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无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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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穿老羊皮，夏穿合子布，在戈壁滩上与工人一起上井架、下油池、建炼厂、跑运输、办农场，以辛勤的劳动建设大西北的。
玉门油矿的第一座住房是先遣勘测队在老君庙旁支起的那顶帐篷，随着矿上人员的增多，在庙附近的山坡上又搭起了满处漏雨的土屋，不分职员、工人，都在这里居家饮食。油矿规模扩大后，又相继盖起了圆门宿舍、八卦房、九间房等一栋栋“干打垒”的土房。二十年后，在大庆会战中，这种“干打垒”竟又成了会战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住房问题的法宝。由于西北木材奇缺，在石油河边初建炼油厂时，两岸山崖上挖了许多窑洞供工人居住，以后住房增多，窑洞便废弃不用了。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这些窑洞当作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教材，于事实是不符的。当年油矿既不是私人企业，窑洞也是暂住，既使是油矿高级职员，所住的房子用五十年前的眼光看，在城市也属平民住宅。有一座房子叫“祁连别墅”，是招待所，也仅是名字好听而已，若与电影《创业》中“裕明别墅”豪华的场面相比，真如寒窑一般令纨袴之徒不敢安卧。
当年炼油厂文事课课长兼总务处福利课长的李林学先生在回忆征集建筑木材的情况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炼油厂厂房需要一根大梁，福利课派人寻遍整个肃州地区也找不到这样大的木头。一日，寻找人在酒泉县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外看到院内耸立着五棵白杨树，粗壮高大，正适合做大梁，便去商讨用高价收购。谁知这户主人怕伤风水，坚持不卖，后托大户的朋友去商量，依然不行。炼厂的工期催得很紧，李林学一筹未展。忽然他想到了酒泉驻军旅长马步康，当地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无人敢违背他的意愿，酒泉大树少，就缘于大部分被他征去军用，但因为玉门油矿直属资源委员会管辖，他对油矿的人却很客气。李林学想，何不以马步康来吓吓人？于是，他对那大户的朋友说：“我与马旅长关系很好，如果你这个朋友再不答应，误了工期，我只好找马旅长出面了，那样他会什么也得不到，不如直接卖给我们。”此话真的灵验，第二天大户就来请李林学去商议伐树。
石油专家们常恢谐地说，玉门油矿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的机缘。开办油矿，一要有水源，二要有燃料，这两个条件在大西北戈壁本是最缺乏的，可恰在玉门水有石油河的水，煤有祁连山的煤，真是福兮富兮。只是水在眼前，煤要自己动手去找。
初到老君庙的靳锡庚与孙健初一天骑着毛驴沿祁连山麓找煤。返回时，靳锡庚为了作些地形调查，与孙健初分手，另择路而行，不想迷失了方向。眼看日影西斜，幸遇到一个放羊人，方知自己南辕北辙了。返身连翻三座山，才望到老君庙附近的弓形山。靳锡庚又渴又饿，就在他几近无力抬腿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座山洞。钻进一看，洞不深，中间土台上供着一座“三清”牌位，牌位前摆着四个海碗大的馍，地上的瓦罐里还盛着水。这很像个道士隐遁修行的地方。饥肠辘辘的靳锡庚被那馍那水诱惑得再也走不动，坐在洞口等了一会儿，见无人来，起身到土台前抓起一个馍掰开就啃。不料想，白白的馍竟只是一层皮，里面全是黑黑的杂面。好在靳锡庚已饥不择食，捧起水罐一边饮水一边啃馍。馍太大，吃了半个就饱。走时，他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一块银元放在供品旁，算是给道人的赔偿。靳锡庚在向我描述当时饱腹的情景时，摇摇头说，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馍了。
建在戈壁滩上的玉门油矿很像一座汪洋中寸草不生的海岛，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兰州、酒泉运来，因此，建矿初期是很苦的。1941年油矿正式开发后，孙越崎就任总经理。此时的孙越崎作为实业家已遐迩闻名，他的成功不仅是他的学识和吃苦精神，更在于他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却又不被西方的经验所束缚，他有他的“孙越崎模式”，就是西为中用。他敢开先河，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为此，成为旧中国三、四十年代无人可匹敌的实业家。他上任后，开中国企业界第一个先河的便是办油矿农场，大搞职工生活，他认定，玉门油矿要在戈壁上坚持办下去必须建设油矿的生活基地，让一万五千职工家属过上吃住无忧的生活。在旧中国，企业家关注职工生活已属不易，创办企业农场更无人敢想。二十年后的大庆会战，曾将办油田农场说成是“创造”，其实二十年前的孙越崎在玉门已“创造”了一次。
孙越崎从重庆请来浙江大学农学教授汪国舆，农艺专家缪炎生、焦龙华，在有水源的酒泉、赤金、嘉峪关办起了三个农场，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植了蔬菜、果树，喂养了猪、羊、鸡、奶牛。到抗战胜利，矿上职工不但吃到了新鲜的蔬菜，还吃上了自养的猪、羊、鸡。充满绿色的农场成为职工假日野游的场所。为了美化老君庙矿区，又办起了老君庙农场，专业绿化工作，抽引石油河水在矿区内栽花种树。所种之树，至今仍耸立在玉门市内。
企业办学，是孙越崎又一先河之举。
为了让职工的子弟有学上，孙越崎请来重庆国立师范附小校长朱镜坚来矿办学。朱先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与周恩来有私交。周恩来闻知朱先生要到闻名全国的玉门油矿办学，亲自布置，派遣中###员田伯萍、丁毅等七人随朱先生到老君庙，协助朱先生创办了油矿子弟小学。
当今我国的大型工矿企业开办职工学校已蔚然成风，寻根索源，开此先河者正是玉门油矿的孙越崎。玉门油矿创办初期，召来的工人均是酒泉及附近地区没有文化的农民，操作现代化的机械异常困难。为了提高工人素质，严爽任筹备处主任期间，先办起了夜校式的艺徒补习班，着力培训技术工人。所聘教师均是来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报酬，但都把任教当作一种荣誉，争先恐后地来夜校教学。孙越崎任总经理后，又成立了正规的职业技工学校，专为油矿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技工学校的学员大多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
油矿正式开发后，逐步办起了电厂、医院、福利社、粮食加工厂、浴室、鞋店、布店、豆腐房、酱房、理发店、缝衣店。职工们自发创办了《矿声》刊物，组织起业余平剧团、秦腔团、话剧团和秧歌队。塞上话剧团相继上演抗战时期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日出》、《原野》、《风雨夜归人》，为此，曹禺先生1943年夏来到油矿参观指导。
为了让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在戈壁滩上安心工作，孙越崎找到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请她在她创办的重庆女子职业学校中挑选肯立志大西北建设的女学生到油矿工作。女学生到来之前，孙越崎对未婚的职工戏语宣布：“我将于最短期间选派大队小姐来矿工作，这一举措纯系‘救济’与‘补给’性质。希望单身同仁把握机会，争取佳偶，勿放空炮，否则，不但辜负了我一番苦心，也是光杆们的耻辱。”孙越崎请花入矿之举又开了中外企业家之先河，令石油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
祁连山下不再寂寞，
石油河水不再孤独，
暮色降临，整个矿区灯光闪烁，一片辉煌。
短短的几年时间，一个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的，拥有一万五千职工家属的石油城在大西北荒凉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这是中国人民面对侵略战争，在世界的东方创造出的奇迹！
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收复被俄国人侵占的新疆失地，率大军沿河西走廊入疆作战。他下令，凡大军过处必须修路栽柳。于是，自泾州至玉门，连绵数千里柳绿成萌。后人称“左公柳”，至今遗树仍绿。
光绪五年，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应左宗棠之邀，到新疆旅行，走在河西走廊上，见路两旁绿如帷幄的杨柳，触景生情，作诗云：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为祖国统一，远征天山，不愧为中华一代名将。
六十年后，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沿着左宗棠西征之路来到玉门寻找石油的开拓者们，正像这扎根戈壁的左公柳，成为中华民族又一代英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危难受命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拯救饱经忧患的祖国，怀着科学与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奠基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的基础而殚精竭虑，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微小的，可一座辉煌的大厦能够嘲笑它那未坦露在阳光下的地基吗？解脱了二千年封建王朝桎梏的中国不就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他们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砌筑着大厦的屋基啊？
——采访札记
危难受命
1992年夏，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十余位古稀老人来到北京，恭敬地拜访了一位老翁，向他送上一幅精美的银制台屏，台屏上镌刻着“饮水思源”四个字，并作文道：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方其功之未成也，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其所，是以得志于成功。吾公受命于抗日战争艰难之际，开发石油于祁连戈壁之间，排众议，闯万难，卒成事功，为我国石油工业开创新猷，其丰功，其伟业，实足以当之。”
他就是百岁老人孙越崎。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实业家，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叫同康的小山村，原名孙毓麒。1915年在复旦公学读书时，他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立志救国图存，使中国越过崎岖的道路，走上光明的坦途，遂改名越崎。1917年，孙越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天津“五四”运动中，到直隶省长曹锐衙门中请愿的“四君子”之一。论名声，孙越崎当时比周恩来要大，只是周恩来其后选择了共产主义，而孙越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在那个创造英雄的时代里，确实存在着比其它时代更多的必然和巧合，三十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迎接了起义归来的孙越崎，应了那句有志者殊路同归的话。
孙越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生为中国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不已，在他92岁时，还率领三峡工程调查组沿三峡实地考察了38天。1990年，时已97岁的孙越崎亲笔撰写三万言的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他堪称人类历史上做实际工作年龄最长的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世纪人生丰富而绚丽，但是最能体现他的品质和成就的，应属对玉门油矿的创办和开发。
1940年8月，孙越崎作为资源委员会专员，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到玉门油矿作有无大规模开采价值的调查。此时，翁文灏已有意让孙越崎领导创办玉门油矿。
一进入矿区，挑战与机遇立即像两把倚天的长剑悬在了孙越崎的头上。
已实际上成为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玉门油矿，设备之简陋，技术之落后，令人吃惊。
从延长调来的两部冲击式钻机，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上下顿击钻井，井架是木头的，汽轮机转速每分钟最高仅达360转，28马力的钻深能力仅200米。钻进时，因为缺少套管、钻杆、钻头，怕过多损耗钻机，要人工先在井位挖一口方井，然后再下钻头开钻。老君庙一号井井深仅米，方井便挖了米；6号井竟挖了47米深才使用钻机，致使挖掘中一名工人窒息而死。为了增强钻井能力，资源委员会于1939年11月从宜洛煤矿调来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玉门，孙越崎来玉门调查时，又有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矿，这些探煤矿用的钻机钻深能力最大也仅800米。
为了多出石油，煤矿出身的靳锡庚竟像开煤矿一样，在石油河畔悬崖下挖平硐采油，先后共挖三个硐，最深的坑道达47米，三硐日产石油一吨。
没有一寸输油管道，从油井采出的原油通过人工挖掘的壕沟导入人工挖掘的土油池，然后再由人夏用桶挑，冬用筐抬，运到炼厂炼油，至使原油和原油中的轻质油损失巨大。
最初的炼油设备仅为一个70加仑的的蒸馏锅，装建在老君庙前，炼油的燃料则是从附近砍伐的骆驼草、柳树和祁连山里采掘的煤。1939年10月，油矿筹备处在石油河畔兴建起第一炼油厂，建立起手工操作的连续性立式炼炉和卧式蒸馏炼炉各两具。孙越崎到玉门时，金开英正筹建嘉峪关第二炼油厂。
设备虽然简陋，但还有令孙越崎更为兴奋的一面，这就是人的精神和满山满沟露天存放的石油。此时，老君庙已有职工七百余人，油矿的基础经过他们百折不挠的努力在戈壁上已初步形成，生产出原油1774吨，为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孙越崎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开发玉门油矿的困难可谓是荆棘载途，但有利的条件仍然令人鼓舞：一是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油层；二是有一群肯吃苦，致力于石油工业的人；三是有翁文灏这样懂石油的政府高层领导的支持。
孙越崎自玉门返回重庆后，应翁文灏、钱昌照之请，主持起草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上书国民政府。三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准了开发计划，拨款500万美元。这是抗战时期一笔最大的国营企业创办费。
关于拨款500万美元一事，现在的各类石油史学书中都有这样的说法：孙越崎的计划交行政院后，遭到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后又单独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说尽好话才被批准，以此来说明这些政府官员对开发玉门油矿的不重视和昏庸。其实，这实在是一个经济问题。抗战时期用500万美元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比之现在用50亿人民币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很难分出伯仲，如果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