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胡同第几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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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灭；有的年轻恋人是观赏为次欢聚为主；或演出间进进出出，零食不断；或坐席上姿态做派不雅；有的年轻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却又不会教育指点，台上音乐偶像献艺，台下幼龙雏凤比抖腿还要嬉皮。
愿以母亲留下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供大家参考：要像爱惜每一篇字纸一样，珍惜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每一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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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八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译介它，是认为内容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老人尴尬处境的进步意义。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出版社将其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于是加印几次，达到很大的一个印数。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工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十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着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给她解释，中国人口那么多，十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当时重印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刷的册数就要多许多。这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而且，我从一九八六年后半年起，编制也不在专业作家系列，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
谢幕与终曲
至今回想起母亲，在剧场演出结束后，那样重视演员谢幕的表现，还不禁感动。
她不仅会随着大家一起鼓掌，微笑地仰望着走到台沿谢幕的演员，还总是嘴里喃喃有词，发出些感叹赞扬，仿佛人家会听得见似的。她总属于把掌声坚持到最后，直到幕布合拢再不掀开，才意犹未竟地离场的那批铁杆戏迷之一。不等回到家中，在公共汽车上，她就会抿着嘴笑，跟家里人宣布：“今天谢幕六次啊。真精彩呀。”或者说：“别看今天谢幕才三回。其实也很了不起。”她很少有对演出不满意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因为剧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父亲只爱看京剧，母亲除了京剧，其他剧种比如评剧、曲剧、河北梆子也都喜欢，而且也很爱看话剧，我小时候跟母亲进剧场观剧的次数最多。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当然首先是对演员有一份浓酽的尊重。她说过嘛，应该像爱惜每一篇字纸那样，珍惜每一回观看到的演出。但那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礼貌。母亲有感悟艺术的天性。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孙维世导演的，金山主演。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阴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小小的心于是琢磨起来：景色那么美，穿的、吃的、住的那么好，可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快活？……当然，整出戏演完，我也不能说真看懂了什么。演员谢幕的时候，母亲照例感动地久久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回家的有轨电车上，我跟母亲说：“这戏好。”母亲问：“好在哪里？”我就说：“万尼亚舅舅跟他侄女儿索尼娅说：你的头发真美。索尼娅说：一个人长得不美的时候，人们就会安慰她，你的头发美……”母亲微笑了，笑得像缓缓开放出一朵花，说：“能记住这么几句台词，也不枉你看了这么一出戏，他们也不枉演了这么一场啊。”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话太老了。其实还可以说些“年轻话”——戏吸引人恰是因为不尽如人生，而人生的诡谲其实远非任何戏剧可比。现在回想起母亲带我看戏的种种情景，忽然憬悟：观戏的最大意义和乐趣，是在人生中镶嵌进一些“美丽的停顿”。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母亲仙去二十年了。现在我进剧场不多了。但一旦去剧场观剧，我总是提前进场，中途绝不“抽签”。我最见不得那些未到幕落就站起来撤退的看客，我总是以真诚的鼓掌和仰望来对待演员谢幕，离开剧场回家的途中，我会回味那些最打动我的片断。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像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就不是穿插在情节流动当中，而是放在最后字幕走动时，由席琳？迪翁深情唱出。许多中国观众还不习惯在电影院里静坐到全部字幕走完，欣赏完终曲再离座，有的影院甚至也不待拷贝彻底走完便停止放映；一些人士在家里看光盘，就更不耐烦听电影的终曲了。记得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我置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情景中，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虔诚地对待演员谢幕，我更加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沉浸于艺术，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美丽的停顿”。
二勇
那是去年春节前，村友三儿跟我说，村里老秦家有一副二勇。我不信。那玩意儿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世道沧桑，保留到如今？
所谓二勇，是一种布制傀儡。它上半截是两个摔跤手面对面扯臂的形象，茁茁实实的。下半截呢，没被耍弄时就是空空的一条肥裤子。半个世纪前，我还是个少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很快融入了新的民俗氛围，在东庙（隆福寺）和西庙（护国寺）的庙会里，都看到过民间艺人表演“二勇摔跤”。那表演的爷们自己穿一条跟傀儡的裤子一模一样的肥裆裤，彻底地弯下腰，把自己的两只胳臂套进傀儡的裤子，把头部隐藏起来，这样，那二勇就成为了两个揪扯在一起的摔跤壮汉。表演者变换种种技巧，自己的双腿和双臂巧妙地移动、磕绊乃至踢出躲闪，使观看者觉得就是有两位勇士在专心地搏斗。那傀儡的上半部虽然看上去就是假人，但是因为下半部的灵活运动，不断地颤抖摆动，也就以假乱真，让看客在真真假假的谐谑表演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表演完了，艺人从傀儡的裤子里褪出上半身来，一定是满头大汗，两条粗壮的胳臂青筋暴起。在他转着圈抱拳作揖的时候，会有一多半看客转身离去，但也一定会有一些看客往搁放在地上的傀儡身上扔钱。我那时也就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拿出二百扔下去——我说的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二分钱。现在的年轻人会哑然失笑吧？你那么抠门！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庙会里吃一碗炸丸子——过油的素丸子用滚水煮了撒上些椒盐，撇一勺稀释的芝麻酱，再撒上点香菜叶——很香啊，二百块钱一碗。
其实，那种一人演出呈现两人景象的傀儡戏，也不都是“二勇摔跤”。我后来还看到过几种类似的表演，比如“猪八戒背媳妇”，再比如“瞎子背疯”。——那傀儡的上半截是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疯婆子”的造型，所谓“疯婆子”，并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妇人，而是“疯瘫”（其实更正确写法应该是“风瘫”）即高位截瘫的妇人，为了表示其下肢瘫痪，还特意制作出了一双别在丈夫腰后的萎缩得不成比例的坏腿。和“二勇摔跤”不同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和“瞎子背疯”的表演者虽然也入套藏脸，但底下不是四条腿，多半用自己的腿脚表演丈夫的腿脚，而以自己的双臂表演媳妇的双臂。“背疯”把“疯婆子”乱指挥、瞎丈夫步步错的“洋相”呈现得淋漓尽致，有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我很不喜欢。这类民俗性质的表演，有精华，有糟粕，“瞎子背疯”拿残障人开涮，格调不健康。多年前，我写过《丑媒婆可以休矣》一文。现在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组织民俗表演，比如跑旱船，应该删除那男扮女妆、唇边点着大黑痣、举着长杆烟袋锅、模仿三寸金莲移动艰难、摇摆扭捏的丑媒婆一角。
话说三儿带我到了老秦家，他家房子虽然改建过，正房里有一间居然还保留着砖炕，北墙根还保留着一个大躺柜，莫非那大躺柜里存着二勇？老秦见我急切地询问，觉得好笑，那算啥稀奇玩意？早该扔了！带我到东厢房堆杂物那间屋，从旮旯里揪出一样陈旧得不行的东西来，正是傀儡二勇！那两位勇士的造型，是辫子盘在头上，呀！该是晚清的遗物吧？老秦告诉我，那是他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还玩过。为什么能一直留下来？因为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时候，他家成分好，没人来他家翻查，他们也几次打算扔掉，但总没彻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老秦说你喜欢这没用的东西你尽管拿走。我想起城里的一位朋友专爱搜集民俗旧物，就决定哪天带他来拜访老秦，收购了去。
但是，后来我忙来忙去，没顾上张罗这事。今年秋天带着我那位朋友来到我乡村书房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没麻烦三儿，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么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妇告诉我们，那二勇已经被她拆了，铺在狗窝里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贵品种，繁殖好了会有人一千两千地拿钱来买！
我十分沮丧。倒是我那朋友频频劝解我。他说“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内涵的。细想也真是，人生、社会，说是双方争斗，其实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想跟人和谐，先得自己协调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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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麻秸待踩岁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