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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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0（1）
“现在所谓同学会，主要忙两件事，一是吹牛皮，二是搞破鞋。”洪哥吐了一口烟，向我宣布道。
今天是我们大学毕业十周年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流落海外的散兵游勇齐聚校园。上午有个师生交流会，一部分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同学在会议室轮流发言，向系领导和老师证明学校没有白培养他们。像我这样除了给学校丢脸别的事都不干的学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汇报的，齐聚在主楼墙根抽烟唠嗑。只等他们汇报完毕，我们便一起前往郊区度假村吃午饭并展开为期两天的活动。
“吹牛皮就没我们的份儿了，难道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搞破鞋？”我问道。
“这只是网络上的说法。你觉得有破鞋可搞吗？一个个都是良家，良得根本起不了这个念头。”洪哥不屑道。
“这么说来，这两天我们会无所事事的。”
“那也不一定，村井来了吗？来了晚上把他摁到麻将桌，把他十年积蓄都掏出来。”
村井是我们班上一个日本农民的孩子，长得怪憨厚的，实际上精明得很？。据洪哥吹，上学那会儿一没饭票了，他们就把村井拉过来打麻将，打了一宿之后，大家又可以丰衣足食几天。毕业后村井没有回日本农村去养猪，而是在北京开餐馆，赚了不少中国人的钱。几个麻将打得好的同学都挺想念他的钱袋子。
二喜从会议室冲下来，气喘吁吁道：“你们赶紧上去呀，会议都开始了。”
“我们都不吹牛皮，上去干什么？”洪哥道。
“你们不用吹，如果轮到你们吹，我们午饭都不要吃了。是听众太少，人家发言多无趣呀！”
这倒是个问题。倘若以后我们也混到吹牛的机会，也没有听众，岂不是报应？一想到这样，我吆喝道：“走走，上去听一听，早听早结束。”
大伙像抽完鸦片似的从墙根上摇摇摆摆地起来，悄无声息鱼贯进入会议室，坐在外围的椅子上。一个刚刚调入宣传部几年的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向老师汇报自己上升的势头，并且坦言，十年太短不够混，等到毕业二十年，那时候绝对是个抬得上桌面的官儿。系领导老师眉开眼笑点头赞许，他们特别欢迎学生混得有头有脸有权有钱，能为学校做贡献长脸。与之相比，像我这种不能为学校做贡献时不时给学校抹黑的学生，真是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我厚着脸皮环顾四周，大部分男同学变化不大，体型略微胖实，偶尔有一两个由当初的典型瘦子变成胖子的令人大开眼界。女生大部分都走样了，你会错觉这是同学他妈的聚会。如果客观一点，当年最漂亮的女生现在也只能用风韵犹存来形容。说句实话，岁月对女人是残忍了些。
我悄悄对洪哥道：“确实如你所言，没什么破鞋好搞。”
洪哥道：“我就说嘛……”
话还没说完，当年的系学生会主席范剑突然点名叫洪哥发言，洪哥在教育厅工作，大概是让他作为*门的代表。
洪哥站起来抖了抖身子，把流氓的原形收回去，一本正经道：“我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十年来，我兢兢业业地工作，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是这还不够，不足以报答老师们的培养。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向取得更大成就的同学看齐，争取给学校争光。另外老师同学们，有用的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最后一句话博得大家的喝彩。
待洪哥坐下来，我催促道：“你接着说。”
洪哥小声道：“我是说，其实，有几个还是能看的，你看那谁谁谁，当破鞋绰绰有余。不过这话可不要传出去呀，让女生听见了我在同学里没法混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文系 0（2）
“瞧你说的，我就是跟女同学好到床上也不会传这话。”
“你是写小说的，别一不留神写出去了。”
“怎么可能，即便写出来，我也不可能写是你说的。”
二喜坐在旁边，把我们的谈话尽收耳底，道：“这么龌龊的话题，能不能到厕所去谈！”
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于是结伴上了厕所，临窗抽了根烟，聊了一些更加龌龊、具体和深入的话题。一个老师从蹲坑出来，鄙夷地看了我们两眼，不知道这圣洁的象牙塔里怎么会冒出两个流氓，而且这两个流氓曾受过本校的教育。
我很抱歉地看了他一眼，心道：这些龌龊的思想来源于社会，跟大学无关。
“学校一点进步都没有，老师还是傻乎乎的。”洪哥待他走出去，感叹道。
“也许哪天请我们来讲讲课，师生们才会开窍。”我吹牛皮道，“不过也奇怪，像这么古板的学校，怎么会培养出我们这么优秀的流氓呢？”
“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像北大、清华就甭想出。”
“是呀，北大、清华的传统，就是培养装逼犯的。”
“那也不客观，他们偶尔还是会培养出个把人才，给美国的科技事业添砖加瓦。”
“说白了就是美国设在北京的人才粗加工基地，毕了业还不都到硅谷去打工嘛。”
“这么说来，我们还真爱国。”
“那可不是，跟那些卖国传统的院校相比，我们都是爱国人士，民族精英。”
我们在厕所里过了过嘴瘾谈了些国际形势，耽误一些时间，又回到会议室稍微打了个盹，醒来后牛皮会就结束了。大家按照江湖的规矩，互相留了电话，说了有事尽管开口之类的话，和老师们告别，浩浩荡荡开往郊外。
活动开展得很成功，晚会上通过一些游戏节目，同学们原形毕露，一个个还是十来年前那副鸟样子。这下大伙就更亲热了。一边喝酒一边聊起当年的众生相，一个个可爱可笑可耻可怜的逸事，一幕幕场景就浮现出来。十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二喜趁着酒劲问道：“师师，《中文系》写完了没有？”
师师是我的绰号，我们同学大多数有绰号，不叫本名。前阵子跟二喜、萧姑娘在一块吃饭，他们让我写个《中文系》的小说，把大学生活再回炉一遍，最好把那些可乐的段子写出来，作为他们回忆的样本。对我来说，当时自己那点生活正好写得透支了，心想这个主意不错，就答应了下来。
“还没动笔呢，别指望了。”我说，“那点破事，写不了几行字，还要我费脑子虚构，哪有那工夫。”
二喜很失望。他一直希望我在小说中将他塑造成可歌可泣的形象，其实他最勇敢的事也就是跟我打了一次架，让我头皮缝了五针而已。
夜里，他们支起麻将桌，决定通宵。我喝得有点晕，但脑袋还是清醒的，躺在床上，听着他们一轮又一轮哗啦啦地洗牌，偶尔开点十年前开过的玩笑。说句实话，参加这次同学会，我的潜意识中似乎带着点期待，但也不知道是期待什么东西。难道能把逝去的时光期待回来吗？所以我都把自己搞糊涂了。
“那谁，凯子，现在混得很好，炒地皮呢，老婆都娶了三个了，娶一个丢一个，跟玩皮球似的。”泰森边洗牌边道。
凯子，谁呢，这么熟的名，迷迷糊糊中，这个名字像一只飞虫，从耳朵钻进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醒来时，我脑子异常清醒，波澜壮阔的记忆如清明上河图无限清晰地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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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1（1）
十几年前的我跟现在是两个人。现在我什么话都敢说，那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内向、孤僻、不合群。这一切的演变都是写作造成的。我认为，写作就是挖掘内心最隐秘的东西，几年如一日地挖着挖着，手写我心，隐秘的事物不再隐秘，一切澄明如灯。
大一我们住在北校区，原恭王府里，宿舍和教室都是王府厢房改造的，幽暗、寂寥，长长的压抑的走廊上一声咳嗽，会传得很久很远，并且流传着几个女鬼的故事。厕所和水房共用一个房间，据前一届的校友说，他们见过深夜里女鬼披头散发在泔水缸里捞剩饭吃。暑假一个深夜我到厕所小便，突然想起这个传说，小便还没拉完我就提着老二屁滚尿流地回来了，尿滴洒了一地。这种环境增强了我的孤僻心理。
隔着一条甬道，北面是个后花园，有几百年的古木，有荒草，有油漆剥落的亭台长廊。那一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来这里取景几天，夏雨他们就是在这亭子里厮打嬉闹，西边还有个高高的烟囱，是食堂的，夏雨他们从烟囱里下来，满脸漆黑。宁静在水房里洗头，姜文借了女生的一个水盆，在二楼女生宿舍的水房里拍的。那一年宿舍的同学一直在议论宁静胖乎乎的，到底属于好看还是难看，纷争很大。按照我的观点，我觉得那时候的宁静真是漂亮，肉乎乎的，瓷实。这也许代表我当时的审美观。但我不说，我很少跟同学交流真实的想法。
后花园是个恋爱的绝佳场所，我觉得不能暴殄天物。恰好我刚来到北京，不要命的孤独，于是我盯上一个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的女孩子，有一天晚自习时鼓足勇气，把一张纸条递给她：请你到后花园，有要事相商。
我在后花园的石头上等了二十分钟后，她就来了。我开门见山道：“我们交个朋友吧，这个地方挺不错的。”
她吃惊地问道：“什么样的朋友？”
“当然是男朋友女朋友。”
“我没有心理准备。我考虑一下，明天答复你。”
次日，未遂。
这是我人生中的绝唱。单凭这一幕，你也许以为我是个大胆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大学生。事实上我情感极为脆弱，一次委婉的拒绝就把我打倒。我根本不具备死缠烂打的战斗力和意志力。这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如此大胆、热烈、直接地向一个女孩表达情感，空前绝后。这次未遂给我的一个暗示就是：你喜欢的永远得不到。此后碰到任何喜欢的女孩，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惧，以及没有动手就席卷而来的失败感。
失败把我打回原形。我又成了那个郁郁寡欢的人了。
深夜里有时我会坐在后花园的石台上，忘记了恐惧，甚至期待能冒出一个女鬼和我聊天，甚至谈一场聊斋式的恋爱。这并非只是臆想，我是唯心主义者，对此确有期待。
跟现实的人交流毫无新意，如果跟古人保持来往，对我这种性格的人，再合适不过。女鬼迟迟没有出现。
有时候无聊，我就到柳荫街瞎走，或者逛到什刹海逛荷花市场，买个一两块钱的小工艺品，以及在湖边看老头下棋。老头棋艺很稀松平常，嘴上功夫特别了得，说你怎么下得这么横，整个儿一萨达姆。我听得如痴如醉，心想北京人在这么精彩的语言环境里长大，当个作家什么的太容易了，怎么就出一个王朔呀？把作家这一行当太不当回事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文系 1（2）
刚到北京，每天在食堂吃饭就跟啃树皮一样，难以下咽。食堂里能跟南方口味相通的唯一的菜肴就是白菜，可是狗日的师傅总爱在白菜里撒花椒籽，我不得不一颗颗拣出来，倘若不幸嚼中一个，就跟被甩一大嘴巴似的麻了半边。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先适应了吃拉面，中午吃拉面，夜宵也吃拉面，吃着吃着，竟然喜欢上了。和来自湖南的同学一起去吃拉面，他们把辣椒酱一勺又一勺地搅和在面里，看得我目瞪口呆。我也尝试着加点辣椒油，慢慢地从完全不会吃辣到习惯了微辣，每次拉出来时肛门总是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慢慢地我就喜欢上火烧火燎的感觉了。
等我学会吃辣的时候，大一生活就结束了。
刚进学校时，我也雄心勃勃，对学习抱有热情，也想延续高中时的境况，在年级里当个拔尖的学生。几次考试后，我就改变了想法，来的几乎都是各个学校的尖子生，强中自有强中手，想当个优等生拿奖学金什么的，难度很大，非把青春废了不可。于是我对自己有了重新的定位：当个差等生。反正从小到大没有当过，大学里再不当，以后就没机会了。
这是大一的唯一收获：努力使自己成为差等生，拥有迟到、旷课、不记笔记、偷看、对老师横挑鼻子竖挑眼评头论足、一个学期只有最后一个月拿来学习应付考试等等的权利。
这个鬼念头让我养成了一个怪癖：如果大家觉得日子竖着过最现实，那我就不妨横着干一干吧！
第二年，我们离开了那个见不到鬼的鬼地方，来到窗明几净横平竖直的大学本部，也就是传说中的铁狮子坟。这里环境很不一样，比如在恭王府里你随便找个地方幽会，鬼都找不到你；这里没有那么多幽暗之处，学生们来劲了挨着墙根抱着就啃，把别人当空气。我觉得自己是个林居动物，不知道能不能适应一马平川的生活。
我们搬到西南角，十四楼，在中国地图上相当于云南、广西等偏远省份，要到东北角北太平庄路边吃那个新疆人的肉串，得长途跋涉整个校园，回到宿舍串儿都变成屎了。这座楼被分为两个部分，东边一半是女生楼，西边一半是男生楼。楼高六层，但西边只有底下三层是男生的，上面三层还是女生住的。但你别以为这样男女生就走同一个楼道，西边三楼到四楼早堵死了，女生是从东边楼道里进去的，总之，女生住的部分就像一把驳壳枪的形状，男生没什么机会。不知道这是哪个校领导想的鬼主意。
我们住在321，宿舍比大一时小得多，有六个铺位，住着五个人，有一个铺位空的，搁箱子。我的下铺住一个来自广东的同学，叫吴庆庆，我们叫他阿庆或者西门，都有些憷他。并不是他有多残忍，而是他常年发低烧。他是年级里唯一一个旷课时老师和同学都习以为常的人，用不着请假。我们的校外定点医院北医三院都成了他家开的了，各项检查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病，药还是长年累月吃着。如果你问他到底是什么病，他就睁大眼睛昂着脖子道：“哪有病，根本就没病嘛。”同学们私底下流传，他得的可能是艾滋病，因为症状特别像。况且他来自广东，得风气之先，这么先进的玩意儿他该先拔头筹。但是谁都不敢提醒他是不是艾滋病�
