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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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一条小巷里，那是我的祖母家的房子，祖母家姓李，我的父亲俗名“承李”，即承嗣李家之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全家是在庙里住过的。那是城隍庙后宫，在大殿的后面。大约在五十年代初，庙里的菩萨是我的父亲他们自己动手毁掉烧化的，那当然有政府的号召而为当时的他们所拥护。我记得父亲做这事时是高兴的，那时他不过四十岁人，大约还很能感应社会的进步。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记得他每天拿了小鎯头出去参加敲碎铁矿石，那大约是没有报酬或报酬很少的。他那时的态度，我记得跟工人赶时间去上班一样认真，而且满怀热情。由这些零碎而不多的印象，我感到我的父亲内心纯真，如果他正式参加工作的话，将是一个很好的员工。菩萨烧掉，庙宇被收为国家房产，道士们被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到省的以至中央的乐团里当了演奏员。我的父亲之所以没有就业，一是身体欠佳，二是家中有五个子女无人照应，但骨子里大约也是习气散漫，不想参加工作，母亲后来是这样说过他的。
父亲的没有参加工作，成了我的家里贫困的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填写《登记表》时发生过那样的困难。我的父亲是这样的“无能”，并且带给我们这样特殊的尴尬，可是我的父亲的去世，让我们全家无不悲痛，也是我最为悲痛的事情，我在小说《胡驴子》（《新华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的最后一节写的那悲伤的儿子，其实就是我自己。我的一生无言的父亲啊，我将一辈子不断地去理解你那平淡的灵魂！
平凡的母亲
我的父亲在七十五岁去世。当我父亲遗体停放老家堂屋里时，有人去看了一下，说，老太还有得过呢。因为我父亲的双脚一只在前些，一只在后些。奇怪，生前平齐的双脚，死后怎会一前一后的呢？于是，将那在前的象征亡人，是先去了，而在后的象征未亡人，还有几步路要走。说虽无稽，事却果然，此后我的母亲又过了十七年，于九十岁去世。现在，母亲离去也九年了。既然写了父亲，却迟迟没有动笔写母亲，成了心中的牵挂。今日总算动笔。
我母亲姓刘，名冬妹。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吴刘氏”的字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亲的姓名会是这样用过的，因为那时普遍如此。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刘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邮递员送来一回，那是母亲从上海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我父亲“吴承李”收。我在《尴尬的父亲》里交代过，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介绍到上海去做工，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由于自己思想上与身体上的原因，把公家给他安排的就业机会推掉，从此做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却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时家里有五个人上学，两个中学，三个小学。到母亲从上海退休回家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学，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务这副担子，并未减轻，遂由母亲接过来，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来，有十五年之久，在社会角色上，母亲与父亲掉换了一下女人与男人的位置，变成女人打工挣钱，而男人操持家务。
母亲从上海寄回家的钱是三十元，这在母亲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摊到全家每人生活费则仅为五元。当时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学生可从学校申请到的助学金，可以达到七元或更多一些，这个钱，足够该生在学校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七元这条基本线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学，他们是否申请过助学金，我没印象了，可能申请过，以贴补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也许申请过一回，后来是没有再申请。小时上学，收费极低，以现在的眼光，那简直不算钱，然而每逢开学，父亲还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这些钱来，总要拖着，陆续才能交全，那种窘境，想来很难受。后来，我姐姐考上北京医学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师范学院，而我另一个姐姐又被南京体院看中，他们就不再要家里负担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个人的日子要好过多了。几年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给家里寄了钱来，这样，家里的日子，再不用发愁。普通百姓，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步步这样过来，从没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这在我，是刻骨铭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从小与母亲的接触，比起那些依傍着母亲长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们正在读中学时，母亲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们身边。如今想来，这在我的母亲，是何等的伤心和决断啊！
我记得，有一年母亲从外面回来，其时我和弟弟似乎还不懂得与妈妈亲近，但心里是有那种自然的愿望的。某种迟疑与生硬是幼小以来长期没有接触母亲的缘故。我母亲把我们两们拉拢到她的身边，说，靠一起来！我们就那样与母亲靠到了一起。我们心里确实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克服一种障碍，我们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妈妈！
几天之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哭。我年长些，想到哭也无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个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气，我只好让他哭够。
那时我的姐姐与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学去了，家中父亲之外，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的，我母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放心，特地从上海抽空回家来看我们一下的吧。
随着我从少年成了青年，我对身边琐事，有一种更不关心的态度。母亲怎么从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记得了，记得的是母亲怎么张罗着托人给我们的大哥找对象、让他结起婚来。
陆续地，我听说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在上海过的日子。她只是一个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钱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钱只够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个青菜汤，以至于“刘冬妹的青菜汤”在单位上出了名。她还要省下钱来应付必要的人情，因为上海亲戚多，有了什么事，虽然总是关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却总是一礼不缺。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讥嘲她、其实也是为她心疼的话题。
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我，我向东还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没什么文化，是最普通百姓，不懂与这种“关心”所不同的更高深些的道理吧。但我的母亲那时似乎多数时间是在外地的，在我的上海与无锡的姐姐那里帮着照应。一九六八年冬，我作为中学生插队到农村去，我记得家中仍是我的父亲在操持，母亲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亲从哪里找出一只旧箱子来，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来，我就带着这只衣箱，一条被子，以及一些书籍，下了乡。其时并无母亲为我送行或叮咛的场面。然而当时我也并未感到有这一缺憾。母亲的不在我们身边，我是久已习惯而不当作一回事了。
让我平生为了母亲而心疼得泪水夺眶而出，明白我首先是母亲的儿子，而后才是别的什么，是在一种特别的环境里。那时插队的我，因为某种理由（叫做“深挖五&；#8226；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被关起来，与世隔绝，身边有几个人负责日夜陪伴与看守着，已经有好长时间了，预示着最为可悲的终结。主持这项工作的人们，竟然把我的母亲带到了我的面前。一见母亲出现在门口，坐着的我站起来，泪如泉涌。我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可悲处境，而是想到我的母亲一辈子为儿女吃尽千辛万苦，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要让她这样为我而痛心和担忧，被带到这里来，看到我这样可怕的处境，我真是不该啊！我并不是产生了什么痛悔，我只是为我的母亲而伤心，深感对不起母亲，做儿子的本该给母亲带来幸福与欢乐，却给她带来这样大的忧愁。什么叫做痛彻心扉，平生在那一刻是体会到了。
然而，令我心中震撼和惊奇的是，我的母亲竟然那么平静，我的眼泪流成那样，她却没有一滴眼泪，她叫我坐下来，她从容地坐到我的对面，对我说，妈妈一辈子吃了说不尽的苦，但从来没有哭过。
就这一句话，我只记得母亲说的这一句话了。她当时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她见我立即就听了她的话，自止住了那种巨大的伤心，她也就不说了。她并不认为她能给我什么说教和力量，她只是叫我在面对厄运时，要有一种直面和坚强，这只是一个母亲所能教给儿子的。但难道当时她就不想哭吗？然而，为了我，在我的面前，她决不流泪。并且，我相信，母亲会为一切能让人流泪的事情流泪，但不会为生活中所遇上的任何艰难困苦流泪，她总是坚强地挺过去。
平凡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不平凡的；最平常的母亲，在那一刻给我的，是最可宝贵的；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支撑着她和她这样的人的，就是这个，那是百姓的真理，那是平民的灵魂，那是生命的源泉。
我的母亲虽然是最辛劳的，然而，她也是最幸福的。且不说她有七个儿女，加上三个女婿、四个儿媳，每个人的小家庭情况都在她关心之中，而且，我们七个弟兄姐妹所生的孩子，依次地都是她从小带大的，一共是十二个。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与性情癖好她都最为了解，心中时时挂念，而到他们大了的时候，她又关心着他们的上学、工作、找对象以至生孩子这些事情。她的事业就这样丰富而繁忙，关心的半径依着子女的分布从上海到无锡、南京、泰州，还有一个连云港。由此我想到南美洲作家的《百年孤独》这部书，以一个活得很长很长的母亲为全书故事的贯穿性人物，真是很有道理的。人类之中最重要最伟大最富有历史感，而又永远对生活抱着不知疲倦的极大兴趣和热情，从来不会屈服而唯有向着光明前进的，确实莫过于母亲。然而，母亲的辛劳是超负荷的，而我们为她所做的，则几乎没有。直到她生病，去世，也没有要子女为她负担，因为她有退休待遇这些保障，并且她还留下了一点积蓄。母亲为我们实在是尽了她的所力所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一切，都是母亲给予的，我们的一切，都属于母亲，而我们所欠缺所懈怠的，都对不起母亲。
老家在一条巷子里，左邻右舍，巷头街尾，百姓彼此之间，能几代人在一定程度上都熟。我虽未留心观察，但回顾起来，母亲与邻居之间相处，是最为和善的。就以对门来说，有一户在街上久已无人，因在此仍有房产，乡下有一个女继承人有时要来一趟，每到饭时，就到我家来，我母亲像对自己女儿一样，亲切叫着她的名字，给她盛饭盛菜。这样非止一趟，直到她办完这趟事情离开。对门还有一户的后人，也只剩下一个妇女，家住本城远处，似较困难。我家每有事情，母亲必要拜托人去把她请来，来了就亲切叫着她的名字，谈起家常话，也是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我估计她们小时候一定是跟我的大姐她们一起的伙伴。这情况让人联想到某种部落性，就是说，把邻居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一直地放在心上，为他们过得好而高兴，为他们过得不好而同情。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百姓之交也是淡如水的，然而，也自有一种深深的浓意。
巷头我表姐家，她的祖母，是我的母亲的嫡亲姨妈，每见到我们，总是笑开了满脸的皱纹。我的母亲一有空就到表姐家去帮忙做事，因为表姐挨排儿连着生有三个小孩，她却不是一个会做家务的人。我看着她的孩子们长大。他们叫我的母亲为“婆婆”，叫我为“双林舅舅”。孩子的亲近热呼，反映着大人之间关系很好。后来陡起变化是因为一个想不到的纠纷。我才知道，我家北屋后面，原来没有她家的房屋，而是我家的小院，早年间母亲答应给她家借用了，渐渐被砌了进去。这回我大哥仅仅要把北屋升高些，表姐就出来阻拦。大哥的小小的工程撂荒着，又遭雨天，家中一塌糊涂。我不住在老家，回去看时，两个老人憔悴不堪，很令人担心。我的母亲去求过表姐，冒着雨，坐了黄包车，到她的新家里去找她，也到她的大女儿家去哀求。最后结果，是我家房屋只好维持原高度。我的母亲对自己姨妈家一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我那表姐，说出了她的怨恨，原来，在她年轻时“进步”的关键时刻，组织上进行必要的调查，我的父亲这个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她认为，这就是使她没有“进步”得成的原因。一腔怨恨忍了几十年，这回要来报复一场。听来可悲可笑，然而在她，情有可原，也是发自内心。她之所以隐忍了几十年，是因为看在我母亲的份上。我母亲之所以肯把地方让给她用，并且任由她砌进去，也因为我父亲不该说了老实话，影响了她的“进步”，而一个人的“进步”，当然是很大的事情。要不然，表姐也许确实会有很大“进步”的。至于我母亲帮她家料理家务，那三个小孩每个人都曾得到我母亲长久的细心的照应，这在我母亲，是不需要这些原因的。表姐现在已经迁居到外地去了，前不久我姐姐电话里告诉我，表姐生了大病，我姐姐去看望她，她对我姐姐说，她对不起我家，对不起我的母亲。我说，也就罢了。现在，老家一带早已拆迁一光，变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