行内人士都知道这连“豆腐块”也算不上，只能称作“火柴盒”。那是1981年3月份，具体的日子记不起了，我在市里的《万县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百多字的小消息。我满以为第二天就能收到稿费，结果一个月后才通过邮局寄来。
这八角钱的稿费，是报社沿袭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稿酬标准计发的。在八十年代初我学写新闻时，还听过有关这个稿酬标准有趣的故事：县委的一位干事二十来岁时，有次去乡下蹲点归来，两位同事邀他一块下馆子，声称不要他付帐。一顿饭下来，有菜有肉还有汤，只用去五角钱。同事不但付了帐，还递给干事三角钱，他很纳闷儿，同事告诉说：你写的新闻稿，报社寄来八角钱稿费，代你取了。在那“身份证”不知为何物的年代，单位“神圣”的公章盖在汇款单上，同事就能帮他代取稿费。那是猪肉每公斤只卖五六角、羊肉每公斤才卖二三角的年月，干事说，那时的稿费真管用。
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1年12月26日发表在《万县日报》上的一篇五百来字的小小说。我之所以非常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读到刊有我小小说的报纸的这天，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父亲这棵大树倒了，和接踵而来的处女作的发表，这种悲喜交加的事突然在一天之中发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篇小小说得到了两元稿费。我花二角伍分钱，去书店买了一套早就看好的书签，在每张上都标注了这个悲喜交加的日子。剩下的那一元多，我在小储蓄所里开了个户头存着，想留个纪念。
十年后，我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赠给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时，她摸索着找出一枚书签，细心地夹在书的扉页里。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用稿费买的那套书签中的一张，送给她这么多年了居然还保存着，可另外那些我自己一枚也没能留下来，而那个存着稿费的户头，也早在我工作调离时注销了。
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了，却没有一分钱稿费。不仅稿费没有，为自费出版这本集子，我东借西凑还倒贴六千多元，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我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这个“包袱”是多么的沉重，我也不知要何时才能卸下。
我结婚的时候，这个“包袱”压得我买不起一件家具，好在新房是我的单身宿舍，全部领借单位配制的临时家具凑合。结婚的酒宴根本称不上“席”，顶多叫朋友聚餐，餐费也是几个同事凑起付的。母亲知道我终于结婚了，特地从县城老家赶了过来，当她看到已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还这副寒碜的模样，数落着从她那“单薄”的存款中取了两千元给我。这些钱我最终没拿到家具店去，交给了我欠着印书费的那家印刷厂里。
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是在三年之后，我从单位辞了职开始做生意，已决定从此搁笔了。这时自费出版散文集已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即使印张多点，用纸克数厚点，装帧精美些，我也绝不会再背上“包袱”了。
搁笔后，我收到的最后一笔稿费没去邮局领取，汇款单至今留存着。
现在我时常又想写点什么，打开电脑，也许是面对显示器没了握钢笔时的灵感，连一段满意的文字也敲不出来。好在有了互联网，文稿写出来不需编辑、总编长时间的层层审核，放到我的博客里就算发表了，自然，没有了稿费。
先前一位一块儿写稿而现在做了总编的文友说，如今的稿酬标准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有些报刊社还实行了优稿优酬的办法，稿费高得很。
我常想，人有时背上一点“包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怀念父亲
我刚满十七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
其实八岁时我才和父亲住在一起。那年，父亲来寄养我的姑妈家，接我回县城去读书。他中等个子，脸很黑瘦，没有笑容，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尽管当时姑妈一个劲叫我喊“爸爸”，我就犟着性子始终不开口，还不愿跟父亲一起走。
父亲很严厉，即使在他心情稍好的时候，也只有说教。他上过四年小学，爱给我们兄妹背诵学过的课文，其中常背的一篇名叫《自鸣钟》，说的是一个叫小明的小朋友珍惜光阴的故事。这点我还是很佩服，三十多年前读的内容，他居然还能全文背诵。他侧着头，两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样子，背诵的声音粗壮而略带嘶哑。背完了，他的两眼仍然停留在窗外，似乎在寻找什么。我们都静静地坐着，谁也不敢打扰他，即使这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
天底下的父亲都是“望子成龙”。每到学校考试的日子，父亲一大早就起床，给我买回豆浆油条。那时猪肉凭票供应，父亲总是将肉票积攒在一起，用在我考试这几天，家里天天吃肉。但总是事与愿违。
我喜欢姑妈家屋后的那片竹林，在一次上图画课时，我画了一幅竹子图，没想到图画课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我，我便由此喜欢上了画画，立志要当画家。每学期的新教科书发到手上后，书背后的空白处我都会画上摇曳的竹子。三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小县城，读书是正业，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自已的兴趣和爱好。当然父亲也不允许我画画，经常检查我的书包，而我自有一套应付检查的办法。上学的路上，有一片长着杂草的开阔地，堆放着建房用的水泥预制板，我悄悄把图画本和颜料笔藏在最里面的水泥板的空隙里，上学时再去取。
不过教科书背后那摇曳的竹影还是没逃过父亲的眼睛，我手心也逃不掉竹篾片抽打的阵阵揪心的疼痛。最让我揪心痛的还是那些颜料笔。我原以为那永远都抬不完的水泥板的堆码场，突然在一个早晨我去上学时变得空荡荡的了，图画本和颜料笔早已不知去向。我当时喉咙管一热、鼻子一酸，差点哭了出来。
父亲有生以来，从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买颜料笔的钱是姑妈过年时给的压岁钱。家境贫寒的姑妈压岁钱每次只给五角，那时一盒颜料笔要一元多，积攒几年的压岁钱才够买一盒。于是姑妈平时把用完的牙膏管、酒瓶，甚至吃肉留下的猪骨头积攒在一起，让我卖给废品收购店，换钱去买颜料笔。一支铝皮的牙膏管可卖两分钱，一公斤猪骨可卖一角钱，可想而知，贫困年代的一支牙膏要用多久？凭券供应的年月吃多久的猪肉才有一公斤骨头？……
画家梦就这样间接地被父亲早早地破灭了。
初中三年级时，我不是古文背不了，就是作业没做，经常留校光顾班主任老师的家，没想到竟和她丈夫交上了朋友。他还在乡下当“知青”，时常把在乡下周围发生的事写给报社，报纸登出来后会寄给他稿费，有了稿费的那个月，他在知青屋吃的油盐钱和点灯用的煤油钱就不愁了。我头一次听说写文章会赚钱，当然兴趣很浓。正巧这时遇上学校有位同学勇救落水小孩的事，我写了出来，寄给了报纸社。班主任的丈夫告诉我，凡是给报社邮寄稿件都不需要贴邮票，由报社统一给邮局付邮费。没想到世上真有这白赚钱的事。
我写的稿件并没有登出来，但又做起了文学梦。
做起文学梦的那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居然只得了二十多分。领成绩通知单那天，我按老规矩自己拿来竹蔑片，躺在板凳上。父亲气愤极了，站起身狠狠地抽打，竹篾片每落下一次，我屁股上就冒出一道血印子。
屁股上的血印子消得很快，文学梦的瘾却越来越浓。夜晚我不敢开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写小说，写着写着电光变弱了、渐渐地熄灭了，我就着窗外反透进来的一点光亮也要写完最后一个字。
结果，我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父亲给我配完眼镜回来那天，一把火烧掉了我所有的文学书籍。
十六岁那年，我刚入高中，在那个大学只有百分之几的录取率的年代，父亲绝对不再指望我考大学了，他设法让我进单位做了一名工人。我虽然也没有考大学的决心和努力，但我有我的文学梦，留念学校生活，极不愿意工作。选择岗位时，我想去车间开机器学技术，父亲却让我留在办公室当勤杂工，他说，在办公室工作容易当干部。
继续上学与工作、当技工与勤杂工，都由父亲安排，不由我去选择。
在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时，父亲就得了重病。他整天躺在床上，心里很烦，动不动就发火、骂人，生病的人都这样。我在医院侍候他，很少与他说话。他稍稍安静后，我偷闲拿出小说稿在一旁修改。父亲有时望着我，也许想对我说什么，可终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